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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一个给中国小资白领们提供精神食粮的歌手，自己却过着最普通老百姓式的生活。命运似乎跟许巍开了一个大玩笑。
一个给中国小资白领们提供精神食粮的歌手，自己却过着最普通老百姓式的生活。命运似乎跟许巍开了一个大玩笑。 如果把内陆歌手按知名度和魅力做一个排名，许巍应该排在前５名，从1997年出版第一张专辑开始，他培养了不少摇滚歌迷。10多年来，他的歌迷从摇滚青年到小资白领，魅力不仅在于他是在倾诉一种痛苦，更因为他的音乐旋律动听。他的演唱方式一直没走出西安普通话的限制，这也成了他的一个特色。 《在别处》、《那一年》两张唱片中，许巍释放了他的一种痛苦，但是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到他痛苦的原因，他对生活和情感都比较敏感。同样，《时光·漫步》、《每一刻都是崭新的》中传达出阳光和平静的一面，人们以为他放弃了摇滚精神。许巍好像只能夹杂在其中，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边缘化的人物，可是命运总喜欢开玩笑，当许巍把自己边缘化之后，他成了明星。 2003年，在某一个颁奖晚会上，评委毫不吝啬地给了他4个奖，《时光·漫步》把他从当年北京西郊老山一个6平方米的小屋里带到了公众视线中。而此时的许巍，已经经历了一段人生的低谷，面对突如其来的名誉，他并没有在媒体和公众视线中曝光过度，而是从此开始了半隐居的生活。 抑郁症 许巍的故事至少要从1994年说起。那年秋天，他带着自己两首歌曲的小样，来到红星音乐生产社，当时这个港商投资的唱片公司因推出郑钧而受到关注，他们还和歌手田震签了约。红星音乐生产社的老板叫陈健添，一直是香港音乐圈内比较重要的人物，他最初捧红了王菲和Beyond。许巍带来了两首歌：《两天》和《青鸟》。当时听过这两首歌的人都觉得眼前一亮，但在陈健添那里，许巍却感到了一种态度的暧昧，老板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答复，而是让他回西安等消息。 不过许巍此行仍有一些收获，一堆同行的赞誉以及田震看上了《执著》这首歌，后来收录到她的专辑里，在90年代成了热门歌曲。这首很感人的歌曲在许巍看来却并不那么重要，他想唱的是像Nirvana那样的歌曲，他相信自己能做到。 1995年春，许巍接到了红星音乐生产社的通知，来北京签约。这对许巍是一次机会，一个在西安这样摇滚贫瘠的地方坚持过来的人，一个因为乐队队友突然不辞而别而躲在角落哭泣的人，一个看到落日都容易感伤的人，带着一个积压了很久的梦想，来到了北京。 许巍在西安组建过一支名叫“飞”的乐队。之所以起名“飞”，就希望有朝一日飞出西安，变成摇滚明星，像崔健一样叱咤风云。但是乐队成员并没有许巍那样高远的理想，他们无法忍受冬天在零下几摄氏度的屋子里排练的艰苦，无法过每天排练完后只能到街上吃一碗汤面的生活。一天下午，当许巍和往常一样来到排练场的时候，朝夕相处的队友没再出现。几天后，他们纷纷给他打电话，说都去了东南沿海的歌厅驻场打工，一个月可以挣万儿八千。 他把突如其来打击变成了迷茫和绝望的《两天》《青鸟》。 就在许巍与“红星”签约的时候，郑钧在跟“红星”闹解约。至少在许巍出现的时候，陈健添并没意识到给郑钧找到了一个替代者，相反，他以一个商人的眼光对许巍说：“首先你形象一般，不像郑钧那么偶像，我是老板，做唱片这么多年，要把你捧红太难。另外，你的音乐太另类了。” “之前来北京心气儿很大，踌躇满志。来了以后，以为老板会像郑钧一样重视我，抱着很大的希望，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他其实并不看重我，那时候打击是非常大的，《两天》一出来，他就觉得这个音乐不能像郑钧、田震那样做，我的音乐决定了我是小众的。除非我再做像《执著》那样的，但我回不去了，我就要做现在这样的音乐。