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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西西love 2012-04-20

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鲁迅

 

第一讲 从神话到神仙传

考小说之名,最古是见于庄子所说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县”是高,言高名;“令”是美,言美誉。但这是指他所谓琐屑之言,不关道术的而说,和后来所谓的小说并不同。

因为如孔子,杨子[1],墨子[2]各家的学员,从庄子看来,都可以谓之小说;反之,别家对庄子,也可称他的著作为小说。至于《汉书·艺文志》上说:“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这才近似现在的所谓小说了,但也不过古时稗官采集一般小民所谈的小话,借以考察国之民情,风俗而已;并无现在所谓小说之价值。

小说是如何起源的呢?据《汉书·艺文志》上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稗官采集小说的有无,是另一问题;即使真有,也不过是小说书之起源,不是小说之起源。至于现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却多认小说起源于神话。因为原始民族,穴居野处,见天地万物,变化不常--如风;雨,地震等--有非人力所可捉摸抵抗,很为惊怪,以为必有个主宰万物者在,因之拟名为神;并想像神的生活,动作,如中国有盘古氏开天辟地之说,这便成功了“神话”。从神话演进,故事渐近于人性,出现的大抵是“半神”,如说古来建大功的英雄,其才能在凡人以上,由于天授的就是。例如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之的话,都是和凡人不同的。这些口传,今人谓之“传说”。由此再演进,则正事归为史;逸史即变为小说了。

我想,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其一,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所以从单纯的呼叫发展开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韵调;其二,是因为原始民族对于神明,渐因畏惧而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所以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

但在古代,不问小说或诗歌,其要素总离不开神话。印度,埃及,希腊都如此,中国亦然。只是中国并无含有神话的大著作;其零星的神话,现在也还没有集录为专书的。我们要寻求,只可从古书上得到一点,而这种古书最重要的,便推《山海经》。不过这书也是无系统的,其中最要的,和后来有关系的记述,有西王母的故事,现在举一条出来: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如此之类还不少。这个古典,一直流行到唐朝,才被骊山老母夺了位置去。此外还有一种《穆天子传》,讲的是周穆王驾八骏西征的故事,是汲郡古冢中杂书之一篇。总之中国古代的神话材料很少,所有者,只是些断片的,没有长篇的,而且似乎也并非后来散亡,是本来的少有。我们在此要推求其原因,我以为最要的有两种:

一、太劳苦

因为中华民族先居在黄河流域,自然界底情形并不佳,为谋生起见,生活非常勤苦,因之重实际,轻玄想,故神话就不能发达以及流传下来。劳动虽说是发生文艺的一个源头,但也有条件:就是要不过度。劳逸均适,或者小觉劳苦,才能发生种种的诗歌,略有余暇,就讲小说。假使劳动太多,休息时少,没有恢复疲劳的余裕,则眠食尚且不暇,更不必提什么文艺了。

二、易于忘却

因为中国古时天神,地祇,人,鬼,往往殽杂,则原始的信仰存于传说者,日出不穷,于是旧者僵死,后人无从而知。如神荼,郁垒,为古之大神,传说上是手执一种苇索,以缚虎,且御凶魅的,所以古代将他们当作门神。但到后来又将门神改为秦琼,尉迟敬德,并引说种种事实,以为佐证,于是后人单知道秦琼和尉迟敬德为门神,而不复知神荼,郁垒,更不消说造作他们的故事了。此外这样的还很不少。

中国的神话既没有什么长篇的,现在我们就再来看《汉书·艺文志》上所载的小说:《汉书·艺文志》上所载的许多小说目录,现在一样都没有了,但只有些遗文,还可以看见。如《大戴礼·保傅篇》中所引《青史子》说:

“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居则习礼文,行则鸣佩玉,升车则闻和鸾之声,是以非僻之心无自入也。……”

《青史子》这种话,就是古代的小说;但就我们看去,同《礼记》所说是一样的,不知何以当作小说?或者因其中还有许多思想和儒家的不同之故吧。至于现在所有的所谓汉代小说,却有称东方朔所做的两种:一、《神异经》,二、《十洲记》。班固做的,也有两种:一、《汉武故事》;二、《汉武帝内传》。此外还有郭宪做的《洞冥记》,刘歆做的《西京杂记》。《神异经》的文章,是仿《山海经》的,其中所说的多怪诞之事。现在举一条出来:

“西南荒山中出讹兽,其状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东而西,言恶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西南荒经》)

《十洲记》是记汉武帝闻十洲于西王母之事,也仿《山海经》的,不过比较《神异经》稍微庄重些。《汉武故事》和《汉武帝内传》,都是记武帝初生以至崩葬的事情。《洞冥记》是说神仙道术及远方怪异的事情。《西京杂记》则杂记人间琐事。

然而《神异经》,《十洲记》,为《汉书·艺文志》上所不载,可知不是东方朔做的,乃是后人假造的。《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则与班固别的文章,笔调不类,且中间夹杂佛家语,--彼时佛教尚不盛行,且汉人从来不喜说佛语(可知也是假的)。至于《洞冥记》,《西京杂记》又已经为人考出是六朝人做的。--所以上举的六种小说,全是假的。惟此外有刘向的《列仙传》[3]是真的。晋的葛洪又作《神仙传》[4],唐宋更多,于后来的思想及小说,很有影响。但刘向的《列仙传》,在当时并非有意作小说,乃是当作真实事情做的,不,到现在还多拿它做儿童读物的材料。现在常有一问题发生:即此种神话,可否拿它做儿童的读物?我们顺便也说一说。在反对一方面的人说:以这种神话教儿童,只能养成迷信,是非常有害的;而赞成一方面的人说:以这种神话教儿童,正合儿堂的天性,很感趣味,没有什么害处的。在我以为这要看社会上教育的状况怎样,如果儿童能继续更受良好的教育,则将来一学科学,自然会明白,不至迷信,所以当然没有害的;但如果儿童不能继续受稍深的教育,学识不再进步,则在幼小时所教的神话,将永信以为真,所以也许是有害的。

 

※  ※ ※

[1]杨子 即杨朱,战国初期魏国人。主张“贵生重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的“为我”思想。其言论事迹,散见《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列子》中虽有《杨朱》篇,但系后人伪托。

[2]墨子(约前468-376) 名翟,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曾任宋国大夫,墨家学派创始者。他主张“爱无差等”的“兼爱”思想。现存《墨子》五十三篇。

[3]《列仙传》 《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卷,题刘向撰。叙写赤松子等七十一个仙人的故事。

[4]《神仙传》 《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题葛洪撰。叙写许由、巢父等八十四人名列仙班的故事。

 

