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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儿由来轻七尺，好汉最怕病来磨”，随着十里洋场上海滩的夕阳西下，遍地血光，杜月笙被接二连三的大病磨得壮志消沉，彷徨畏怯，他极力想活下去，但是，他却已失去对于自己生命力的信心，这一位毕生艰辛奋斗，用亦手空拳打出一片花花世界的一代豪强，当他九死一生活过来时，竟会长期热中于求巫问卜，参详命理，借命相专家的语言来求得自己心理上的安定与慰藉。
从此，杜公馆常常出入的，又多了一批或则道貌岸然，或则仙风道骨的星命专家、江湖术士。他们有的是新友介绍，有的是自家慕名求教，一时旅港名相士紫虚上人、袁树珊、李栩庵，还有什么赵神仙、一成仙等等，竟日被延请为杜公馆座上客，为杜月笙细推流年，观察气色。当然，杜月笙要算命看相，应邀者必定是命理泰斗，神仙铁口，每位都有其特别灵验的事例、脍炙人口的传奇。譬如最为杜月笙信服的袁树珊，以君平之术享誉海内外，历数十年而不衰，他和另一位测字灵验、百发百中的李栩庵，都异口同声，推算杜月笙至少还有１０年大运，要活到７３岁，然后“福寿全归”。而这些安慰安慰病人的门面话，杜月笙起先居然也深信不疑。 在开始之时，杜月笙的妻子、儿女、至亲好友，一概认为杜月笙热衷算命看相，遍请名家，无非是求个心理上的安慰，使自己在固疾缠身之余得到一份新的希望而已。殊不知，杜月笙“算命看相”积久成迷，迷到后来居然会影响到他的生命力，这一点，连杜月笙自己也都是始料所未及的。
袁树珊和李栩庵推算杜月笙还有１０年大运，这是否慰藉病人的违心之言不得而知。却是来得最勤，走动得最多的一位赵神仙，却有事实证明，他已算定了杜月笙的死期，而在杜月笙的面前故意讳其实。
赵神仙算命看相另有一功，他是旅美华侨，对于国文不甚了了，一口生硬的国语也是回到香港、重庆以后才学的。据说他是因为偶遇一位喇嘛僧，于是皈依佛家的密宗，专以持咒结印为修行要法，善觇候，可以望云气而知征兆，有一对千里眼，看得到千里以外的事物，杜月笙和他相识已久，曾经亲眼目睹他的种种奇术。抗战时期杜月笙避难香港时，便有一些杜月笙的朋友请教过赵神仙，告诉他上海家中所在的街道名称和门牌号码，看赵神仙望空凝视片刻，然后便说出这位朋友的家中情景，种种现象一一对实，这使求教者无不脱口惊呼，钦服他千里眼术的灵异。
杜月笙的一位好朋友，是１９２７年“清共”之时曾经和他并肩作战的祝绍周，抗战中期任职川、陕、鄂边区警备副总司令，坐镇汉中，杜月笙西北行中曾接受过他的隆重军礼欢迎，后来祝绍周赴重庆述职，杜月笙邀他在交通银行下榻，赵神仙偶然到访，一眼瞥见祝绍周的头顶上官星正旺，当时便恭贺他不日升迁，不久祝绍周果然提任陕西省主席，这一幕也曾是杜月笙亲眼目睹的。
赵神仙在香港为杜月笙望气，也说是杜月笙的固疾短时期内并无大碍，可是不久赵神仙便去了澳门，他从澳门写一封信给杜月笙也很熟的朋友，信中说是他实际上已经见到杜月笙的魂魄逸出体外，在距地尺多的半空中飘飘荡荡，这便是三魂悠悠、七魄无依的险象，因此他断定杜月笙命已不久，赵神仙并且说明杜月笙除非渡过１９５１年的７月１３、１５、和１８日那三道险关，否则必死无疑。其结果是杜月笙只过了阴历７月１３那一道关口，他死在这一年７月１４日。
还有一位不幸而言中杜月笙死期的，是善观天文星象的“星家”吴师青，杜月笙不曾直接求教过他，倒是杜月素所崇仰的唐天如，慕吴师青之名把他请到坚尼地杜公馆，请吴师青为杜月笙推算，当时吴师青唯唯诺诺，支吾以应辞出以后却悄声地告诉唐天如说：“阴历７月１５日的这个关口，杜先生很难逃得过。”
总而言之，常常出入杜门的命相专家、神仙铁口，当着杜月笙的面，要么欣然算出他还有大运可走，或则病势无碍，要么就吞吞吐吐，嗫嗫嚅嚅，从没有任何人知道杜月笙“君子问祸不问福”的“雅量”，没有一个人对他坦然无隐，直言相告的。