我原来的理想状态是像崔健一样，然后突然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自身有一些问题没意识到，只是一个理想在向前走。当时自己有些一厢情愿，小众歌手也行吧。” 许巍是唱着“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来到北京的，他没想到等待他的是一个这样的结果。至少，在他想象中，他的音乐比郑钧的更有力量，年轻的时候都希望自己打出去的拳头有力量，可以一下击倒对手，但他想得过于简单了。陈健添当初在听到郑钧的小样后，迅速与郑钧签约，并且也加速了他在内陆开设唱片公司的决定。作为一个商人，他对郑钧的判断没错，对许巍的判断也没错，所以他犹豫了至少半年时间。 艺术家和商人的判断其实就是隔着一层纸，但是天壤之别。许巍第一次带着他的作品来北京，听到的都是赞誉之声，而这些声音全部来自热爱音乐的人之口，这给他造成了极大的错觉。许巍回忆说：“我那时候老想着要不一样。我喜欢科特·库班，我也不完全是像他那样的性格，他是勇猛往前冲的人，但我们当时喜欢摇滚乐的人就觉得他最帅最酷，但是他最后的结局是自杀了，这给我们这么多爱他的人很大的打击。《那一年》受他影响很大，我天性里喜欢带有美感的旋律，所以《在别处》的旋律感还是很好的，同时我喜欢那种噪音墙的形式。《在别处》完成时是1997年，当时张亚东身边所有的人都说这张专辑出来肯定没问题，结果出来后也就那么回事。第一个期待就破灭了，与我之前想象的，出完专辑的影响完全是两个世界。到了《那一年》快录音的时候，我得了抑郁症，那时候看心理医生，乱七八糟一大堆事儿，吃着安眠药、百忧解录的专辑。但那些歌词就在那种心态下写出来的，想到大理，生活的东西出来了。但依然是生活上有问题，最后只好回家了。” 自在之路 许巍从1995到1999年，经历了一个幻灭过程，他有一个6平方米的宿舍，没事就蜗在宿舍里。在这里他写了两张专辑，他试图去寻找一个给自己坚持下去的答案，但他没有找到。他说：“1999年录《那一年》的时候，精神上是没有寄托的，基本上到了承受不了的程度，只要我一弹吉他，那些丰富的情感全部会调动出来。一旦有情绪波动，抑郁症就会更强烈。还有就是自己对做音乐已经失去信心了，可能是命不好，但还是觉得自己有点能力。可能我做的音乐真的不能让我生存下去，从《在别处》到《那一年》，音乐态度还是那样，出来的东西也还是那样。我就想，可能它不适合中国老百姓，所以无法生存下去。因为这些，我当时很痛苦，后来我回西安了，跟'红星’也基本上要解约了，中间也有公司想谈，但我对这件事已经没兴趣了。当时我30多岁，再做这一行也面临很多问题，对父母、对家人都有责任了。我当时觉得自己一事无成，特别沮丧，接下来要面对的可能更无法承受了。” 在许巍离开老山之前，那个昔日门庭若市的红星音乐生产社，只剩下了他和老板的助理，昔日朝夕相处的同事朋友，早就鸟兽般散去。他每天下午都会想，今晚找谁吃饭，找谁聊天？后来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带着这种惆怅，他绝望地回西安了。回到西安后，他不敢见朋友，因为在朋友眼里，他仍旧是一个很著名的摇滚歌手，但他心里清楚，实际上他在“红星”这些年过的是没有尊严的生活。 “西安毕竟是成长的地方，那是我的家乡，亲人也在那儿，稍微有点安定的感觉。我在北京每天弹吉他8小时，回到西安后，我不愿再过那种生活，从2000到2001年我没碰过吉他。我从十几岁就开始接触音乐，听崔健，组乐队，特有理想，那么多年一直有个动力在推着你往前走，突然这个东西没了，坍塌了，心里空落落的。现在想，其实是件好事，那东西没有了其实也没啥，不就是出两张专辑嘛，我当时更注重有养活自己的能力，至少我不会没有尊严地活着。后来我就发现我和大家一样，我得生存，这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每次见父母，想给他们买点礼物，每个月给钱养活他们，尽份孝道，这些东西自然会想到。我想开个商店，我能做的是这个。