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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通知上班了，今年这个‘财年’正式开始了。”早晨6时许，天还没亮，刘新峰拖着一个灰色的大行李箱跨出家门，当他迈过村头那条祖祖辈辈流淌的复州河时，不经意地松了一口气。 这一天是2012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西历星期一。“没办法，我所在的公司是大连开发区一家日资企业，去年公司效益不好，裁了很多人，今年春节到现在才通知上班，虽然我不能与家人一起过元宵节了，但毕竟没被裁掉。”刘新峰庆幸地说。 一个打工者的梦想： 在外面买套房 和家人吃顿团圆饭 车窗外飘着细雪，天色阴沉，正如坐在长途大客车内刘新峰当时的心境。当天一大早离开家时，刘新峰5岁的儿子还是被惊醒，他抱着爸爸放声大哭，说什么也不肯放手。此前，刘新峰答应孩子元宵节晚上陪他放烟花。现在，望着车窗外，想着儿子流满泪水的脸，他一度轻松的心情因此笼罩上一抹阴霾。 刘新峰在开发区那家日资企业开叉车，到今年已经是第7个年头了。“在外面，我连一块钱都计算着花，有时晚上还出去兼职，现在攒了近20万元。我打算今年再拼命干一年，然后在开发区贷款买一套房子，把父母、媳妇和儿子都接过去，哪怕房子小挤一点，只要在春节、元宵节等节日里，一家人能围在一张桌子吃顿团圆饭就好。如果经济上还有一点富裕，最好能买一点儿子喜欢的小烟花，在春节和元宵节晚上，陪着儿子在楼下放一点，让小家伙好好满足一次。”刘新峰望向窗外的眼神中闪动着憧憬。对于外出打工者来说，在外面买房安家就是他们最大的愿望，而实际上，在这个“艰巨的愿望”里面，安放的无非就是“一家人围着一张桌子吃饭”这么一个低到尘埃里的梦。 打工村样本： 简单输出 成乡村经济短板 在古井村，像刘新峰这样的外出打工者有近千人。“我们村称的上是一个‘打工村’，70%的青壮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在城市的建筑工地、海边的海参养殖圈、开发区的工厂里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每年春节一过，各家的外出打工者会早早将春播的事情商量安排好，哪块地种什么，化肥和种子买多少，这些事议定后，他们便背上行李，踏上外出打工之路。”古井村村委会主任那权增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这个古老山村的村民开始走上外出打工之路，如今，出去打工的队伍不断增大，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刹不住的惯性。 “现在，农村的一些产业政策很好，我并不希望村民都出去打工。我们村有耕地6000多亩，如果拿出一部分做蔬菜产业园，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干出名堂，收入保准不比外出打工的少。”那权增不住地摇头叹气。“春节前，我对村民说，过年期间，我哪也不去，谁要是想发家致富，尽管来找我咨询，上面有政策，村里有土地，什么事还愁做不成。结果，正月十五都过了，没有一个村民来问我致富经的，倒是有人揣着两瓶酒来找我办低保或者想把孩子的户籍从外地迁回来，目的是想获得一份‘莫须有’的动迁补偿款。” 外出务工使得古井村这个古老的山村前所未有地跟城市以及外面的世界进行接触和碰撞，并一度使该村的经济领先于邻村，但现在，简单地输出劳动力却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一块短板，如今的古井村又被周边的村子落了下来。 “看着毗邻的村子搞设施农业、有机蔬菜等生态产业园，我就干着急却使不上劲。没办法，一些村民‘一根筋’，走惯了打工这条路就不想回头了。”那权增摊开双手，一脸无奈地说。 回不去的无奈： 为了习惯为了孩子 农村已是回不去的家 “以前，种地得交税，现在不仅免税了，政府还给发补助，粮食、蔬菜价格也都提高了，应该说，农村的日子越来越好，发家致富的机会也多了。我们也想结束撇家舍业的外出打工生活，守着老婆孩子踏实地做点事，可是，长期在外面打工，工作和生活习惯都改变了，农村已经回不去了。”刘新峰坦诚地说。长期在外务工，远离农活，已经将一部分走出的农民定格在成为生活惯性的打工路上。 羁绊外出打工者回村脚步的还有子女的教育问题。“我儿子在大连读小学二年级，城市的教育比咱农村好多了，如果现在回乡，孩子的前途就被耽误了。为了孩子，我们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古井村外出打工者王兆义坦率地说。这位38岁的汉子只有初中文化，现在在大连给人开货车，在一家服装厂打工，让孩子接受城里教育，将来出人头地是支撑这对夫妻坚持在外打工的最大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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