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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称风韵寡妇，原是一屠夫之女，曾嫁与本府王押司为妻，王押司去世后，改嫁与杨雄。两年来，杨雄因公务繁忙，经常在衙门当值，疏冷了潘巧云。不想潘巧云水性杨花，耐不住寂寞，终与海闍黎裴如海勾搭成奸。后来，被石秀发觉，却又不思悔改，乃进谗言与杨雄，教杨雄赶走石秀。石秀不忍杨雄受蒙骗，乃暗中设计杀害裴如海，并与杨雄将潘巧云骗上翠屏山。杨雄得知真相，怒杀潘巧云。
宋元时代的旧历七夕，乃是民间盛节。《东京梦华录》说，初六初七日晚，贵家多在庭院中结彩楼，谓之“乞巧楼”。铺陈瓜果、酒炙、笔砚、针线，女士们各自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妇女望月使针，或把小蜘蛛放在盒子内，次日看之，若小蜘蛛结网圆正，谓之“得巧”。又《梦粱录》记，南渡后的杭州，民间亦有此俗，“此东都流传，至今不改”。由是可证，以七夕为“乞巧”，风行于两宋，而七月七日生人，则多以“巧”为名，这大概就是潘巧云取名的由因。 若问《水浒传》中两大淫妇潘金莲和潘巧云，何以都姓潘?上世纪50年代初，曾有人在对所谓“水浒作者施耐庵”的来历，作实地调查，认为当年施耐庵写《水浒》时，因站在张士诚立场上，很卑视潘元绍、潘原明哥儿俩的为人。两潘原系张士诚反元起事时的伙伴。张士诚称吴王时，二潘大见宠信，潘元绍招为吴王爱婿，潘原明则手握重兵，出镇杭州，但二厮在张士诚危难时，竟先后投降了朱元璋，从而加速了张士诚的失败。因而，施耐庵写《水浒》，有意将书中两个背夫偷偷打野食的不贞之妇，都取姓为“潘”，以示恨极。笔者以为，此虽为小说家言，恐也有些道理，比如笔者早就准备好一大批生平恨极之人的黑名单，以备写小说时——采用之，只可惜了此残生，恐怕也写不出《水浒传》般足以传世的大著，乃至遗恨终生，奈何？ 由于《水浒传》讲，潘巧云在河北蓟州翠屏山被杀，使翠屏山也沾了些淫荡之气。翠屏山，据清道光《蓟州志》卷二《盘胜》说，此山在城西北，又称“翠屏峰”，属于盘山风景区。“翠屏峰在天成寺后，古木干章，悉从石罅中进出，层层鳞砌，春夏之交，绿翠参天，霜黄碧叶纷遍地，乃山之曲室，殆非人间”。但也有人称翠屏山在山东梁山县寿张集或平阴县西25里的玫瑰庄，系水泊梁山附近的一座小山。并说北宋时，翠屏山玉带河畔有潘巧儿、杨大牛订为娃娃亲，后潘巧儿为翠屏山和尚海能奸污霸占，杨大牛因此大闹翠屏山，杀死海能和巧儿，投奔梁山。近人冒广生《小三吾亭诗集》也有《翠屏山》五古一诗，有注说：“舞鹤楼，在蓟州城内大街，相传即潘氏妆楼。”以上诸说纷纭，不过是小说家言，固未足信。 至于与潘巧云窜同作奸的贴身丫头迎儿，宋元笔记和话本多以丫头命名为“迎儿”者，如宋话本《简帖和尚》说，皇甫松家13岁丫头名唤迎儿；《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也有丫头迎儿。 迎儿作为丫头例名，只是一种符号，宋元多采用，被《水浒传》顺手捡来而已。 潘巧云的奸夫、蓟州报恩寺和尚海阇黎，俗家名裴如海，出家法名海公。阇黎，是“阿阇黎”的简称，梵语意译为“轨范师”，大概是佛家寺院的职事之一。 海阇黎看来有些音乐细胞，唱经好嗓音。按，海阇黎唱经，乃是正宗和尚借用民间通俗乐曲讲解经文，采用为佛事仪式制作的法曲，结合梵唱以及演奏佛曲的乐器，并掺进中国传统器乐和道教音乐。在海阇黎生活的两宋时期，法乐更加系统而完整，且形成了南峨眉、北五台两大流派。其中北五台派又分为东西两路：东路以太行山东(今河北)为区域，以演奏铙钹为著；西路以太行山西(今山西)为区域，以曲调演唱华丽见长，所以《水浒传》中海阇黎唱的音乐当属于东路。俗语云：声色犬马，可见导致人性的堕落，美声犹在美色之上。