第二讲 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

上次讲过:一、神话是文艺的萌芽。二、中国的神话很少。三、所有的神话,没有长篇的。四、《汉书·艺文志》上载的小说都不存在了。五、现存汉人的小说,多是假的。

现在我们再看六朝时的小说怎样?中国本来信鬼神的,而鬼神与人乃是隔离的,因欲人与鬼神交通,于是乎就有巫出来。巫到后来分为两派:一为方士;一仍为巫。巫多说鬼,方士多谈炼金及求仙,秦汉以来,其风日盛,到六朝并没有息,所以志怪之书特多,像《博物志》上说:

“燕太子丹质于秦,……欲归,请于秦王。王不听,谬言曰,‘令乌头白,马生角,乃可。’丹仰而叹,乌即头白,俯而嗟,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卷八《史补》)

这全是怪诞之说,是受了方士思想的影响。再如刘敬叔的《异苑》上说:

“义熙中,东海徐氏婢兰忽患羸黄,而拂拭异常,共伺察之,见扫帚从壁角来趋婢床,乃取而焚之,嫂即平复。”(卷八)

这可见六朝人视一切东西,都可成妖怪,这正就是巫底思想,即所谓“万有神教”。此种思想,到了现在,依然留存,像常见在树上挂着“有求必应”的匾,便足以证明社会上还将树木当神,正如六朝人一样的迷信。其实这种思想,本来是无论何国,古时候都有的,不过后来渐渐地没有罢了。但中国还很盛。

六朝志怪的小说,除上举《博物志》、《异苑》而外,还有干宝的《搜神记》,陶潜的《搜神后记》。但《搜神记》多已佚失,现在所存的,乃是明人辑各书引用的话,再加别的志怪书而成,是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至于《搜神后记》,亦记灵异变化之事,但陶潜旷达,未必作此,大约也是别人的托名。

此外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的佛经很多,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谈也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底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达起来,如阳羡鹅笼的故事,就是:

“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中具肴馔。……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暂唤之……’……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

此种思想,不是中国所故有的,乃完全受了印度思想的影响。

就此也可知六朝的志怪小说,和印度怎样相关的大概了。但须知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

六朝时志怪的小说,既如上述,现在我们再讲志人的小说。六朝志人的小说,也非常简单,同志怪的差不多,这有宋刘义庆做的《世说新语》,可以做代表。现在待我举出一两条来看: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卷上《德行篇》)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卷下《任诞篇》)

这就是所谓晋人底风度。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阮光禄之烧车,刘伶之放达,是觉得有些奇怪的,但在晋人却并不以为奇怪,因为那时所贵的是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谈。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1],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

前乎《世说》尚有《语林》,《郭子》,不过现在都没有了。

而《世说》乃是纂辑自后汉至东晋底旧文而成的。后来有刘孝标给《世说》作注,注中所引的古书多至四百余种,而今又不多存在了;所以后人对于《世说》看得更贵重,到现在还很通行。

此外还有一种魏邯郸淳做的《笑林》,也比《世说》早。它的文章,较《世说》质朴些,现在也没有了,不过在唐宋人的类书上所引的遗文,还可以看见一点,我现在把它也举一条出来:

“甲父母在,出学三年而归,舅氏问其学何所得,并序别父久。乃答曰:‘渭阳之思,过于秦康。’(秦康父母已死)既而父数之,‘尔学奚益。’答曰:‘少失过庭之训,故学无益。’”(《广记》二百六十二)

就此可知《笑林》中所说,大概不外俳谐之谈。

上举《笑林》,《世说》两种书,到后来都没有什么发达,因为只有模仿,没有发展。如社会上最通行的《笑林广记》,当然是《笑林》的支派,但是《笑林》所说的多是知识上的滑稽;而到了《笑林广记》[2],则落于形体上的滑稽,专以鄙言就形体上谑人,涉于轻薄,所以滑稽的趣味,就降低多了。

至于《世说》,后来模仿的更多,从刘孝标的《续世说》(见《唐志》)一直到清之王晫所做的《今世说》,现在易宗夔所做的《新世说》等,都是仿《世说》的书。但是晋朝和现代社会底情状,完全不同,到今日还模仿那时底小说,是很可笑的。因为我们知道从汉末到六朝为篡夺时代,四海骚然,人多抱厌世主义;加以佛道二教盛行一时,皆讲超脱现世,晋人先受其影响,于是有一派人去修仙,想飞升,所以喜服药;有一派人欲永游醉乡,不问世事,所以好饮酒。服药者--晋人所服之药,我们知道的有五石散,是用五种石料做的,其性燥烈(身上常发炎,适于穿旧衣,因新衣容易擦坏皮肤。又常不洗,虱子生得极多,所以说:“扪虱而谈。”饮酒者,放浪形骸之外,醉生梦死。)这就是晋时社会底情状。而生在现代底人,生活情形完全不同了,却要去模仿那时社会背景所产生的小说,岂非笑话?

我在上面说过:六朝人并非有意作小说,因为他们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当作事实;所以《旧唐书·艺文志》,把那种志怪的书,并不放在小说里,而归入历史的传记一类,一直到了宋欧阳修才把它归到小说里。可是志人底一部,在六朝时看得比志怪底一部更重要,因为这和成名很有关系;像当时乡间学者想要成名,他们必须去找名士,这在晋朝,就得去拜访王导,谢安一流人物,正所谓“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但要和这流名士谈话,必须要能够合他们的脾胃,而要合他们的脾胃,则非看《世说》,《语林》这一类的书不可。例如:当时阮宣子见太尉王夷甫,夷甫问老庄之异同,宣子答说:“将毋同。”夷甫就非常佩服他,给他官做,即世所谓“三语掾”。但“将毋同”三字,究竟怎样讲?有人说是“殆不同”的意思;有人说是“岂不同”的意思。总之是一种两可、飘渺恍惚之谈罢了。要学这一种飘渺之谈,就非看《世说》不可。

 

※  ※ ※

[1]孔融(153-208) 字文举,东汉末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曾任北海相,后因反对曹操,为曹操所杀。祢衡(173-198),字正平,东汉末平原般(今山尔临邑)人。因反对曹操被送至刘表处,刘表又将他送至黄祖处,终为黄祖所杀。

[2]《笑林广记》 清游戏主人辑。笑话集,四卷,分古艳、腐流、形体、闺风等十二类。

 

第三讲 唐之传奇文

小说到了唐时,却起了一个大变迁。我前次说过: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底文章,都很简短,而且当作记事实;及到唐时,则为有意识的作小说,这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

