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游客走过南京大屠杀姓名墙。记者陈志强摄
特派南京记者陈志强杨翠英(1925年出生于南京)
2012年4月4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幸存者)口述史分会在南京成立，新一轮的抢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的活动在南京启动。这不是第一次抢救了，从1984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立开始，南京就开始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的抢救，如今已经28个年头了。28年里，他们抢救出了4000余份录音、录像、文字资料。与这4000多份记录相对的，是幸存者的骤减。按照纪念馆掌握的资料，如今，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已不足200人。
能否留下这些历史？我们在和时间赛跑。
幸存者已不足200人
清明，人们祭奠亲人，寄托哀思的时候。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在此后长达六个星期的时间里，侵华日军于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中国平民和战俘进行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罪行。
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在大屠杀中有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南京城遭遇空前浩劫。
就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幸存者)口述史分会成立的当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组织了一场名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属2012年清明祭”活动，除了当年的幸存者，几位日本留学生也参加了活动。
人们拿着鲜花，为逝去的先人献花、悼念亡灵，有30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遇难者亲属也聚集在“名单墙”前寄托哀思。出现在现场的老人大都步履蹒跚、行动不便，更有老人是坐着轮椅来的。
幸存者老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从1937年南京大屠杀算起，最小的幸存者也已经75岁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绍，这些幸存者的平均年龄均已超过80岁，按照纪念馆掌握的资料，如今不足200人，而这也是成立口述史分会的重要原因。
28年留下4000份档案
“其实，从1984年，抢救证言的工作就开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告诉记者。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因为日本教科书中否认南京大屠杀，引起了国人的强烈愤慨”，1984年，在南京市政府的推动下，首次有组织、大规模地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见证人进行了普查，在短短数月内，共查出幸存者、目击者、受害者1756人。
在1991年的夏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南京市教育局合作，动员组织数千名高中学生和部分教师，对1984年普查的1756位幸存者进行了复查，发现已经去世300多人，但仍幸存1400余人。1997年，南京大屠杀事件60周年，纪念馆与南京市教育局、旅日华侨日中交流促进会，共同举办了“留下历史的见证”的夏令营活动。“这次是规模最大的，一共发动了全市14700多名师生对全市15个区县进行进社区走访，当时一共发现1213名仍健在的幸存者”。朱成山告诉记者。在此后的近20年间，纪念馆走访调查幸存者成为常态，“只要有新线索，我们就会马上核实”，纪念馆同时对新发现的幸存者进行录像、录音采访。1993年5月，朱成山接任纪念馆馆长，上任之初，纪念馆文物不足100件，人手也不够，找到相关幸存者的线索，朱成山也亲自跑过去寻访，“有时候人手不够，我们就委托历史专家来给我们做采访。总之是抓住一切的机会，因为纪念馆每年都会有活动，前些年每年都有幸存者从全国各地过来悼念，我们就在纪念馆抓住他们不放，抓紧采访，后来渐渐有成效了，我们就去武汉办展览，去北京办展览，越来越多的幸存者被发现”。
2001年9月，朱成山去美国旧金山参加一个展览，竟然在展览上碰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李翠萍，这让他喜出望外，朱成山马上抓紧机会进行了采访记录。此后，李翠萍患帕金森综合征，朱成山又曾去探望她，“她当时已经是晚期了，不认识家人了，我去之后她竟然一眼认出了我，我让她听话吃药，她说她听朱馆长的，这让我特别感动。”朱成山说。2011年10月李翠萍不幸去世，这份采访记录，成为她留给家人和这段历史的最后纪念。
28年来，纪念馆已经整理出4000多份相关档案。而“幸存者的范围涉及到美国、西班牙、新西兰以及国内的新疆、山东、广东、安徽、河南、北京、上海等多个省市、自治区”。
按国际标准抢救幸存者证言