海阇黎和杨太太吊膀子，因性丢命，罪有应得，本不足惜，可半个世纪前，竟有人将海和尚改编为原是绒线店小老板，与潘小姐青梅竹马，后潘为王押司强娶，故海出家当和尚云云。其实那海和尚那厮唱的一口好梵音，无异今日之流行音乐，人生寂寞如潘小姐，就算不曾与老海青梅竹马过，一听此靡靡之音，娇躯上下，恐怕早已酥麻半边矣。 潘巧云的本夫杨雄，其绰号在《宣和遗事》和元杂剧《诚斋乐府》中，本作“赛关索”。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也作“赛关索”。两宋时武人，多喜用“关索”为己之别号，或相互指称，如小关索(《过庭录》)、袁关索(《林泉野记》)、贾关索(《金陀粹编》)、张关索(《金史·突合速传》)、朱关索(《浪语集》)；又《三朝北盟会编》记有岳飞部将“赛关索”李宝、镇压方腊义军的宋将“病关索”郭师中(《武林旧事》)。据称此“关索”，即三国关羽之子，但查《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均无有此记载。元代至治《全相三国志平话》、明代弘治《三国志通俗演义》也未记有其人其事，而民间传说则甚多。西南地区多有取地名为关索岭、关索庙。“云贵间有关索岭，有祠庙极灵”(《池北偶谈》)，“关索岭在州城西三十里，上有汉关索庙。旧志：索，汉寿亭侯子，从武侯南征有功，土人祀之”(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安顺府永宁州》)。也有认为“关索”非人名，“西南夷人谓爷为索（关索即关老爷），讹传为蜀汉勇将姓名，宋人遂纷纷取以为号”。近人余嘉锡则称，“宋人之以关索为名号者，凡十余人，不唯有男而且有女矣。其不可考者，尚当有之。盖凡绰号皆取之街谈巷语，此必宋时民间盛传关索之武勇，为武夫健儿所钦慕，故纷纷取以为号。龚圣与作赞，即就其绰号立意，此乃文章家擒题之法，何足以证古来真有关索其人哉？”(《宋江三十六人考实》)。 杨雄在蓟州从事两院押狱兼职业刽子手，当是小说家言，因为此时蓟州(今天津蓟县)为辽的辖区，或已由辽转隶为金的辖地，其间在宋宣和四年(1122)，金曾一度以蓟州归还于宋，但时间极短，旋因金兵南下仍为其所辖。且为北宋管辖期间，名广川郡，也不叫蓟州。清道光《蓟州志》说，“汉唐明尤为重镇”，即指此。《水浒》作者是南人，于北方人文地理概念，往往一塌糊涂，其混乱于此可见一斑。 杨雄绰号“病关索”，始见于《水浒》。余嘉锡认为《水浒》搞错：“观宋人多名赛关索，知《水浒传》作病关索者，非也”。杨雄（或王雄）从“赛关索”降格为“病关索”，岂非人格侮辱？杨雄何病之有？性无能乎？举而不坚乎？若如此，则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潘巧云临被杀前，当众表白她自嫁与杨雄做老婆后，一向无甚性趣之说，当得到科学上的完满解释。 “病关索”中的病未必说是杨雄有病，“病”字可作使动用法来解，即使关索病，就是说杨雄若能和关索出生同一时代那他将会是一个使关索都头疼的人物。 杨雄的好兄弟“拚命三郎”石秀，《大宋宣和遗事》有名无事迹。石秀绰号“拚命三郎”，也不见他书载，似由“拚命”加“三郎”拼合而成。石秀为何拼命？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说：“石秀拚命，志在金宝，大似河豚，腹果一饱。”原来小石拚命，只为钱财，竟如贪食之河豚。 “拚命”一词，始见宋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章惇》，说苏轼曾与章惇(字子厚)游南山，章惇（拼命爬山）鞋跟折断于壁下。“轼拊子厚之背曰：‘子厚异日得志，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轼曰：‘能自拚命者能杀人也。”