而且文章很长,并能描写得曲折,和前之简古的文体,大不相同了,这在文体上也算是一大进步。但那时作古文底人,见了很不满意,叫它做“传奇体”。“传奇”二字,当时实是訾贬的意思,并非现代人意中的所谓“传奇”。可是这种传奇小说,现在多没有了,只有宋初底《太平广记》--这书可算是小说的大类书,是搜集六朝以至宋初底小说而成的--我们于其中还可以看见唐时传奇小说底大概:唐之初年,有王度做的《古镜记》,是自述得一神镜底异事,文章虽很长,但仅缀许多异事而成,还不脱六朝志怪底流风。此外又有无名氏做的《白猿传》,说的是梁将欧阳纥至长乐,深入溪洞,其妻为白猿掠去,后来得救回去,生一子,“厥状肖焉”。纥后为陈武帝所杀,他的儿子欧阳询,在唐初很有名望,而貌像猕猴,忌者因作此传;后来假小说以攻击人的风气,可见那时也就流行了。

到了武则天时,有张鷟做的《游仙窟》,是自叙他从长安走河湟去,在路上天晚,投宿一家,这家有两个女人,叫十娘,五嫂,和他饮酒作乐等情。事实不很繁复,而是用骈体文做的。这种以骈体做小说,是从前所没有的,所以也可以算一种特别的作品。到后来清之陈球所做的《燕山外史》,是骈体的,而作者自以为用骈体做小说是由他别开生面的,殊不知实已开端于张鷟了。但《游仙窟》中国久已佚失;惟在日本,现尚留存,因为张鷟在当时很有文名,外国人到中国来,每以重金买他的文章,这或者还是那时带去的一种。其实他的文章很是佻巧,也不见得好,不过笔调活泼些罢了。

唐至开元,天宝以后,作者蔚起,和以前大不同了。从前看不起小说的,此时也来做小说了,这是和当时底环境有关系的,因为唐时考试的时候,甚重所谓“行卷”;就是举子初到京,先把自己得意的诗钞成卷子,拿去拜谒当时的名人,若得称赞,则“声价十倍”,后来便有及第的希望,所以行卷在当时看得很重要。到开元,天宝以后,渐渐对于诗,有些厌气了,于是就有人把小说也放在行卷里去,而且竟也可以得名。所以从前不满意小说的,到此时也多做起小说来,因之传奇小说,就盛极一时了。大历中,先有沈既济做的《枕中记》(这书在社会上很普通,差不多没有人不知道的),内容大略说:有个卢生,行邯郸道中,自叹失意,乃遇吕翁,给他一个枕头,生睡去,就梦娶清河崔氏(清河崔属大姓;所以得娶清河崔氏,也是极荣耀的)并由举进士,一直升官到尚书兼御史大夫。后为时宰所忌,害他贬到端州。过数年,又追他为中书令,封燕国公。后来衰老有病,呻吟床次,至气断而死。梦中死去,他便醒来,却尚不到煮熟一锅饭的时候。--这是劝人不要躁进,把功名富贵,看淡些的意思。到后来明人汤显祖做的《邯郸记》,清人蒲松龄所做《聊斋》中的《续黄粱》,都是本这《枕中记》的。

此外还有一个名人叫陈鸿的,他和他的朋友白居易经过安史之乱以后,杨贵妃死了,美人已入黄土,凭吊古事,不胜伤情,于是白居易作了《长恨歌》;而他便做了《长恨歌传》。此传影响到后来,有清人洪昇所做的《长生殿》传奇,是根据它的。当时还有一个著名的,是白居易之弟白行简,做了一篇《李娃传》,说的是:荥阳巨族之子,到长安来,溺于声色,贫病困顿,竟流落为挽郎(挽郎是人家出殡时,挽棺材者,并须唱挽歌)。后为李娃所救,并勉他读书,遂得擢第,官至参军。行简的文章本好,叙李娃的情节,又很是缠绵可观。此篇对于后来的小说[1],也很有影响,如元人的《曲江池》,明人薛近兖的《绣襦记》,都是以它为本的。

再唐人底小说,不甚讲鬼怪,间或有之,也不过点缀点缀而已。但也有一部分短篇集,仍多讲鬼怪的事情,这还是受了六朝人底影响,如牛僧孺的《玄怪录》,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李复言的《续玄怪录》,张读的《宣室志》,苏鹗的《杜阳杂编》,裴铏的《传奇》等,都是的。然而毕竟是唐人做的,所以较六朝人做的曲折美妙得多了。

唐之传奇作者,除上述以外,于后来影响最大而特可注意者,又有二人:其一著作不多,而影响很大,又很著名者,便是元微之;其一著作多,影响也很大,而后来不甚著名者,便是李公佐。现在我把他两人分开来说一说:

一、元微之的著作

元微之名稹,是诗人,与白居易齐名。他做的小说,只有一篇《莺莺传》,是讲张生与莺莺之事,这大概大家都是知道的,我可不必细说。微之的诗文,本是非常有名的,但这篇传奇,却并不怎样杰出,况且其篇末叙张生之弃绝莺莺,又说什么“……德不足以胜妖,是用忍情”。文过饰非,差不多是一篇辩解文字。可是后来许多曲子,却都由此而出,如金人董解元的《弦索西厢》(现在的《西厢》,是扮演;而此则弹唱)元人王实甫的《西厢记》,关汉卿的《续西厢记》,明人李日华的《南西厢记》,陆采的《南西厢记》,……等等,非常之多,全导源于这一篇《莺莺传》。但和《莺莺传》原本所叙的事情,又略有不同,就是:

叙张生和莺莺到后来终于团圆了。这因为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而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底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底问题)。

二、李公佐的著作

李公佐向来很少人知道,他做的小说很多,现在只存有四种:

(一)《南柯太守传》:此传最有名,是叙东平淳于棼的宅南,有一棵大槐树,有一天棼因醉卧东庑下,梦见两个穿紫色衣服的人,来请他到了大槐安国,招了驸马,出为南柯太守;因有政绩,又累升大官。后领兵与檀萝国战争,被打败,而公主又死了,于是仍送他回来。及醒来则刹那之梦,如度一世;而去看大槐树,则有一蚂蚁洞,蚂蚁正出入乱走着,所谓大槐安国,南柯郡,就在此地。这篇立意,和《枕中记》差不多,但其结穴,余韵悠然,非《枕中记》所能及。后来明人汤显祖作《南柯记》,也就是从这传演出来的。

(二)《谢小娥传》:此篇叙谢小娥的父亲,和她的丈夫,皆往来江湖间,做买卖,为盗所杀。小娥梦父告以仇人为“车中猴东门草”;又梦夫告以仇人为“禾中走一日夫”;人多不能解,后来李公佐乃为之解说:“车中猴,东门草”是“申兰”二字;“禾中走,一日夫”是“申春”二字。

后果然因之得盗。这虽是解谜获贼,无大理致,但其思想影响于后来之小说者甚大:如李复言演其文入《续玄怪录》,题曰《妙寂尼》,明人则本之作平话。他若《包公案》中所叙,亦多有类此者。

