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男子汉的情感历程
文/胡思升
三、一位蒙古姑娘献上了豆蔻年华
徐洪慈不敢企求奢侈的爱情，这不仅是因为他尝过爱情的苦果，还因为他身处异域，无依无靠，孑然一身，备受折磨，哪个年轻的女郎会垂青于他呢?!
1975年夏，也就是徐洪慈在蒙古西部策策尔勒格市落户之后的第二个夏天，爱情之神向两个国籍不同，民族迥异的苦命男女射出了情箭。
徐洪慈因患病住进了乌兰巴托第二综合医院。不是什么大病，护理一段日子就可以康复。每天早晨，一位20岁左右的蒙古姑娘来病房做清洁护理工作。她每次一进来，整个病房仿佛吹进了清新、活泼的风。
她的肤色和容貌吸引了徐洪慈的注意。
恐怕不少人有个模糊的印象：蒙古人，游牧民族的后裔，畜牧业的主人，风餐露宿，日晒雨淋，驰骋草原，身躯是强悍的，性格是暴烈的，皮肤是黝黑、粗糙的。这种印记，在当今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特别是在城市，正在变成历史的陈迹。盛夏之际，在乌兰巴托歌剧院的大厅，在策策尔勒格市的广场，少女、少妇们，身披鲜艳、多采的时装，衬托出她们裸露在外的脖颈、双臂和大腿，是多么白皙、娇嫩和丰满。这不禁使人懂得：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给人的身躯、肌肤和风貌带来多么巨大的变化啊!
医院里的这个年轻的蒙古护理员，可以看得出她并不来自草原的马背上，没有干过户外的劳作。城市的生活条件再加上大量动物蛋白质的滋养，造就了她苗条、丰满的体态和雪白的肌肤。更有甚者，她那双流盼多姿的大眼睛，挺直的希腊型鼻子，薄薄的嘴唇，酷爱跳舞，性格开朗，别有一番南国女性少见的豪放夹杂温婉的韵致。
徐洪慈和奥永相识了，从寒暄到聊天，从注视到思忖。
奥永对这位比她大21岁的中国男子汉的一口流利蒙古话十分钦佩，“你的蒙古话说得比蒙古人还要好，发音准确。”她对徐洪慈说。这也许不是过分的赞美，也许是情人眼里的美化。
更使她钦佩，也使她极为同情的是徐洪慈的命运多蹇的身世。怀抱着追求真理和真知的信念，这个中国男性饱尝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苦辛和磨难。从青年到中年，他的一颗爱国之心蒙受了那么不公正的侮辱，他的血肉之躯遭到了那么不文明的虐待。徐洪慈告诉这个蒙古姑娘，他曾经在中国和蒙古被判处监禁、劳改、惩罚性劳动和长短不一的徒刑，为了逃避非人的折磨、免于一死而多次逃亡。徐洪慈指着自己斑痕累累的手和脚，沉重地说：“我多次被戴上脚镣、手铐，最长的一次是连续五个月。”
奥永沉重地低下了她青春貌美的脸庞。一种似曾相知的情感拉近了两个异国男女的心。她用一首歌曲低诉了自己的短暂但也令人心酸、无依无靠的身世：
小骆驼迷了路，妈妈看不见了，到处找，找不到。
小骆驼哭了，到处找妈妈，到处哭泣……
“人，也许就是命运。”奥永低垂着那双从光亮转为暗淡的大眼，“我生在乌兰巴托，4岁那年，我父亲突然死于一次车祸。还记不清父亲的模样和父爱的深浅。我母亲改嫁了，后父酗酒如命，一喝醉就打我母亲，打我。更想不到的是，我满八岁，母亲死于一次该死的人工流产。上天夺去了父母，我成了孤女。小小年纪，没有温暖，经常莫名其妙地挨打。一次，后父把一个木凳子摔在我头上……”
她指着头上的疤痕，给徐洪慈看，泪珠儿无声地滴落下来。“12岁那年，舅舅看不下去，把我领到他家住下。书也没有好好念，勉强读完初中，就到这家医院当护理员，总算能够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了。”
“同是天涯沦落人”，虽然其中的内涵有着极大的差异和不同，但是苦涩的人生之味，他和她都尝够了。相逢，相知，就相爱了。
1975年冬天，奥永和洪慈，两个异民族但都命苦的人，同居了。蒙古的法律不禁止男女自愿结合的同居，相当多的恋人先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蒙古法律不保护这种没有履行法律手续的非婚同居。也就是说，因同居而带来的不公正或不信义之事，只能由当事人自己承担，或者叫咎由自取罢!