杜月笙的家人亲友也认为杜月笙真正得到了安慰，“算命看相”的已发挥了心理治疗、精神鼓舞的作用，他们的功劳似乎要比“起死回生”的中西名医更高。然而，偏有一日，杜月笙当着众人语音苍凉地说出了一段３０年前的往事，使听到的家人、亲友过后一想，情不自禁地为之悚然，心情又开始沉重起来。
杜月笙强颜欢笑地跟家人亲友说故事，他说大概是在１９２１年左右，他不曾出道，还是黄金荣左右的一位小兄弟，有一天，他陪老板逛城隍庙，走到九曲桥畔，遇见一个和尚，一把拖牢了黄金荣，硬要给他算一个命。黄金荣无可奈何，报了自己的生辰八字，和尚便给他细推流年，说以往之事，道今日之境遇，居然谈言微中，泰半不爽，然后和尚又说黄金荣来日如何前途远大，如何名利双收，如何成为名噪天下的风云人物，又如何在花甲之年急流勇退，安富尊荣，寿登期颐而善终，一番恭维把黄老板喜得骚耳挠腮，乐不可支，掏一块银洋，塞在和尚手里便就离去。
殊不知那位和尚志不在此，收好了银洋偏又一把拉住杜月笙，他眉开眼笑，阿谀讨好地说： “慢慢交，慢慢交，你这位小阿哥，我看你顾盼自如，神完气足，眼看着就有大运来到，一步登天。这位老板，”
他伸手一指黄金荣，又道：“运道固然好，但是你将来的好处还要胜过这位老板不知多少倍。来来来，快把你的八字报给我听，让我来为你细推流年，说得不准，我不要你一文钱。”
当时，杜月笙听他把这一段话讲完，欢喜固然欢喜，但是他起了警觉，心想自已是小伙计，老板终归是老板，命再好，也不能好过老板几倍去。靠牢黄老板吃饭时期的杜月笙，早已将老板的性格为人如何，胆量深浅几许，摸了个一明二白，清清楚楚，因此，他不等黄老板怫然变色，立刻便故作怒容，虚声恫吓，伸手一指算命和尚的鼻子，开口便骂： “触那！侬阿是瞎脱了眼乌珠，侬晓得我老板是啥人？敢拿我来跟老板相比？”
黄金荣于是面有喜色，颇为满意，迈着八字步挺胸叠肚而去，杜月笙则亦步亦趋，貌至恭驯，却是隔了一夜，他心痒难搔，独自一人上一趟城隍庙，找到那位算命和尚，满脸陪笑，向他解释昨日不得不出于一骂的道理，果然获得算命和尚的理解，他于是定下心来为杜月笙细细参详。杜月笙在３０年后犹仍感叹地说：“可惜我往后再也寻不着这位法师了，凭良心讲，他算命算得真准，推断我往后的事，竟是没有一件不灵验的。”
杜月笙为什么要突如其来地提起这件往事，而且言下不胜其感慨？莫非是他听到命相专家的“美言”太多，骤然想到了“君子报喜不报忧”的道理。如果真是如此，那这对于他的心理健康极可能便会一变鼓舞而为打击。所以家人亲友听他说了这个故事以后，反倒是忧心忡忡，疑惧不已。
答案一直到杜月笙死后方始揭晓，果不其然，杜月笙对于诸多命相专家的当面奉承，饰词宽慰渐渐地起了怀疑。杜月笙辞离人间，家人为他清理遗物时，找到了一纸命书，摊开—看，那纸命书上写了那么两句： “６４岁在辛卯，天克地冲绝难渡过。”
再一细看，命书上印好有“六月息馆主”字样，馆址则在台湾台北馆前街。当时杜月笙的诸亲好友业已有所悟，杜月笙算命看相着了迷，同时他毕竟也算是夙有慧根的人，迷到了相当的程度，便晓得当面求教一定问不出真话，于是，他开好时辰八字请那位远在台湾的“六月息主人”覆函批命，“六月息主人”乃将杜月笙的最近命运据实批来，杜月笙还惟恐亲友、家人伤心难受，便把命书藏在贴肉的衣袋。
杜月笙的长子杜维藩追忆这一段经过，他眼圈已红不胜嗟叹，而和杜维藩持同样论调的杜门中人大有人在，大家都认为杜月笙在迈向他人生最后的旅程时，由于经年累月求神问卜，可能走火入魔，因而使他全盘丧失自信，丧失了挣扎求生的力量。据杜维藩沉痛的说，他父亲在１９５０年底，以及１９５１年初生命意志极其坚强，对于人生犹仍乐观，“六月息馆主”那一纸命书来后，杜月笙便仿佛一心只往死路上走。
余波尾声，这位判决杜月笙命运的“六月息馆主”究竟是谁呢？直到１９５２年５月，杜维藩从香港返抵台湾，曾经向王新衡问过“六月息馆主”究竟是何人？王新衡说他也不知道，后来，有一天跟程沧波谈起这件往事，程沧波却晓得“六月息馆主”姓季，而且是一位“国大”代表。杜维藩前去拜访他，谈起杜月笙的那一纸命书，季“馆主”回答八字确由香港寄来，不过八字上没有写姓名。他怎想到算的就是杜月笙的命？杜维藩和许多杜门中人惊异“六月息馆主”推算流年的灵验，也曾相继求教，据说有的确实算得很准，有的也不怎么灵光。