(三)《李汤》:此篇叙的是楚州刺史李汤,闻渔人见龟山下,水中有大铁锁,以人,牛之力拉出,则风涛大作;并有一像猿猴之怪兽,雪牙金爪,闯上岸来,观者奔走,怪兽仍拉铁锁入水,不再出来。李公佐为之解说:怪兽是淮涡水神无支祁。“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

大禹使庚辰制之,颈锁大索,徙到淮阴的龟山下,使淮水得以安流。这篇影响也很大,我以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正类无支祁。但北大教授胡适之先生则以为是由印度传来的;俄国人钢和泰教授也曾说印度也有这样的故事。[2]可是由我看去:作《西游记》的人,并未看过佛经;中国所译的印度经论中,没有和这相类的话;作者--吴承恩--熟于唐人小说,《西游记》中受唐人小说的影响的地方很不少。所以我还以为孙悟空是袭取无支祁的。但胡适之先生仿佛并以为李公佐就受了印度传说的影响,这是我现在还不能说然否的话。

(四)《庐江冯媪》:此篇叙事很简单,文章也不大好,我们现在可以不讲它。

唐人小说中的事情,后来都移到曲子里。如“红线”,“红拂”,“虬髯”[3]……等,皆出于唐之传奇,因此间接传遍了社会,现在的人还知道。至于传奇本身,则到唐亡就随之而绝了。

 

※  ※ ※

[1]此处“小说”应为“戏曲”。

[2]胡适在其《西游记考证》中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又说:“我依着钢和泰博士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记事诗《拉麻传》里寻得一个哈奴曼,大概可以算是齐天大圣的背影了”(见《胡适文存》二集)。钢和泰,沙俄时代贵族,十月革命后曾来中国,在北京大学教古印度宗教学和梵文。

[3]“红线,明梁辰鱼曾作杂剧《红线女》。“红拂”、明张凤翼曾作传奇《红拂记》。“虬髯”,明凌濛初曾作杂剧《虬髯翁》。

 

第四讲 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

上次讲过:传奇小说,到唐亡时就绝了。至宋朝,虽然也有作传奇的,但就大不相同。因为唐人大抵描写时事;而宋人则极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讳忌渐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回避,去讲古事。加以宋时理学极盛一时,因之把小说也多理学化了,以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但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宋人虽然还作传奇,而我说传奇是绝了,也就是这意思。然宋之士大夫,对于小说之功劳,乃在编《太平广记》一书。此书是搜集自汉至宋初的琐语小说,共五百卷,亦可谓集小说之大成。不过这也并非他们自动的,乃是政府召集他们做的。因为在宋初,天下统一,国内太平,因招海内名士,厚其廪饩,使他们修书,当时成就了《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此在政府的目的,不过利用这事业,收养名人,以图减其对于政治上之反动而已,固未尝有意于文艺;但在无意中,却替我们留下了古小说的林薮来。至于创作一方面,则宋之士大夫实在并没有什么贡献。但其时社会上却另有一种平民底小说,代之而兴了。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因为当时一般士大夫,虽然都讲理学,鄙视小说,而一般人民,是仍要娱乐的;平民的小说之起来,正是无足怪讶的事。

宋建都于汴,民物康阜,游乐之事,因之很多,市井间有种杂剧,这种杂剧中包有所谓“说话”。“说话”分四科:一、讲史;二、说经诨经;三、小说;四、合生。“讲史”是讲历史上底事情,及名人传记等;就是后来历史小说之起源。“说经诨经”,是以俗话演说佛经的。“小说”是简短的说话。“合生”,是先念含混的两句诗,随后再念几句,才能懂得意思,大概是讽刺时人的。这四科后来于小说有关系的,只是“讲史”和“小说”。那时操这种职业的人,叫做“说话人”;而且他们也有组织的团体,叫做“雄辩社”。他们也编有一种书,以作说话时之凭依,发挥,这书名叫“话本”。南宋初年,这种话本还流行,到宋亡,而元人入中国时,则杂剧消歇,话本也不通行了。至明朝,虽也还有说话人(如柳敬亭就是当时很有名的说话人),但已不是宋人底面目;而且他们已不属于杂剧,也没有什么组织了。到现在,我们几乎已经不能知道宋时的话本究竟怎样(幸而现在翻刻了几种书,可以当作标本看)。

一种是《五代史平话》,是可以作讲史看的。讲史的体例,大概是从开天辟地讲起,一直到了要讲的朝代。《五代史平话》也是如此;它的文章,是各以诗起,次入正文,又以诗结,总是一段一段的有诗为证。但其病在于虚事铺排多,而于史事发挥少。至于诗,我以为大约是受了唐人底影响:因为唐时很重诗,能诗者就是清品;而说话人想仰攀他们,所以话本中每多诗词,而且一直到现在许多人所做的小说中也还没有改。再若后来历史小说中每回的结尾上,总有“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话,我以为大概也起于说话人,因为说话必希望人们下次再来听,所以必得用一个惊心动魄的未了事拉住他们。至于现在的章回小说还来模仿它,那可只是一个遗迹罢了,正如我们腹中的盲肠一样,毫无用处。

一种是《京本通俗小说》,已经不全了,还存十多篇。在“说话”中之所谓小说,并不像现在所谓的广义的小说,乃是讲的很短,而且多用时事的。起首先说一个冒头,或用诗词,或仍用故事,名叫“得胜头回”(“头回”是前回之意;“得胜”是吉利语。)以后才入本文,但也并不冗长,长短和冒头差不多,在短时间内就完结。可见宋代说话中的所谓小说,即是“短篇小说”的意思,《京本通俗小说》虽不全,却足够可以看见那类小说底大概了。

除上述两种之外,还有一种《大宋宣和遗事》,首尾皆有诗,中间杂些俚句,近于“讲史”而非口谈;好似“小说”而不简洁;惟其中已叙及梁山泊的事情,就是《水浒》之先声,是大可注意的事。还有现在新发现的一部书,叫《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此书中国早没有了,是从日本拿回来的--这所谓“诗话”,又不是现在人所说的诗话,乃是有诗,有话;换句话说:也是注重“有诗为证”的一类小说的别名。

这《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虽然是《西游记》的先声,但又颇不同:例如“盗人参果”一事,在《西游记》上是孙悟空要盗,而唐僧不许;在《取经诗话》里是仙桃,孙悟空不盗,而唐僧使命去盗。--这与其说时代,倒不如说是作者思想之不同处。因为《西游记》之作者是士大夫,而《取经诗话》之作者是市人。士大夫论人极严,以为唐僧岂应盗人参果,所以必须将这事推到猴子身上去;而市人评论人则较为宽恕,以为唐僧盗几个区区仙桃有何要紧,便不再经心作意地替他隐瞒,竟放笔写上去了。

总之,宋人之“说话”的影响是非常之大,后来的小说,十分之九是本于话本的。如一、后之小说如《今古奇观》等片段的叙述,即仿宋之“小说”。二、后之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等长篇的叙述,皆本于“讲史”。其中讲史之影响更大,并且从明清到现在,“二十四史”都演完了。作家之中,又出了一个著名人物,就是罗贯中。

