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总统选举候选人登记结束，埃及剧变后首次总统大选开始紧锣密鼓。根据议程，选举委员会将于4月26日公布最终候选人名单，5月23-24日进行大选投票。目前已有23人报名参选，埃及自1952年建国后一直实行“家长式”的威权统治，前总统穆巴拉克更是连续统治三十多年，因此当前的民主化转型引发各方高度关注，其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埃及剧变后的民主化转型能否帮助该国走出困境，实现繁荣昌盛？
推翻不合理的旧制度与建立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制度，基本是两回事儿。当初埃及人能万众一心推翻穆巴拉克统治，却未必能齐心协力建立一种值得称道的新制度。世界政治变革的诸多案例告诉我们，民主化有“好民主”与“坏民主”之分。好民主有助于国家繁荣富强，但坏民主只会起到相反的结果。而实现“好民主”需要满足若干条件，而且有一定顺序。从西方国家经验来看，其政治变革大体经历了经济发展——国族整合和社会公平（建立扁平化结构）——最后才是政治民主化进程。知名政治学者李普塞特就曾指出，经济发展与中产阶级壮大与政治民主化存在正相关性。
按照这个标准衡量，埃及当前实际并不具备实现“好的民主”的客观条件。首先，埃及经济仍处于不发达状态。埃及这些年经济增长速度看似很快，但实则是一种依附性增长，“有增长无发展”特性明显。这次中东动荡后，埃及直接投资急剧减少，外汇储备趋于枯竭，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搞民主，委实有点“穷折腾”的感觉。其次，埃及的国族整合也没有真正完成。埃及独立建国历史较久，相对其他阿拉伯国家而言，埃及民众的国族整合程度算是最好的。但即便如此，埃及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与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之间，一直隔阂甚深，关系十分紧张。穆巴拉克倒台后，埃及已经出现了穆斯林焚烧科普特教堂，双方发生教派冲突的事件。而一旦以宗教为主导意识形态的穆斯林兄弟会上台，其与科普特人间的教派矛盾将会进一步加剧。更重要的是，埃及的社会整合进程远远没有完成。埃及国内贫富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在埃及政治剧变前，该国近半数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在政局动荡中，这部分人的生活状况更趋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埃及的民主选举无论结果如何，都有可能出现类似泰国黄衫军与红衫军对峙那样的民主乱局，这实际就是民主选举释放出的阶级对抗。
事实上，在第三世界发展过程中，由于这类国家面临着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等诸多重要议题，因此相对而言，民主化并不是最为紧迫的任务。当国家无法同时承担这么多任务时，他们第一个取消的项目通常就是政治参与，这就是为何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往往实行的是威权统治。具体到埃及来说，事实上导致穆巴拉克倒台的根源并非集权统治，而是其集权统治背离了人民，而是站到了权贵阶层一边。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正是由于失去民心才导致穆巴拉克最终垮台。作为反例，当年纳赛尔也是实行铁腕统治，并且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战败请求辞职的情况下，民众仍强烈要求纳赛尔继续掌权，正是因为民众认为纳赛尔的统治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换句话说，埃及要想走向复兴，真正赢得民众支持，关键是增强政权的“人民属性”，而不是仅仅将所有希望寄托在民主选举这一程序性问题上。如果简单地将威权统治本身视为罪恶渊薮，认为只要“去威权化”就能万事大吉，无疑会陷入缘木求鱼的窘境。
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金钱才是政治的母乳，民主是有权有势者的游戏。自由参选看似公平竞赛，起点公平，实则无论是博取知名度还是提高影响力，都须臾离不开金钱的滋养。正是这种“潜规则”，将那些空有报国理念却无权无势的竞争者，在悄无声息中淘汰出局。类似美国这样发达国家的总统选举如此，类似巴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总统选举同样如此。巴基斯坦一名评论家曾感叹：“在一些选区，如果地方把一条狗作为他们的候选人，那这条狗也会获得99%的选票。”
埃及总统选举恐怕也难脱窠臼。尽管当前埃及有几十人报名参选总统选举，但多数不过是“打酱油”而已，真正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仍是类似前副总统苏莱曼、穆斯林兄弟会副主席沙特尔、阿盟前秘书长穆萨、前副总理沙菲克等名流。据报道，包括沙特尔在内的穆兄会高层几乎都是亿万富翁，由此不难判断，这些人无论谁上台，都本能地代表精英阶层的利益和看法，埃及内外政策都不太可能出现本质性的变化。4月9日，穆兄会副主席沙特尔指责另一名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苏莱曼试图“复制旧政权”、“窃取革命果实”。因而有人会以为如果穆兄会上台，埃及会是另一番光景。但这种判断显然过于乐观。当初埃及经济走向衰败，乃至导致穆巴拉克被推翻，很大原因是因为埃及一直奉行新自由主义，自觉充当西方经济体系的边缘国家。但在这一关键问题，沙特尔公开主张将奉行带有伊斯兰色彩的“自由市场经济”，这与被推翻的穆巴拉克政府几乎如出一辙。换言之，只更换政体，不更换治国理念和领导阶级，使当初带有历史正剧性质的埃及政治剧变，最终很可能沦为一场“只开花，不结果”的政治喜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