徐洪慈和奥永的同居，不是逢场作戏，虽然这一年头，徐洪慈在经济上同一个穷光蛋相差无几。蒙古也有闲言碎语，还抛向奥永的耳边：“这么多条件好的蒙古人不嫁，去跟一个中国穷光蛋!”
奥永的内心有自己的想法：“徐洪慈人好，不酗酒。人好从他脸上就可以看出来。”
不要说这位蒙古姑娘是什么“唯心主义”，她没有什么主义，她是个纯情者。
四、暮归的爱，多么深沉
一封中国来信打破了蒙古西部这个中蒙联姻的小康之家的平静。
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国家，都会遭遇到若干次决定性的转折关头。命运，往往是由面临转折关头的正误抉择、正误判断和正误反应组合成的。
徐洪慈，从千千万万父老兄弟，包括他自己的冤案平反，迅速意识到祖国的深刻变革已经揭开了序幕。他决心南归故土。苏武牧羊才几个年头，他在蒙古已经整整十年。别梦依稀，却是甩不掉的依恋。
1983年5月，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的通知，徐洪慈到乌兰巴托会见中国外交使节。在使馆所在地，在这块小小的中国土地上，使馆一等秘书把中国护照亲手交给前一分钟还是“无国籍居民”的徐洪慈。一秘亲切地握着徐洪慈的手，说：“我们非常同情你的处境。祖国欢迎你回去，探亲、定居，都可以，由你决定。”
徐洪慈没有嚎啕大哭，因为他经历过太惨痛的感情打击。
他的浓黑的双眉剧烈地抖动了一下。他抚摸着护照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徽，这个他曾经豁出少年的生命参与创造的共和国，又回到了自己的身旁。 徐洪慈决定先一个人回国探望母亲和妹妹。其实，何止是探亲。几天后，他辞别奥永和两个混血的儿子，登上乌兰巴托——北京的直达列车。进入国境，徐洪慈倚窗凝目远眺。一样的田野，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他知道故国的最大变化是在人们的心里。僵化的教条，如同千年的堤坝，终于崩坍了；迷信的僵尸，退避了三舍；反思的浪潮，声振林木，响遏行云。他似乎感到，中华民族崛起的希望所在，不仅仅在于钢铁、粮食、汽车、电视机、电冰箱的多少，而在于全民族思想之解放。
他在上海逗留了大约两个月。也观察了两个月，思考了两个月。
这两个月，对奥永来说，也是经受种种冲击的两个月。
徐洪慈刚走，就传来流言：他在中蒙边境被中国边防军逮捕、枪毙了。她开始不信，后来又有点疑惑，毕竟徐洪慈原来被戴过“反革命”的帽子……
又有人在奥永的耳边吹风：徐洪慈不会回蒙古接你了，他肯定在中国另找一个妻子……她开始也不信，但女性的心理和人生的经验使她也有点疑惑，爱情、婚姻这类男女情感的问题，其微妙和突变有时是没有什么规律可循的。
“两小无猜”，只能在稚童时期发生。长大成人，人际关系、夫妻关系……不可能一点没有猜疑。这大概就是童心之难能可贵和人性的弱点吧!
徐洪慈的准时回到乌兰巴托，使奥永更加坚信自己的婚姻选择，也更加坚定了随丈夫到那个她如此生疏的国家去定居。
奥永是蒙古国籍，两个孩子依据出生地原则自然也是蒙古国籍。在中蒙国家关系还不十分融洽的年代，能批准她去中国定居吗?