罗贯中名本,钱唐人,大约生活在元末明初。他做的小说很多,可惜现在只剩了四种。而此四种又多经后人乱改,已非本来面目了。--因为中国人向来以小说为无足轻重,不似经书,所以多喜欢随便改动它--至于贯中生平之事迹,我们现在也无从而知;有的说他因为做了水浒,他的子孙三代都是哑巴,那可也是一种谣言。贯中的四种小说,就是:一、《三国演义》;二、《水浒传》;三、《隋唐志传》;四、《北宋三遂平妖传》。《北宋三遂平妖传》,是记贝州王则借妖术作乱的事情,平他的有三个人,其名字皆有一“遂”字,所以称“三遂平妖”。《隋唐志传》,是叙自隋禅位,以至唐明皇的事情。--这两种书的构造和文章都不甚好,在社会上也不盛行;最盛行,而且最有势力的,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一、《三国演义》

讲三国底事情的,也并不自罗贯中起始,宋时里巷中说古话者,有“说三分”,就讲的是三国故事。

苏东坡也说:“王彭尝云:‘途巷中小儿,……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可见在罗贯中以前,就有《三国演义》这一类的书了。因为三国底事情,不像五代那样纷乱;又不像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而且三国时底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所以人都喜欢取来做小说底材料。再有裴松之注《三国志》,甚为详细,也足以引起人之注意三国的事情。至罗贯中之《三国演义》是否出于创作,还是继承,现在固不敢草草断定;但明嘉靖时本题有“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罗本编次”之说,则可见是直接以陈寿的《三国志》为蓝本的。但是现在的《三国演义》却已多经后人改易,不是本来面目了。若论其书之优劣,则论者以为其缺点有三:

(一)容易招人误会。因为中间所叙的事情,有七分是实的,三分是虚的;惟其实多虚少,所以人们或不免并信虚者为真。如王渔洋是有名的诗人,也是学者,而他有一个诗的题目叫“落凤坡吊庞士元”[1],这“落凤坡”只有《三国演义》上有,别无根据,王渔洋却被它闹昏了。

(二)描写过实。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

(三)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这就是说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像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写孔明之智,而结果倒像狡猾。--然而究竟它有很好的地方,像写关云长斩华雄一节,真是有声有色;写华容道上放曹操一节,则义勇之气可掬,如见其人。后来做历史小说的很多,如《开辟演义》,《东西汉演义》,《东西晋演义》,《前后唐演义》,《南北宋演义》,《清史演义》……都没有一种跟得住《三国演义》。所以人都喜欢看它;将来也仍旧能保持其相当价值的。

二、《水浒传》

《水浒传》是叙宋江等的事情,也不自罗贯中起始;因为宋江是实有其人的,为盗亦是事实,关于他的事情,从南宋以来就成社会上的传说。宋元间有高如,李嵩等,即以水浒故事作小说;宋遗民龚圣与又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又《宣和遗事》上也有讲“宋江擒方腊有功,封节度使”等说话,可见这种故事,早已传播人口,或早有种种简略的书本,也未可知。到后来,罗贯中荟萃诸说或小本《水浒》故事,而取舍之,便成了大部的《水浒传》。但原本之《水浒传》,现在已不可得,所通行的《水浒传》有两类:

一类是七十回的;一类是多于七十回的。多于七十回的一类是先叙洪太尉误走妖魔,而次以百八人渐聚梁山泊,打家劫舍,后来受招安,用以破辽,平田虎,王庆,擒方腊,立了大功。最后朝廷疑忌,宋江服毒而死,终成神明。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时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很不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这也就是事实上缺陷者,小说使他团圆的老例。

《水浒传》有许多人以为是施耐庵做的。因为多于七十回的《水浒传》就有繁的和简的两类,其中一类繁本的作者,题着施耐庵。然而这施耐庵恐怕倒是后来演为繁本者的托名,其实生在罗贯中之后。后人看见繁本题耐庵作,以为简本倒是节本,便将耐庵看作更古的人,排在贯中以前去了。到清初,金圣叹又说《水浒传》到“招安”为止是好的,以后便很坏;又自称得着古本,定“招安”为止是耐庵作,以后是罗贯中所续,加以痛骂。于是他把“招安”以后都删了去,只存下前七十回--这便是现在的通行本。他大概并没有什么古本,只是凭了自己的意见删去的,古本云云,无非是一种“托古”的手段罢了。但文章之前后有些参差,却确如圣叹所说,然而我在前边说过:《水浒传》见集合许多口传,或小本《水浒》故事而成的,所以当然有不能一律处。况且描写事业成功以后的文章,要比描写正做强盗时难些,一大部书,结末不振,是多有的事,也不能就此便断定是罗贯中所续作。至于金圣叹为什么要删“招安”以后的文章呢?这大概也就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底影响。胡适之先生说:“圣叹生于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般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强盗是不应该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这话很是。就是圣叹以为用强盗来平外寇,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不愿听宋江立功的谣言。

但到明亡之后,外族势力全盛了,几个遗民抱亡国之痛,便把流寇之痛苦忘却,又与强盗表起同情来。如明遗民陈忱,就托名雁宕山樵作了一部《后水浒传》。他说:宋江死了以后,余下的同志,尚为宋御金,后无功,李俊率众浮海到暹罗做了国王。--这就是因为国家为外族所据,转而与强盗又表同情的意思。可是到后来事过情迁,连种族之感都又忘掉了,于是道光年间就有俞万春作《结水浒传》,说山寇宋江等,一个个皆为官兵所杀。他的文章,是漂亮的,描写也不坏,但思想实在未免煞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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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落凤坡吊庞士元” 诗见王士禛《渔洋山人精华录》卷十。

 

第五讲 明小说之两大主潮

上次已将宋之小说,讲了个大概。元呢,它的词曲很发达,而小说方面,却没有什么可说。现在我们就讲到明朝的小说去。明之中叶,即嘉靖前后,小说出现的很多,其中有两大主潮:一、讲神魔之争的;二、讲世情的。现在再将它分开来讲:

一、讲神魔之争的

此思潮之起来,也受了当时宗教,方士之影响的。宋宣和时,即非常崇奉道流;元则佛道并奉,方士的势力也不小;至明,本来是衰下去的了,但到成化时,又抬起头来,其时有方士李孜,释家继晓,正德时又有色目人于永,都以方技杂流拜官,因之妖妄之说日盛,而影响及于文章。况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大抵是互相调和,互相容受,终于名为“同源”而后已。凡有新派进来,虽然彼此目为外道,生些纷争,但一到认为同源,即无歧视之意,须俟后来另有别派,它们三家才又自称正道,再来攻击这非同源的异端。当时的思想,是极模糊的,在小说中所写的邪正,并非儒和佛,或道和佛,或儒道释和白莲教,单不过是含胡的彼此之争,我就总括起来给他们一个名目,叫做神魔小说。