这期间我接触了好多朋友、'发小’、部队的战友，他们有的做生意特别成功。其中有一个我原来的上级，后来转业了，我跟他吃饭的时候说我不干了，他觉得特别可惜。'我是看着你在部队时每天10小时练吉他。’他说，'我可以答应你，跟你一起做生意，你也能挣到钱，但我不赞同你现在走的这条路。’我很多朋友都像他这样。我特迷茫，那我该干吗？既然朋友不赞成，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干吗。后来我就想，首先得把精神和身体状态调整好，每天跑步，但特别空虚，也不敢见人，一个人在马路边坐着，拿份报纸看，就这样度过一天。偶尔见一个朋友，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特别自卑。人家问：'你在北京怎么样？’我说：'挺好挺好。’就赶紧走了。” 2001年，原来在“红星”做企划的姜弘给许巍打电话，希望他能跟艺丰公司签约，那时许巍已经心灰意冷，便说要考虑一下。姜弘说：“你别考虑了，你现在家待着干吗？”因为当时包括姜弘在内的一些原红星的工作人员都去了艺丰，就这样，许巍回到了北京。 “在西安的一年多我一直在自省，是不是我的生活态度不对？”许巍说，“我坐在西安家的阳台上，看到我在大理的照片，觉得其实生活有很多东西都挺好的。我生活的西安、北京都是那样一个城市，每个人为了生活、理想奔忙，大理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原来老百姓可以这样过日子，开小店的夫妇也活得很自在，没有什么大的追求，都能过安居乐业的生活，他们就很知足。我就想，为什么从小到大我没有这种心态，我老觉得我要成个什么东西，要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要成就什么……人不是都得这样过嘛，我想起去旅行的时候遇到的人，他们活得很坦然、很自在、很踏实，我想过那样的生活，哪怕在城市里。我当时签约没想那么多，只是想再做几年就不干这行了，因为我发自内心地喜欢音乐，却不喜欢这个环境，它曾经给我带来那么累的感受。我会好好做两三张专辑，等我经济条件稳定后，就过这种特别简单的生活，一个月一两千块钱我也能过。我的心态已经调整好了，就像那些老百姓一样，跟老婆开一家小商店，在大理或西安。现在这个阶段是我要经历的过程，我现在还在这个过程里，就想踏踏实实把专辑做好，简简单单生活。到后来，专辑也被认可，获得了不少奖，还办了演唱会，但我的心态基本上一直是这样了。我是随时都可以撤出这行的人，我再次进这行的时候已经不像原来那么执著了，我也不求什么，反而心里就没有顾忌了。” 普通人 2002年出版的《时光·漫步》，改变了许巍的命运，这张专辑非常好听，充满了温暖的感觉，他的听众群体也因此翻番。与此同时，当年喜欢《在别处》、《那一年》的歌迷开始反戈，认为许巍背叛了摇滚，放弃了摇滚，认为许巍为了钱才去写那些流行歌曲。“2001年我写《时光·漫步》的时候，经常彻夜失眠。每天睡觉基本上是半梦半醒，但一直在健身。那时候我还是有抑郁症，只是我不愿意跟别人讲。其实我还可以去表达焦虑，但我写《时光·漫步》就不愿意去表达，因为你不能总是这样，你能不能超越自己，向一个健康的方向奔，跳出这种状态。通过做好一点儿的音乐，我让自己好一点儿。社会上焦虑的人太多了，我想我做音乐总得给大家带来快乐吧，别老是宣泄，宣泄不解决问题。到2004年6月，还是失眠，或者半梦半醒，就跟《两天》里写的一样。白天你过一种生活，到了夜晚是另一种生活，你梦中的生活，无序的，乱七八糟的。突然有一天，我起来之后，发现睡得很好，我居然没做梦。至于当时很多人骂我，我听着挺委屈的，但我不想去解释。” 谈到抑郁症，许巍说：“所有得抑郁症的都有个共同点，就是之前你对自己的期望太高，期望越高，和你的现实差距越大的时候就越严重。如果和你的心理预期落差不大的话，就不会那么严重。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但这是最重要的原因。”