申请书向蒙古有关当局递上去了，下文如何，会不会加以拒绝?奥永知道徐洪慈必须回中国的感情因素、事业因素和他对自己祖国的深沉的爱，虽然奥永终究不能全部理解徐洪慈的如海潮般澎湃的思绪。25年前，当他被定为“右派”之后，他曾同他的好友澄(也是一个被错划的右派)有过一次指点江山的畅叙。
这是一次气氛、情调、内容都不寻常的会面。一对挚友，同成“右派”，但他们都没有沉浸在失望之湖泊里，仍然忧国忧民，从中苏关系谈到人口爆炸。虽然这是在徐洪慈被收容劳动教养并即将被押往劳教场地之前夕，“毁誉由人志若磐”，他们这对热血青年仍然遥望着未来。
澄：“我们被错划成右派，将来肯定要反过来。”
洪：“少则10年，多则20年。因为我们的观点没有错。”
从那次书生谈话到澄和洪分别得到错划右派的改正这一历史裁决，超出了20年。从24岁到49岁，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岁月流逝，错案终于得纠正。本来是为追求真理和公正才流亡异邦，如今沉冤昭雪，神州巨变，他那颗仍然年轻的心又火热起来。
但是他不能一个人回国。当他在异国流浪的最困难、最无温暖的日子，一个蒙古姑娘把她的豆蔻年华和纯真之爱献给了他。他一定要同蒙古籍妻子一起回国定居，虽然他知道民族、风俗、语言之差异会产生意想得到的和意想不到的麻烦。
奥永壮着胆，亲自跑到乌兰巴托蒙古外交部门口，要求会见外交部长。带枪的警察拦住了她。她用鸟儿般动听的声音说服了警察，让她进去。
她含泪恳求部长：“我已经同中国人结了婚，现在我申请随丈夫去中国，你批准吧!”
部长询问她的丈夫是什么人?
奥永使用逻辑的语言：“徐洪慈是好人。如果不是好人，你们前不久不会允许他回中国探亲。”
“那么，他在中国有没有妻子、孩子?”
“没有。如果有，他怎么会带我和我们孩子回去。”
“你们有结婚证吗?”
奥永急忙呈上蒙古婚姻登记机关颁发的结婚证。她和徐洪慈于1975年同居，两年后正式结婚并领取结婚文书。
蒙古政府终于批准奥永和孩子随中国丈夫去中国定居。
1984年3月27日，徐洪慈偕同妻子奥永和三个孩子坐火车离乌兰巴托回国。徐洪慈默默地向这块他生活了近12年的国土告别。
12年前，他还是30多岁的壮年男子汉，如今年近半百，人生之旅途已经越过了大半段。
12年前，他满头黑发，体格健壮，如今银丝开始爬上他的两鬓，皱纹印深了他的前额，唯有那双浓眉，仍不减当年风采。
别了，乌兰巴托!别了，蒙古人民。
3天后，徐洪慈和全家到达阔别了多年的上海，他拥抱了年迈的母亲、曾受过他株连的妹妹；他会见了他的地下党战友和学生时期的同窗；他拜见了危急关头挺身相救的90多岁的韵芳娘娘；他邀请了当年的“右派难友”澄来上海共同回顾半生的历程；他拜访了在他恢复国籍、回国定居等事项上鼎力相助的老首长。
他接受了上海某职工大学之聘，教授企业管理、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他写出了讲义，准备成书。他开始攻读英文，准备参加评聘高级职称。他提出了恢复他共产党党籍的庄严申请。他准备将来写一本个人经历的回忆录，作为醒世醒己的材料。他把奥永安排做油印材料的轻松工作，让她学中文，学上海话。
暮归的人，多么坚强，可敬!
暮归的爱，多么炽热，深沉!
啊!热爱固然值得颂赞，痛苦亦何曾不值得颂赞。热爱和痛苦是一对不可分离的孪生姐妹。她们锤炼人类，锤炼伟大的心魂。
1987年盛夏于京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