此种主潮,可作代表者,有三部小说:(一)《西游记》;(二)《封神传》;(三)《三宝太监西洋记》。

(一)《西游记》

《西游记》世人多以为是元朝的道士邱长春做的,其实不然。邱长春自己另有《西游记》三卷,是纪行,今尚存《道藏》中:惟因书名一样,人们遂误以为是一种。加以清初刻《西游记》小说者,又取虞集所作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序》冠其首,人更信这《西游记》是邱长春所做的了(实则做这《西游记》者,乃是江苏山阳人吴承恩)。此见于明时所修的《淮安府志》;但到清代修志却又把这记载删去了。《西游记》现在所见的,是一百回,先叙孙悟空成道,次叙唐僧取经的由来,后经八十一难,终于回到东土。

这部小说,也不是吴承恩所创作,因为《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在前边已经提及过--已说过猴行者,深河神〔1〕,及诸异境。元朝的杂剧也有用唐三藏西天取经做材料的著作。

此外明时也别有一种简短的《西游记传》--由此可知玄奘西天取经一事,自唐末以至宋元已渐渐演成神异故事,且多作成简单的小说,而至明吴承恩,便将它们汇集起来,以成大部的《西游记》。承恩本善于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都喜欢看!这是他的本领。而且叫人看了,无所容心,不像《三国演义》,见刘胜则喜,见曹胜则恨;因为《西游记》上所讲的都是妖怪,我们看了,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赏鉴了--这也是他的本领。至于说到这书的宗旨,则有人说是劝学;有人说是谈禅;有人说是讲道;议论很纷纷。但据我看来,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只因为他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所以释迦,老君,观音,真性,元神之类,无所不有,使无论什么教徒,皆可随宜附会而已。如果我们一定要问它的大旨,则我觉得明人谢肇湅J所说的“《西游记》……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这几句话,已经很足以说尽了。后来有《后西游记》及《续西游记》等,都脱不了前书窠臼。至董说的《西游补》,则成了讽刺小说,与这类没有大关系了。

(二)《封神传》

《封神传》在社会上也很盛行,至为何人所作,我们无从而知。有人说:作者是一穷人,他把这书做成卖了,给他女儿作嫁资,但这不过是没有凭据的传说。

它的思想,也就是受了三教同源的模糊的影响;所叙的是受辛进香女娲宫,题诗黩神,神因命三妖惑纣以助周。上边多说战争,神佛杂出,助周者为阐教;助殷者为截教。我以为这“阐”是明的意思,“阐教”就是正教;“截”是断的意思,“截教”或者就是佛教中所谓断见外道。--总之是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以三教为神,以别教为魔罢了。

(三)《三宝太监西洋记》

《三宝太监西洋记》,是明万历间的书,现在少见;这书所叙的是永乐中太监郑和服外夷三十九国,使之朝贡的事情。书中说郑和到西洋去,是碧峰长老助他的,用法术降服外夷,收了全功。在这书中,虽然所说的是国与国之战,但中国近于神,而外夷却居于魔的地位,所以仍然是神魔小说之流。不过此书之作,则也与当时的环境有关系,因为郑和之在明代,名声赫然,为世人所乐道;而嘉靖以后,东南方面,倭寇猖獗,民间伤今之弱,于是便感昔之盛,做了这一部书。但不思将帅,而思太监,不恃兵力,而恃法术者,乃是一则为传统思想所囿;一则明朝的太监的确常做监军,权力非常之大。这种用法术打外国的思想,流传下来一直到清朝,信以为真,就有义和团实验了一次。

二、讲世情的

当神魔小说盛行的时候,讲世情的小说,也就起来了,其原因,当然也离不开那时的社会状态,而且有一类,还与神魔小说一样,和方士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种小说,大概都叙述些风流放纵的事情,间于悲欢离合之中,写炎凉的世态。其最著名的,是《金瓶梅》,书中所叙,是借《水浒传》中之西门庆做主人,写他一家的事迹。西门庆原有一妻三妾,后复爱潘金莲,酖其夫武大,纳她为妾;又通金莲婢春梅;复私了李瓶儿,也纳为妾了。后来李瓶儿,西门庆皆先死,潘金莲又为武松所杀,春梅也因淫纵暴亡。至金兵到清河时,庆妻携其遗腹子孝哥,欲到济南去,路上遇着普净和尚,引至永福寺,以佛法感化孝哥,终于使他出了家,改名明悟。因为这书中的潘金莲,李瓶儿,春梅,都是重要人物,所以书名就叫《金瓶梅》。明人小说之讲秽行者,人物每有所指,是借文字来报尽仇的,像这部《金瓶梅》中所说的西门庆,是一个绅士,大约也不外作者的仇家,但究属何人,现在无可考了。至于作者是谁,我们现在也还未知道。有人说:这是王世贞为父报仇而做的,因为他的父亲王忬为严嵩所害,而严嵩之子世蕃又势盛一时,凡有不利于严嵩的奏章,无不受其压抑,不使上闻。王世贞探得世蕃爱看小说,便作了这部书,使他得沉湎其中,无暇他顾,而参严嵩的奏章,得以上去了。所以清初的翻刻本上,就有《苦孝说》冠其首。

但这不过是一种推测之辞,不足信据。《金瓶梅》的文章做得尚好,而王世贞在当时最有文名,所以世人遂把作者之名嫁给他了。后人之主张此说,并且以《苦孝说》冠其首,也无非是想减轻社会上的攻击的手段,并不是确有什么王世贞所作的凭据。

此外叙放纵之事,更甚于《金瓶梅》者,为《玉娇李》。

但此书到清朝已经佚失,偶有见者,也不是原本了。还有一种山东诸城人丁耀亢所做的《续金瓶梅》,和前书颇不同,乃是对于《金瓶梅》的因果报应之说,就是武大后世变成淫夫,潘金莲也变为河间妇,终受极刑;西门庆则变成一个騃憨男子,只坐视着妻妾外遇(以见轮回是不爽的)〔2〕。从此以后世情小说,就明明白白的,一变而为说报应之书--成为劝善的书了。这样的讲到后世的事情的小说,如果推演开去,三世四世,可以永远做不完工,实在是一种奇怪而有趣的做法。