史载章惇此人，为北宋末代之名臣。北宋英宗皇帝去世时，无嗣，朝臣议立端王赵佶（即后来的宋徽宗），独章惇抗议，力陈“端王为人轻佻！”好在老章之议不获通过，否则无宋徽宗，便无高俅，便无林冲，一部《水浒传》当从何写起，本文又从何谈起？差点坏吾大事，好险！是以赵佶一登帝位，即打发老家伙回乡下种地，实大快我心也。 石秀被称为“三郎”，盖“郎”已从唐五代时时对贵族官僚子弟的称呼，转而成为宋元以来对市井小民等而下之的称谓。清人王应奎《柳南随笔》说：“江阴汤廷尉《公余日录》云：明初闾里称呼有二等，一曰秀，二曰郎。秀则故家右（大）族，颖出（优秀）之人；郎则微裔末流，群小之辈。称秀则曰某几秀，称郎则曰某几郎。人自分定，不相逾越。” 近人汪曾祺于石秀的绰号，情有独钟，因说：“拚命和三郎放在一起，便产生一种特殊的意境，产生一种美感，大郎、二郎都不成，就得是三郎。这有什么道理可说呢?大哥笨，二哥憨，只有老三往往是聪明伶俐的。中国语言往往反映出只可意会的潜在复杂的社会心理”此说甚有理，笔者就是大郎，怪不得半生为人处事，如此之笨。 按照汪曾祺的逻辑，石秀杀海和尚，且制造头陀、和尚互杀现场，当是智勇过人，实则不然。石秀伪造杀人现场，稍有头脑的人，都不难发现破绽处。清人刘玉书《常谈》说：“石秀既杀道人及杀海阇黎(裴如海)，遂插刀死尸之手，妆点自戕之状，而检验之人，竟以一被杀、一自戕成案。夫被杀与自戕之不同，判若黑白，世人皆知，况刑仵（专业人士）乎?稗官野史之难尚如此。”《水浒传》毕竟是稗官野史小说，糊涂人看糊涂书，读者千万不可过于执着。 有人问我对于电视剧《水浒传》中哪一句台词印象最为深刻，我想我可能会回答，是潘巧云临终前的那句“跟我师兄一晚，胜于跟你十年。”《水浒传》中精彩的台词甚多，为什么单单记住了这一句呢？这是因为水泊梁山是个男人的世界，男人在面对无论什么样的困境时，总还保持着自由选择的权利，比起挣扎在男权下，连做梦都受到管制的女人来，他们纵然说出什么惊天动地的言语来，总让人觉得那是可能的，或许还是应该的。 潘巧云说这话的时候正面对着丈夫的屠刀，是生是死，全在她的一念之间。但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那一年的潘巧云只有十六岁。十六岁的当代人刚刚上高中，正牛皮糖似的黏着父母，为的是要两百元钱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然而一千多年前的少女潘巧云非但已为人妇，而且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其实杨雄并不是多么具有英雄气概的人，他要的并不是事情的真相，而是妻子的一个态度，在已经确认妻子红杏出墙之后，仍然希望她能亲口否认与和尚裴如海的不正当关系，至于临了他会不会杀掉知情者石秀以掩耳盗铃，是很值得个别人后怕的事情。 促使杨雄宁愿忍辱含垢的关键，无疑是潘巧云千娇百媚的绰约风姿。可以说，潘巧云的一句话，不但能够让自己转危为安，甚至还能决定石秀的生死，而这个石秀，恰恰就是杀害了她的情人，毁掉了她的幸福，并让她身罹绝境的大仇人，杀掉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草莽汉子，既能为裴如海报仇，同时也可自救，如果换成其他女人，必会矢口否认，作出比谁都无辜的样儿来，但潘巧云却对丈夫非常不智地说出了文章开头的那句话。 潘巧云为何要承认奸情呢？如果我们再回头去看就会对她的心理状态有一个较为清楚的把握。早在得知裴如海被杀之时，潘巧云就对石秀说出了“你杀了我师兄，我也不想活了。”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句话听成她的心声，否则，她也不可能向丈夫直陈心意。