在杜月笙痛苦磨难、呻吟床第的病中生涯中，他惟一的安慰是孟小冬的尽心侍疾，柔情万种。孟小冬身怀绝艺，孤苦伶仃，一辈子傲岸于荣瘁之际，受过数不清的打击，“历尽沧桑”四字可以说是她的一生的写照。她自杜月笙６０多岁那年进门，长日与茶炉药罐为伴，何曾有一日分享过杜月笙的富贵荣华，何曾有一刻得过杜月笙的轻怜密爱，因此，杜月笙病越重，便越觉得自己辜负了孟小冬的一片深情。像孟小冬这种卓荣不群的女子，让她踏进杜公馆这么一个紊乱复杂的环境，长伴一位风中残烛般的久病老人，对她而言，实在是一件残酷的事情。
孟小冬陪侍杜月笙到香港后，虽然在杜月笙跟前强颜欢笑，神色自若，然而，即使是朝夕相见，杜月笙都可以看得出她花容憔悴，日渐消瘦，眉宇间常有忧悒之色。孟小冬在香港杜公馆是孤寂的，忧闷的，她不能随波逐流，更不会敷衍应酬，对内对外，一应交际酬酌、家务事项，都是属于姚玉兰的职责范围，孟小冬轮不到也不想挨，看护随时可有生命危险的丈夫，却成为落在她肩头的一副重担，而这一副担子，一日２４小时，常年累月，没有一时一刻可以卸得下来。大家庭，两房太太合住一座屋顶下，姚玉兰和孟小冬即使情同姐妹，牙齿也有咬着舌头的时候，杜公馆因为男主人病重，仿佛一年四季不露一丝阳光，不闻一阵笑声，这凄凉黯淡的日子，孟小冬过的更是心不舒，气不畅。
经常出入杜公馆的亲戚朋友，常常可以看得到，坚尼地台１８号杂乱无章，一片散漫。家里面往往只有三五个人，一日三餐，也得开上好几处，除了中午外面厅上开一桌或两桌招待客人，就常是姚玉兰在房自己吃饺子，孟小冬冲牛奶下洋点心，也是关起门来吃，病人杜月笙，他那一碗煨面当然要端到床上。其余少爷、小姐，各有各的卧室，同时也各有各的吃处。杜月笙的那个大房间，由于他病中怕烦，儿子、女儿，平时就没有和他亲近的习惯，于是连那一个房间，也不能成为全家聚晤欢谈的集合地。在这种情形之下，把坚尼地１８号地大门一关，杜公馆便成为了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单位，凑在一起的大杂院。
当然孟小冬会更寂寞、更孤单，她只有机械般的每日从事“看护”的工作，而她所悉心调理的病人，又是几乎已经注定了是不可能痊愈的。
杜月笙体会得出孟小冬的心境，了解她的苦闷，因此使他对孟小冬一向具有的“敬爱之情”，一变而为“深心怜惜”，他很小心地不把这种“怜惜之心”形诸颜色，他深知孟小冬“荷尽已无擎雨枚，菊残犹有傲霜枚’，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之下，她不会皱一下眉，叫一声苦，然而，假若有人贸然地向她表示同情、怜悯，她反而会怒气填膺地绝裾而去。
愧于孟小冬给予他的太多，而杜月笙能为孟小冬尽心尽力的地方太少，杜月笙急于争取补偿的机会，在日常的生活中，杜月笙对孟小冬总是那样礼敬爱慕，忍耐着自已的痛苦，跟她轻声细气地说话，聚精会神地交谈，平时称呼也跟着自己的儿女一样，亲亲热热地喊她“妈咪”。“妈咪”想买什么，要吃什么？只要孟小冬略一透露，他便忙不迭地命人快办，于是在外人看来，有时候几乎就是杜月笙反转过来多方面照顾孟小冬。
孟小冬自入杜门，两年多里对于一切看不惯、听不得、受不了的事情，向来都以不屑与问的坦荡襟怀，付之漠然。她从没有发一句牢骚，出一声怨言，然而她却在她５３岁生辰前夕，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之下，轻轻地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在事后杜月笙回想便觉得其关系之大，分量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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