但这在古代的印度却是曾经有过的,如《鸯堀摩罗经》〔3〕就是一例。

如上所讲,世情小说在一方面既有这样的大讲因果的变迁,在他方面也起了别一种反动。那是讲所谓“温柔敦厚”的,可以用《平山冷燕》,《好逑传》,《玉娇梨》来做代表。不过这类的书名字,仍多袭用《金瓶梅》式,往往摘取书中人物的姓名来做书名;但内容却不是淫夫荡妇,而变了才子佳人了。所谓才子者,大抵能作些诗,才子和佳人之遇合,就每每以题诗为媒介。这似乎是很有悖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对于旧习惯是有些反对的意思的,但到团圆的时节,又常是奉旨成婚,我们就知道作者是寻到了更大的帽子了。那些书的文章也没有一部好,而在外国却很有名。一则因为《玉娇梨》,《平山冷燕》,有法文译本;《好逑传》有德,法文译本,所以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们都知道,给中国做文学史就大概提起它;二则因为若在一夫一妻制的国度里,一个以上的佳人共爱一个才子便要发生极大的纠纷,而在这些小说里却毫无问题,一下子便都结了婚了,从他们看起来,实在有些新奇而且有趣。

 

※  ※   

1〕深河神 据《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应作“深沙神”。

2〕这是《玉娇李》的情节,参看《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

3〕《鸯堀摩罗经》 四卷,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属大乘部,叙述佛济度鸯堀摩罗的故事。

 

第六讲 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

清代底小说之种类及其变化,比明朝比较的多,但因为时间关系,我现在只可分作四派来说一个大概。这四派便是:一、拟古派;二、讽刺派;三、人情派;四、侠义派。

一、拟古派

所谓拟古者,是指拟六朝之志怪,或拟唐朝之传奇者而言。唐人底小说单本,到明时什九散亡了,偶有看见模仿的,世间就觉得新异。元末明初,先有钱塘瞿佑仿了唐人传奇,作《剪灯新话》,文章虽没有力,而用些艳语来描画闺情,所以特为时流所喜,仿效者很多,直到被朝廷禁止,这风气才渐渐的衰歇。但到了嘉靖间,唐人底传奇小说盛行起来了,从此模仿者又在在皆是,文人大抵喜欢做几篇传奇体的文章;其专做小说,合为一集的,则《聊斋志异》最有名。《聊斋志异》是山东淄川人蒲松龄做的。有人说他作书以前,天天在门口设备茗烟,请过路底人讲说故事,作为著作的材料;但是多由他的朋友那里听来的,有许多是从古书尤其是从唐人传奇变化而来的(如《凤阳士人》,《续黄粱》等就是),所以列他于拟古。书中所叙,多是神仙,狐鬼,精魅等故事,和当时所出同类的书差不多,但其优点在:

(一)描写详细而委曲,用笔变幻而熟达。

(二)说妖鬼多具人情,通世故,使人觉得可亲,并不觉得很可怕。不过用古典太多,使一般人不容易看下去。

《聊斋志异》出来之后,风行约一百年,这其间模仿和赞颂它的非常之多。但到了乾隆末年,有直隶献县人纪昀出来和他反对了,纪昀说《聊斋志异》之缺点有二:

(一)体例太杂。就是说一个人的一个作品中,不当有两代的文章的体例,这是因为《聊斋志异》中有长的文章是仿唐人传奇的,而又有些短的文章却象六朝的志怪。

(二)描写太详。这是说他的作品是述他人的事迹的,而每每过于曲尽细微,非自己不能知道,其中有许多事,本人未必肯说,作者何从知之?

纪昀为避此两缺点起见,所以他所做的《阅微草堂笔记》就完全模仿六朝,尚质黜华,叙述简古,力避唐人的做法。其材料大抵自造,多借狐鬼的话,以攻击社会。据我看来,他自己是不信狐鬼的,不过他以为对于一般愚民,却不得不以神道设教。但他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他生在乾隆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个人。可是到了末流,不能了解他攻击社会的精神,而只是学他的以神道设教一面的意思,于是这派小说差不多又变成劝善书了。

拟古派的作品,自从以上二书出来以后,大家都学它们;一直到了现在,即如上海就还有一群所谓文人在那里模仿它。

可是并没有什么好成绩,学到的大抵是糟粕,所以拟古派也已经被踏死在它的信徒的脚下了。

二、讽刺派

小说中寓讥讽者,晋唐已有,而在明之人情小说为尤多。在清朝,讽刺小说反少有,有名而几乎是唯一的作品,就是《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安徽全椒人吴敬梓做的。敬梓多所见闻,又工于表现,故凡所有叙述,皆能在纸上见其声态;而写儒者之奇形怪状,为独多而独详。当时距明亡没有百年,明季底遗风,尚留存于士流中,八股而外,一无所知,也一无所事。敬梓身为士人,熟悉其中情形,故其暴露丑态,就能格外详细。其书虽是断片的叙述,没有线索,但其变化多而趣味浓,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一直到了清末,外交失败,社会上的人们觉得自己的国势不振了,极想知其所以然,小说家也想寻出原因的所在;于是就有李宝嘉归罪于官场,用了南亭亭长的假名字,做了一部《官场现形记》。这部书在清末很盛行,但文章比《儒林外史》差得多了;而且作者对于官场的情形也并不很透彻,所以往往有失实的地方。嗣后又有广东南海人吴沃尧归罪于社会上旧道德的消灭,也用了我佛山人的假名字,做了一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部书也很盛行,但他描写社会的黑暗面,常常张大其词,又不能穿入隐微,但照例的慷慨激昂,正和南亭亭长有同样的缺点。这两种书都用断片凑成,没有什么线索和主角,是同《儒林外史》差不多的,但艺术的手段,却差得远了;最容易看出来的就是《儒林外史》是讽刺,而那两种都近于谩骂。

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了文艺上底价值,而它的末流都没有顾到这一点,所以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

三、人情派

此派小说,即可以著名的《红楼梦》做代表。《红楼梦》其初名《石头记》,共有八十回,在乾隆中年忽出现于北京。最初皆抄本,至乾隆五十七年,才有程伟元刻本,加多四十回,共一百二十回,改名叫《红楼梦》。据伟元说:乃是从旧家及鼓担上收集而成全部的。至其原本,则现在已少见,惟现有一石印本,也不知究是原本与否。《红楼梦》所叙为石头城中--未必是今之南京--贾府的事情。其主要者为荣国府的贾政生子宝玉,聪明过人,而绝爱异性;贾府中实亦多好女子,主从之外,亲戚也多,如黛玉,宝钗等,皆来寄寓,史湘云亦常来。而宝玉与黛玉爱最深;后来政为宝玉娶妇,却迎了宝钗,黛玉知道以后,吐血死了。宝玉亦郁郁不乐,悲叹成病。其后宁国府的贾赦革职查抄,累及荣府,于是家庭衰落,宝玉竟发了疯,后又忽而改行,中了举人。但不多时,忽又不知所往了。后贾政因葬母路过毗陵,见一人光头赤脚,向他下拜,细看就是宝玉;正欲问话,忽来一僧一道,拉之而去。追之无有,但见白茫茫一片荒野而已。