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潘巧云对裴如海确是动了真情，并且远远超过了对丈夫的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与其从潘巧云的品行上去挖根由，不如在杨雄身上找原因。对于一个成天舞枪弄棒的纠纠武夫来说，就算有大把的时间泡在家里，他也不会懂得如何享受天伦之乐，不知道如何经营夫妻之爱，纵使在行房时，他也绝对不会考虑到妻子的感受，与善解风情的裴如海相比，他简直粗糙得像块砂布，蠢笨得像块石头。作为这样一个人的妻子，如果不是那种生长在钟鸣鼎食之家，书香门第之宅，深受封建礼教熏陶的贞杰烈女，相信大多数女人都会走上这条出轨之路的。 如果大家赞同我的说法的话，我想大约可以为潘巧云定性了。看一个人是否淫荡，并不是看他（她）有没有发生婚外情，——如果以施耐庵的观点来划分，鲁迅也可算是“淫棍”了。——而是看推动这份情的力量中，感情占到了多大比重，纯粹动物性的肉欲又占到了多大比重。倘若仅仅是贪恋肉体之欢，那么无论是谁，在面临生死抉择之时，大概都不会用自己的生命去祭奠这份原本不受法律和舆论保护的孽缘了：一具没有灵魂的肉体，到哪里寻不着呢？ 施耐庵满嘴的“淫妇”、“贼秃”，以及对二人云雨之欢的龌龊描写，险些让幼年的读者们，误入了他的“道德”陷阱，她对石秀的“倒打一钉耙”，又曾让无数的水浒迷对其“蛇蝎心肠”恨之入骨。但我们应该看到，是石秀先向杨雄告发她的，为求自保，她不得不反咬一口，（其实可能更多还是为了保护情人。）并且，她的目的也并非欲置石秀于死地，而是想将他赶走，否则，当杨雄希望她能否认奸情时，她正可借刀杀人，那时她杀石秀的理由充分多了。但她虽无杀石秀之意，石秀却有害她之心。石秀不断唆使杨雄杀掉潘巧云，并定下计策，与杨雄将潘巧云并丫环迎儿赚上荒无人迹的翠屏山，以便害她性命。 原书第四十五回中，石秀骗得潘巧云把私情和盘托出后，便怂恿杨雄道：“今日三面说得明白了，任从哥哥心下如何措置。”本来杨雄虽是怒火中烧，却未必非杀她不可，但石秀却“定要问嫂嫂一个从头备细原由！”这一手极是歹毒，他的目的自然是利用潘裴二人的私情来烧旺杨雄渐渐平伏的妒意，坚定他的杀人念头。当潘巧云招认了事情经过后，他却作出局外人的姿态，让杨雄自己处置。不出他的意料，杨雄顿时恶向胆边生：“兄弟，你与我拔了这贱人的头面，剥了衣裳，然后我自伏侍她！”石秀便把妇人头面首饰衣服都剥了。大家注意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暗含了石秀计谋得手的一种窃喜。 当杨雄把潘巧云绑在树上，石秀把迎儿的首饰也去了，递过刀来，说道：“哥哥，这个小贱人留他做甚么！一发斩草除根！”对于这桩由他一手策划的凶案，他早有心理准备，因而这些动作做得非常自然，甚至显得有些迫不及待。虽然他曾说过此事与他无关，但他既然连并非“首恶”的丫环都不放过，又怎能掩饰他立意杀人的动机呢？ 潘巧云其实应该知道，出了这种事，若不拖个替死鬼垫背，自己难免性命不保，但她并没有这么做，她知道，即使杀了石秀，师兄也不会复活，自己也不会见容于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世界。那时自己不但得继续与杨雄过着味同嚼蜡的日子，——在经历了一激情似火的恋情之后，重复这种无趣的夫妻生活简直是对自己犯罪。——还要受到他时时刻刻严密的监视和管制。与其被这种生活日渐摧损自己如花的美貌，磨蚀心中甜蜜的回忆，不如就此结束自己短暂的生命，让那份美丽的情感山高水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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