的确，自从许巍与“红星”签约后，他的理想与现实距离在逐步拉大，他始终无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他钻进了理想的牛角尖里出不来，于是都是被动地生活，被吹向哪个方向就飘到哪里，以致无法自拔。现在许巍的抑郁症问题基本上稳定一些了，“这个东西，小尾巴会有，会有波动，但我现在能面对，而且不是特别严重，像蹦极一样，刚开始波动很大，到最后趋于平静。”许巍说，“但是一到创作期，只要我进入兴奋状态，所有的神经、情感调动起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是洗礼，太痛苦了，我的生活马上又进入一种特别压抑的状态，以往创作时期的情感都会出来。有时候我害怕这件事，但又必须面对它，这是我本职要做的工作，我要写歌，而且我喜欢音乐。专辑录制期间，我深夜零点睡觉了，躺床上又开始半梦半醒，2点钟突然醒来，觉得歌词应该是这样，就拿起吉他。一眨眼7点多，人家开始上班，我在阳台上看楼底下的人，下楼转一圈儿回来睡觉，中午起来又觉得歌词不对。总有事情推着你往前走，精神高度兴奋，但敏感一被调动起来，我又开始抑郁。每张专辑都是，一写歌我就开始抑郁，只要不写歌，我的生活就很正常。” 许巍靠不停地锻炼身体来抑制抑郁，他开始看一些心理学和佛法方面的书，试图从里面寻找答案。“那时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词是'随遇而安’。很多人活得很踏实，波动不大，就因为他们一开始对自己预期没那么高，很多老百姓就是这么过的。反而是艺术家，类似的这些行业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时候我开始反省，我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太把自己当回事了？那时候我开始看现实了，都在过日子，为什么我非要出类拔萃？非要做一个出色的人，非要怎么怎么着……如果我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可能不会造成今天这种问题。后来我接触到一些心态好的人，他们都没把自己当回事。有朋友对我说：'你跟我从骨子里就不一样，我一开始就是个平凡的人，可你自命不凡，所以你比我要累。你现在终于踏实了，承认你的平凡了，所以你比过去要好。’我觉得全是信念和意志力在让我坚持下去，当过兵真是有好处。什么事情我都相信因果，你做一件事，你给别人的东西是好的，有一天你也会好起来，这是一个自利利他的事情。我要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我要带给这个世界、带给别人正面的东西，同时摆脱我自己负面的情绪，这几年我都是这么往前走的。” 也许是抑郁症的影响，许巍对佛法产生了兴趣，在2002年采访许巍的时候，他谈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很反叛，30岁以前跟我爸爸没有过交流。有一次他说：'你只是追求艺术，文化的东西你了解吗？’我一想也是，觉得挺惭愧的。我就从《论语》开始看，一看就进去了，觉得挺好，就反省自己，发现自己很多做人的态度不对。从儒家开始，慢慢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原先有些东西是靠自己生活积累的经验想象得来的，其实前人都有讲过。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儒释道文化，我也会去了解道家文化，比如庄子、老子，然后开始接触佛法，我没有那么强的宗教感，只是我喜欢。佛法里对生命、对很多东西讲得非常好，一些处事态度，比如我相信因果，这个对我影响特别大。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做什么事，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现在许巍已经成为公众喜欢的歌手了，在任何一个KTV里都能找到他的歌曲，他仅有的几次演唱会都爆棚，这是很多歌手都达不到的。