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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类在极落后的原始社会，关系很简单，大家都是没有文化、欲望简单的文盲，自然就没有那么多利益冲撞、矛盾纠纷。 人类到了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关系也很简单，人人皆为尧舜，个个都是圣贤，知识渊博，技能突出。自然充满和谐与互助。 我们生活的这一阶段是一个比原始社会高一些，比共产主义社会低得多的初级阶段，不只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世界各国、美英法德，照未来的高度文明富裕的阶段比，现在也都是在一个一点都不高级的阶段。 这样的阶段注定了生活于其中的人也大多都是一些不低不高的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的心灵世界便是这个不高不低的阶段的缩影。 要处理好这个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只能是：一不神化人、二不鬼化人，三要多互助，少互斗。 先说不神化，对先贤先哲不神化，对英雄模范不神化，感到孔夫子、诸葛亮做点错事、说点错话很正常，才会觉得他们在那个时代做了那么多的好事，说了那么多至理名言是多么伟大。对优秀教师、先进学生不神化，才感到老师们、学生们不断战胜自己弱点，不断追真、向善、求美的品质是多么可贵。不神化人，才不会对普通人提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要求。我不对师生提出超出实际的要求，反倒容易引导优秀的教师、学生们迈上一个力所能及的台阶，再迈上另一个力所能及的台阶。 再说不鬼化。对小人、对坏人、对犯人都不鬼化，他们幼年、童年、少年原本心中都有善，是社会的恶先施加于他们，才诱发助长了他们的恶。既已成阶下囚，就该帮他们心中善的种子再萌发，再长大，以帮助他们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之中。对后进的学生，我们更不该指责、数落、埋怨、强化他后进的一面，那只能使他更后进。我喜欢走进后进学生的心灵世界，帮助他好学、向上、勤奋、宽容的苗，长高再长高、长多再长多。 再说互助。我不认为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我一直觉得与人互助其乐无穷。 坚信每位学生心灵深处都有我的助手，我也一直认定，我是每一位学生的助手。靠什么教语文课，是靠两个班，146位学生做我的助教。我靠什么当班主任，是靠146位副班主任。 我提出，凡是老百姓能做的事，普通班委不做；凡是普通班委能做的事，班长不做；凡是班长能做的事，我就不做了。 我们班级由吃社会主义大锅饭，到建立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刘月承包教生字，陈小闯承包教生词，张颖承包教文学常识，孟欣承包教修辞方法，张雪松承包教汉语知识，刘宁承包教阅读写作知识，雷蕾承包教课后练习题。1979年，我就请林华、刘诗奎、吴铮、王天飞等同学备课，分别到讲台前面讲语文课。后来全班倒数第一的同学都曾经当着外省市老师的面，到讲台上替我讲公开课。刘菁菁同学承包督促同学们写日记，甄慧同学承包督促大家自己留作业，刘品同学承包督促同学们写左手小楷，杨奕同学承包督促大家抄格言，张卓伦同学承包督促大家轮流办《班级日报》，刘洋同学承包督促大家每天带名人传记或中外名著…… 我真切地感觉到每位学生都能帮我教语文，都能成为我的助教。作为班主任，我的助手更多了，20多年来，我们班级做到了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权力分解，责任分担，大家都是管理者，又都是被管理者；一人帮助大家，大家帮助一人；每位学生都帮助我，我也帮助每位学生，尽管我这个班主任基本不管班级的事，我们班级照样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当了校长我仍然觉得，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互助的人际关系，提出：教师能做的事，主任不做；主任能做的事，副校长不做；副校长能做的事，我不做。这种管理方式，使不同层次的人工作主动、关系和谐，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当了局长兼党委书记，我还是尽力建立互助的人际关系，努力做到：科员能做的事，科长不做；科长能做的事，副局长不做；副局长或县、区教育局长能做的事，我不做。全体同志责任明确，职权清楚，分工具体，合作愉快。我当局长两年，市局被市委市政府评为文明单位；第六年被省委省政府评为文明单位标兵；第八年被全国文明委评为先进单位。 工作能够取得一点成绩，主要不是我出了多少力气，而是我有许许多多的好助手。主要在于建立了互助的人际关系。我经常觉得，我的每位学生、每位教师、每位科员、每位领导都像天使。当我把周围的人都看成天使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天天生活在天堂里。反过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把许多人看成阶级敌人的时候，我常觉得自己的灵魂煎熬在地狱中。 有人问：“你怎么看‘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你、批判你的那位领导？也把他看作天使吗？”我现在觉得他也是天使，是专门磨炼我的意志，开阔我的胸怀的天使。这样想来，我自己感觉占便宜，他也容易被感化。双方互助，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