2012年4月4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幸存者)口述史分会同时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立，馆长朱成山介绍，“虽然此前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调查和采访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照国际口述史的相关学术规范和标准，差距仍很大，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与提高。”分会将整个工作的目标界定为“我们将按照国际标准，深度抢救幸存者证言”，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扬州大学教授周新国受聘为口述史分会的名誉会长。
朱成山馆长介绍，成立口述史分会后，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调查工作将实现三大转变：“一是从过去只注重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短线调查，向长线调查转变，展现大历史变革中的个人生活史，展现重大历史事件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二是从过去注重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证言的量的收集，转向质的提高，集中精力，对重点受访对象深入挖掘。三是按照国际口述史的模式，做到规范化、标准化，确保高质量完成此次口述史调查工作”。“过去可能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当年大屠杀时候的故事，其实，幸存者的一生可能都会因此发生变化，这些都会给人们带来反思，让人们反思侵略战争的罪恶。”朱成山告诉记者。“我们现在第一个界点初定是一年，在今年的12月13日之前调查充分，形成档案。”朱成山介绍。
口述实录
1937年的12月，对于每一个南京人来说特别漫长，有的人在这一个月中痛苦地死去，而有的人幸免，夏淑琴、常志强、杨翠英就是后者之一，对于那场惨绝人寰的浩劫，几位老人至今不能忘记。
面对幸存者越来越少的情况，夏淑琴、常志强等几位老人率先和口述协会签订了采访协议，84岁的夏淑琴老人说，“我一定全力配合采访人员，做好证言，我要将我的亲眼所见、亲身经历永远留在世上。”
我们与亲人的尸体生活了14天
日军进攻南京前，家里共有9口人。外祖父(70多岁)、外祖母(70多岁)、父亲(40多岁)、母亲(30多岁)、大姐(16岁)、二姐(14岁)、大妹妹(4岁)、小妹妹(1岁)和8岁的我一家人租住在城南新路口5号一哈姓的房屋里。
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约有30人)来到我家门前敲门，刚刚打开门的哈姓房主就遭到枪杀。我父亲看到这个情况就跪在日本兵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人，也被日本兵用枪打死。母亲吓得抱着1岁的小妹妹躲到一张桌子下面，被日本兵从桌子下面拖出来……用刺刀把她杀死。
后来，几个日本兵闯进隔壁房间，那里还有外祖父、外祖母及两个姐姐。外祖母拼命护着她们，被日本兵开枪打死，外祖父急忙去扶外祖母，也遭枪杀。……两个姐姐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当时我躲在床上的被子里，由于恐惧，吓得大哭，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后刺了三刀(至今留有伤疤)，我当时昏了过去，不省人事。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被4岁的小妹妹的哭声惊醒，看到周围全是亲人的尸体，我们俩哭喊着要妈妈。我们到处找吃的东西，幸好家里有些炒米、锅巴，就这样，我们与亲人的尸体一起生活了14天。
夏淑琴(1929年出生在南京)
我醒过来时一看周围全是死人
那时我家住在八宝街1号，家里有太祖母、祖母、父母亲、姐姐戴东芝(属虎)和我以及四个弟弟，共10口人。
……日军开始向难民开枪射击，然后又用刺刀捅，用大刀砍，难民们哭的哭，喊的喊，乱作一团，有的老百姓还进行反抗。
那时我母亲抱着小弟弟，胸部被刺一刀，还不肯放下弟弟，接着日军又刺一刀，母亲丢掉弟弟，躺倒在地上。小弟还爬着哭着要在母亲怀里吃奶，鞋子都掉了，我赶紧跑过去，把小弟弟送到母亲跟前，但母亲因胸口被严重刺伤，头一歪死过去了。这时，日军用刺刀对着小弟屁股一刀刺过去，弟弟被摔出老远。姐姐也被刺五刀，倒在地上。父亲也被日军开枪打死。我由于过度惊吓，眼冒金花，昏死过去，当我醒过来时一看，周围全是死人。姐姐眼睛慢慢睁开，对我说：“快去看看妈妈。”父亲母亲和三个弟弟已经被杀。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到王府园寻找我的一个弟弟，那里还留有血迹。我们问当地人弟弟在哪里，他们说有个男孩在死去的妇女怀里哭着吃奶，冻得鼻涕结成冰块，被冻死了。他们的尸体被红万字会就近收埋在王府园后面的菜地里。
常志强(1928年出生于南京)
小弟被日本鬼子活活地踩死
1937年，我才12岁，读小学四年级。我们一家6口人住在许府巷33号-3，一家靠种菜卖菜为生。
1937年12月13日，日本鬼子进城了。爹妈就带着我、弟弟、妹妹和外婆，逃到位于大方巷的难民营，当时，妈妈还挺着大肚子，再过一个月就要生了。
1937年12月14日中午，日本鬼子突然冲进了难民营，我们大家吓得全挤靠在一起，日本鬼子要拖走我爸爸还有舅舅，因为日本鬼子说我爸爸和舅舅手上有老茧，肩上也有老茧，就认定他们是中国兵。尽管我非常害怕，但我还是把两岁的弟弟塞到爸爸手上，哭着央求日本鬼子不要带走我爸爸和舅舅，可日本鬼子把我弟弟往地上一扔，还用力扇了我一巴掌，我的左耳都被打聋了。最终，日本鬼子还是拉走了我爸爸和舅舅，一同带走的还有很多青壮年，从此他们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听说他们是被日本鬼子拉到大方巷的一个大水塘附近，用机枪集中扫射，那个大水塘都被尸体填满了。
一个月后，妈妈在难民营里生下了小弟，还没来得及起名字，因为小弟哭闹得厉害，没想到把日本鬼子给引来了。他们把小弟重重地摔在地上，竟然把他活活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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