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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的良相之一，他更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权臣之一；他聪慧敏捷，坚忍不拔，为国事竭其所能、呕心沥血，使大明皇朝在他执政时期得到了中兴；他体恤民生，为民造福，使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国家财政也扭亏为盈，天下人民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但他却不是一个好人，因为他所做的一切，或者说他所努力的一切，只是加速了大明的没落，终使国运、民生更为艰难，最终走上了毁灭。
历史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如美女一样的迷人。她既是前人思想一种遥远的回声，又因后人无法亲历真实的现场，就如只能从远处观看一位美女，使她看起来充满了猜测的传说和臆想。历史又是人类面对时代的变迁，使生命保持尊严的一种最重要的训练和欲望，所以促使被人们长期谈论，而历久弥新。因此，历史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人类心理事实的再现，而通过这种再现，来探寻张居正这位大明最伟大的政治家从治世能臣到国家罪人这种心理转变，或许倒能引发让人去触摸历史美人的新路。 对许多人来说，国运民生也许根本不关己事，但这标准显然不同于素有大志者，对张居正来说，这位从出世就带有某种使命感的人来说，就更显不同。年少的张居正是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被人称之为伊尹再世，而张居正也没有让看好他的人失望，在充满血雨腥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路顺风顺水，终在万历元年成为大明皇朝的首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拥有了他梦寐以求的绝对权力。“凤毛从劲节，直上尽头杆”这首张居正在十三岁时写的诗句终在三十五年后得到了实现，拥有绝对权力的他终可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以大地为纸，以天下为笔，书画江山。 但留给张居正的可并不是好纸好笔，相反却是败笔破纸。大明皇朝由于皇权昏愦，吏治腐败，导致财政空虚，武备松弛，江河失修，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内有匪患频仍，而这一切对张居正来说都还不是最糟的，因为最迫在眉睫的难关就是三天后所有京官的月俸发放，这笔钱并不是太多，每月的俸银额数为十二万俩白银，但堂堂的大明皇朝硬是拿不出来，焦头烂额的张居正无奈之下，只好以实物折俸，用皇朝库存的胡椒苏木抵了月俸，艰辛地走出了第一步。 这是张居正的不幸，但反过来说他又是相当的幸运。由于国家艰辛，他才可集所有大权于一身，两宫皇太后对他极为推崇，甚至到了盲目的信任，年少的万历皇帝明神宗敬他如师如父，朝中更有一大批股肱重臣如王国光、殷正茂、戚继光、王纂等誓死追随，鼎力相助，而且司礼掌印太监兼东厂总督冯保也对其十分敬服，认为要开创万历盛世，张居正是不二人选，正是在这多方面强有力的支持下，张居正获取了如前朝于谦一样的绝对权力，一位为国为民的好官能拥有绝对权力是多少忠臣良相梦寐以求的，有了这才可应付各方掣肘，才可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但可惜的是张居正重走了于谦的老路，拥有了绝对权力，却没有更恰如其分的去应用，不但祸殃家朋，更重要的就是让一切的努力付之东流，昙花一现的中兴反而使国家更加危机重重，终走上覆亡。 张居正的改革之路的确做了许多事，如丈量全国土地，清查出地主阶级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为大明皇朝增加了收入，使国家财政得到了改善；并实施了考成法，加强了对官吏的考核和监督，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腐败之风，拯救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朱家皇朝大厦将倾的局面。但从他首辅的位置来说，我们又很难看出他实质性做出了什么？因为不管是清丈田地，一条鞭法及考成法都不应是一位执政者的工作，这些工作是部门堂官的责任，宰相的职责一是让人尽其才，二是中和社会矛盾，这才是一位宰相的职责，但张居正的问题恰恰是他以宰相之职，去做一个部门堂官的工作。 而他要做的工作呢？前面说过，张居正身旁围有一帮股肱之臣，这是张居正的运气，这帮人是他的朋友、知己，他在改革之路上可以不用为人才发愁。但在中和社会矛盾这一问题上却做的很差，由于社会制度的问题，皇权大过一切，而围绕皇权周边的贵族们成为不劳而获的既得利益集团，而改革就是要让天下获取公平、公正、公道，两者之间的冲突对立那就是必然的，但张居正一味硬碰硬，不但缺少沟通更缺少大道的制约。 不沟通是张居正从心眼里看不起他们的不劳而获，但张居正不是普通百姓，他并没好个人喜好之权，他是宰相，世人之好是他之功，世人之恶则是他之过，他的工作不是评论是好谁坏，而是要引导世人走好路、走正路。 而大道的制约是局限性的问题，皇权大过一切的时代，为人臣要对皇权下手必然投鼠忌器。张居正作为一代英豪必熟透中国历史和文化积习，所以当年的隆庆皇帝逼他释放为非作歹的江湖骗子王九思妖道时，他委曲求全，伴君如伴虎，这不是闹着玩的。 因此，作为门内人的张居正对政治规则定是十分了解，对政局最大的危害不是吏治腐败，而是政治权力上的不民主，是一言堂。皇帝搞一言堂，就会高高在上，脱离实际，一旦昏愦必祸国殃民；而权臣搞一言堂呢，从历史上来说，则定无好下场。作为重权者，一定要放弃一言堂之诱，运用自己的能力与智慧谋划立国立公，用自己的思想去感染一切之人，而把决策权还给大道，用大道来制约个人私欲。 但实情是如何的呢？皇亲国戚想谋利，张居正没有引导而只一味硬顶，皇帝明神宗想谋利，张居正硬顶不行仍一味劝阻。其实这是最无效的办法，皇权集团因其特殊性，本就是中国历史上从不可忽视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为己所用则必会反噬，最稳妥的方式就是以利相诱，以制度相约，既保证他们能得利，又引导他们健康经营，谋划长利，减少社会矛盾。对于皇权，由于时代的特殊性，则要学管仲，尽可能迎合皇帝一人之欲，为自己的长远工作争取最大的便利，以一人无原则来谋取天下之公则。 只可惜绝对权力在手的张居正忘了这权力是怎么来的？他忘了这权力不是老百姓交给他的，而是皇权对他的恩赐，而一旦他于皇权形成对立面，那么皇权会如何对待他呢？历史早已罄竹难书。 张居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杰出政治家，尽管胸怀大志，思想敏锐，却总想以个人意志来控制一切，而不安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行事，结果自己不但被皇帝害死，且遭受灭门辱身之祸，还祸及朝堂股肱之臣。所谓的万历盛世毁与一旦，大事则更不可为。《明史》说道：明之亡，实亡与神宗，其实更是亡与张居正。如果说张居正地下有知，他一定会说：我不是一个好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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