《红楼梦》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曹雪芹,因为这是书上写着的。至于曹雪芹是何等样人,却少有人提起过;现经胡适之先生的考证,我们可以知道大概了。雪芹名佹,一字芹圃,是汉军旗人。他的祖父名寅,康熙中为江宁织造。清世祖南巡时,即以织造局为行宫。其父,亦为江宁织造。我们由此就知道作者在幼时实在是一个大世家的公子。他生在南京。十岁时,随父到了北京。此后中间不知因何变故,家道忽落。雪芹中年,竟至穷居北京之西郊,有时还不得饱食。

可是他还纵酒赋诗,而《红楼梦》的创作,也就在这时候。可惜后来他因为儿子夭殇,悲恸过度,也竟死掉了(年四十余),《红楼梦》也未得做完,只有八十回。后来程伟元所刻的,增至一百二十回,虽说是从各处搜集的,但实则其友高鹗所续成,并不是原本。

对于书中所叙的意思,推测之说也很多。举其较为重要者而言:

(一)是说记纳兰性德的家事,所谓金钗十二,就是性德所奉为上客的人们。这是因为性德是词人,是少年中举,他家后来也被查抄,和宝玉的情形相仿佛,所以猜想出来的。

但是查抄一事,宝玉在生前,而性德则在死后,其他不同之点也很多,所以其实并不很相像。

(二)是说记顺治与董鄂妃的故事;而又以鄂妃为秦淮旧妓董小宛。清兵南下时,掠小宛到北京,因此有宠于清世祖,封为贵纪;后来小宛夭逝,清世祖非常哀痛,就出家到五台山做了和尚。《红楼梦》中宝玉也做和尚,就是分明影射这一段故事。但是董鄂妃是满洲人,并非就是董小宛,清兵下江南的时候,小宛已经二十八岁了;而顺治方十四岁,决不会有把小宛做妃的道理。所以这一说也不通的。

(三)是说叙康熙朝政治底状态的;就是以为石头记是政治小说,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而揭清之失。如以“红”影“朱”字,以“石头”指“金陵”,以“贾”斥伪朝--即斥“清”,以金陵十二钗讥降清之名士。然此说未免近于穿凿,况且现在既知道作者既是汉军旗人,似乎不至于代汉人来抱亡国之痛的。

(四)是说自叙;此说出来最早,而信者最少,现在可是多起来了。因为我们已知道雪芹自己的境遇,很和书中所叙相合。雪芹的祖父,父亲,都做过江宁织造,其家庭之豪华,实和贾府略同;雪芹幼时又是一个佳公子,有似于宝玉;而其后突然穷困,假定是被抄家或近于这一类事故所致,情理也可通--由此可知《红楼梦》一书,说尾大部分为作者自叙,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但是反对者却很多,以为将给青年以不好的影响。这就因为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分,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红楼梦》而后,续作极多:有《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后梦》,《红楼复梦》,《红楼补梦》,《红楼重梦》,《红楼幻梦》,《红楼圆梦》……大概是补其缺陷,结以团圆。

直到道光年中,《红楼梦》才谈厌了。但要叙常人之家,则佳人又少,事故不多,于是便用了《红楼梦》的笔调,去写优伶和妓女之事情,场面又为之一变。这有《品花宝鉴》,《青楼梦》可作代表。《品花宝鉴》是专叙乾隆以来北京底优伶的。

其中人物虽与《红楼梦》不同,而仍以缠绵为主;所描写的伶人与狎客,也和佳人与才子差不多。《青楼梦》全书都讲妓女,但情形并非写实的,而是作者的理想。他以为只有妓女是才子的知己,经过若干周折,便即团圆,也仍脱不了明末的佳人才子这一派。到光绪中年,又有《海上花列传》出现,虽然也写妓女,但不像《青楼梦》那样的理想,却以为妓女有好,有坏,较近于写实了。一到光绪末年,《九尾龟》〔1〕之类出,则所写的妓女都是坏人,狎客也像了无赖,与《海上花列传》又不同。这样,作者对于妓家的写法凡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并且故意夸张,谩骂起来;有几种还是诬蔑,讹诈的器具。人情小说底末流至于如此,实在是很可以诧异的。

四、侠义派

侠义派底小说,可以用《三侠五义》做代表。这书的起源,本是茶馆中的说书,后来能文的人,把它写出来,就通行于社会了。当时底小说,有《红楼梦》等专讲柔情,《西游记》一派,又专讲妖怪,人们大概也很觉得厌气了,而《三侠五义》则别开生面,很是新奇,所以流行也就特别快,特别盛。当潘祖荫由北京回吴的时候,以此书示俞曲园,曲园很赞许,但嫌其太背于历史,乃为之改正第一回;又因书中的北侠,南侠,双侠,实已四人,三不能包,遂加上艾虎和沈仲元;索性改名为《七侠五义》。这一种改本,现在盛行于江浙方面。但《三侠五义》,也并非一时创作的书,宋包拯立朝刚正,《宋史》有传;而民间传说,则行事多怪异;

元朝就传为故事,明代又渐演为小说,就是《龙图公案》。后来这书的组织再加密些,又成为大部的《龙图公案》,也就是《三侠五义》的蓝本了。因为社会上很欢迎,所以又有《小五义》,《续小五义》,《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七剑十三侠》,《七剑十八义》等等都跟着出现(这等小说,大概是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的事情,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其先又有《施公案》,同时则有《彭公案》一类的小说,也盛行一时。其中所叙的侠客,大半粗豪,很像《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不过《水浒》中人物在反抗政府;而这一类书中底人物,则帮助政府,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处,大概也因为社会背景不同之故罢。这些书大抵出于光绪初年,其先曾经有过几回国内的战争,如平长毛,平捻匪,平教匪等,许多市井中人,粗人无赖之流,因为从军立功,多得顶戴,人民非常羡慕,愿听“为王前驱”的故事,所以茶馆中发生的小说,自然也受了影响了。现在《七侠五义》已出到二十四集,《施公案》出到十集,《彭公案》十七集,而大抵千篇一律,语多不通,我们对此,无多批评,只是很觉得作者和看者,都能够如此之不惮烦,也算是一件奇迹罢了。

上边所讲的四派小说,到现在还很通行。此外零碎小派的作品也还有,只好都略去了它们。至于民国以来所发生的新派的小说,还很年幼--正在发达创造之中,没有很大的著作,所以也姑且不提起它们了。

 

我讲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在今天此刻就算终结了。在此两星期中,匆匆地只讲了一个大概,挂一漏万,固然在所不免,加以我的知识如此之少,讲话如此之拙,而天气又如此之热,而诸位有许多还始终来听完我的讲,这是我所非常之抱歉而且感谢的。

 

※  ※  ※

1〕《九尾龟》 清末漱六山房(张春帆)撰。一九二回。叙写妓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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