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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讲究面子的，中国人也讲究里子。要面子，也要里子，这是好事。
面子和里子，互为表里。我们说做人要做到表里如一，怎样说就怎样做，这是一种境界，是一种君子之气，是一种崇高的道德行为。话是这样说，做起来却很难，能做到的更是几稀也。
我们中国人虽然面子里子都要，可并没有把它统一起来，而是认为面子是面子，里子是里子，分得很清。在场合里，给人什么样的面子是一回事，给人什么样的里子又是一回事。听了人家说的话知道那只是面子上的话，里子里的意思是什么心里自然明白。可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原来那面子上的话就是里子里的意思，如果误会了可就有大的麻烦了。这样问题就来了：什么时候这面子和里子是一致的，什么时候是两说的呢？怎么去把握？太难了。还有就是逢什么样的人，面子上的话该怎么说，里子上的事该怎么做，心里都要有一个数。凡此种种，学问可真是大了去了，不可有半点造次。结论是：在中国做人真的是太难了。这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面子和里子是分开的，人也就是双面的，这双面的结果，面子上的表现就成了一种表演，一种虚与委蛇。“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虽是江湖上的话，却被当成了具有普适意义的至理名言。不是有“笑里藏刀”这个词儿吗？这种种现象的出现一点儿也不是什么咄咄怪事。
因为面子和里子是分开的，所以接着就谎言来了，虚伪也来了。三十几年前曾说共产党内某高级领导人贯于“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伎俩，可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在我们这里面子和里子是分开的，这样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氛围如果不培养出这样的人来，那才真叫是咄咄怪事呢。
我们正在建设法制社会，眼下我们的法律法规虽不像早些年我们嘲讽某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多如牛毛”，估计比羊毛也少不了多少，可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人们首先还是想到去找个人帮助解决。为什么不抱着法律去“有理走遍天下”呢？因为国人认为法律是写在纸上的，是面子。面子上的东西怎么能就当真了呢？而找人则是里子，找到有实权的人了，那才是实实在在的，是具体的，是真正可依靠的，是能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的。就是以了法庭上，也还是有人把审判的过程当成是面子上的事的，用公众的话来说叫“走过场”。我曾在法院旁听过一个投毒杀人案的审理。被告的律师在辩护的时候认为他的被代理人杀人证据不足。这时坐一边的原告听不下去了，他呼地站起来愤怒地指着那律师吼道：“难道这人是我自己家里人杀的？”杀人犯是铁板钉钉的了，这审理只是面子上走走过场的事，你怎么还能这样帮着被告说话呢？
面子和里子，这样的认识看似简单，影响却不小。为什么有法不依？为什么“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为什么我们时时见到权比法大的案例？因为大家认为“法”啊“令”啊什么的，那是面子上的东西，是给人看的，真相信了，岂不是太幼稚太简单太书生气？
古的时候，中央派的钦差大臣到的一个地方，照例会说出一些诸如“凡饮食供帐俱宜简朴为尚，毋得过为华奢，靡费里甲”之类的话来的，聪明的地方要员一定不会把这当成一回事，更不会去“遵照执行”，因为他们知道钦差大人这里说的只是面子上的话，是说给人听的，里子里的想法和希望的做法完全不是这样，所以接待全都是高规格的。有时候钦差大人会批评说“下不为例。”下面的人会点头作揖地说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或“在下明白”什么的，表现出很是委屈和虚心接受的样子来。可那心里却不知怎么在乐呵着呢，因为他懂得了大人的面子，也知道了他的里子。
想想过去，看看现在，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面子和里子，从古到今，其意一也。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要做到“洞明”和“练达”，这面子和里子的学问不可不做。因为要做着这样的学问，别样的学问就不能不做得少一些，做得草率一些了，如此一来，我们离诚信也就只能是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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