当年他想象的那些名声、愿望和影响，如今都摆在他面前。面对这些，许巍就像一个走出学校生活的人，突然收到了一个精美的书包一样，它带给许巍的也是关于往事的一些回忆。“其实我这几年还是过得挺苦的，我20多岁的时候，想成为摇滚明星也好，渴望事业成功也好，都是一个年轻人的心态。可当这些来了之后，我反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享受，没有成就感，我心里对这种东西有一种戒备，好像如果我享受这些我就会走偏，心里总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这些年本能地远离它，可能跟心理状态有关系。我在街上碰到很多人，没人打扰我，很奇怪，你不愿意被这些东西影响的时候，反而大家就觉得你是老百姓。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有时都忘记自己的身份，我就是老百姓，要工作的时候才突然发现，噢，我是一个歌手。我弹吉他还是特高兴，有时候我不愿意写歌，就是为了弹吉他玩儿，让自己开心。很多时候我参加颁奖活动，还是不适应，没什么理由，我坐那儿就是特拘束，心想着赶快结束了回家吧，过我的踏实日子。” 2005年，许巍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了第一场大型个人演唱会，回忆起那场演唱会，许巍说：“像梦一样，我梦了好多年了。但我现在想不起来具体的片段，只能回忆那个场景。我不知道也想不起来该跟观众说什么，基本上就是唱。我不是人来疯型的歌手，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祈祷4月10日的演唱会别紧张。”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期待的时间太长，真的到来，可能还没有真实感受过，它就过去了。 许巍用一种刻意回避的姿态来面对今天的生活，那是因为他想超越平凡生活的时候吃过苦，他不想再回到那种生活中。即便今天具备了超越自己的能力，他仍有些战战兢兢，心有余悸，因为他看到的问题太多了。“很多艺术家太拧巴了，拧巴一辈子了，我不想像他们那样。我们喜欢披头士，喜欢列侬，喜欢麦卡特尼，他们俩的区别就是，麦卡特尼一直认为自己是老百姓，他很热爱生活，很踏实，所以现在他还在唱歌，列侬比较激进一些，把自己当回事。虽然我喜欢列侬的音乐，但我不想成为他那样的人。我看到斯汀的时候，觉得他也很好，他很专注地做音乐，不参与政治，热爱他的家庭，跟他的孩子在一起。包括博诺，像U2这么有影响力的乐队，博诺也会接孩子放学，每天想做什么好吃的。你看这些我喜欢的歌手，他们也是很踏实的生活状态。我现在，上台演出的时候，我肯定会做好，让大家都开心，下来之后我就过我的日子，远离这些东西。之前我还想成为大师呢，奔着那个念头去的。但现在你越来越了解这个行业，了解了很多人和事之后，发现其实所有人都是普通人。有的人特把自己当回事，就演进去出不来了。我希望我回到生活里做普通人，过正常人的生活，我不想要那样的生活。” 许巍现在的生活是，晚上22点多上床睡觉，早上七八点起床，先锻炼身体，然后听听音乐、看看书，天气好的时候去爬山、喝茶，还参加一支足球队，每周踢两场球，电视里放什么电视剧他就看什么。“我现在基本属于老百姓过日子的状态，你做的事情就跟所有人一样：这是一个工作。如果以这个心态讲，我现在是找到一份好工作了。我一星期进一趟城，有时候是工作，有时候见朋友，或者去北京的韬奋图书中心买点书，在图书中心后边有个桂林米粉店，吃点东西然后回家。” 谈到将来如果不唱歌了，会去做什么，许巍说：“最好能在一个慈善机构当义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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