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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与暇想——
怀念母亲
今天是母亲逝世一周年的祭日，母亲的音容笑貌常常荦绕在我的脑海里，仍是那样的亲切。
我的一生，除了母亲，没有谁真正地能影响过我。尽管我没有遗传她坚毅、果敢的性格。但是她疾恶如仇，待人友善的处世作风几乎伴随着我的每一步人生的旅程。
母亲出身于一个军人世家，我的外祖父，早年追随黄兴与孙中山先生，是贵州最早的兴中会成员之一，一九五零年与我的一位舅舅同时被处决。
处决的当天，母亲一直跪在刑场上目睹父亲与弟弟被枪杀的全过程，没有一滴泪水。
母亲的家族中，凡是军人离世是不允许家人落泪的，我的母亲遵循了自己家族的祖训。
我的外祖父死得非常坦然，而舅舅则临死也不肯下跪受刑，直到被人用枪托打断小腿骨，才趴在地上受死。而我另一位被绑去陪杀场的舅舅，虽然也曾当过几天的兵面对这样的场景却早已魂飞魄散，瘫软大地之上。这让我的母亲感到非常的耻辱，认为他玷污了家族的名誉。
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具有军人气质的弱女人。
由于我遗传了父亲胆小儒弱的性格，从不被母亲看好，认为我是个做不了大事的人，并常常嘲笑我是一个读书读傻了的孩子。
知子莫如母，我不幸为母亲所言中，一生碌碌无为。
我一生从不惹是生非，与人打架唯一只那么一回，记得，那时还在文革之中，我读小学，一个比我年龄大，个头比我高的孩子当着许多孩子的面，咒骂我的母亲是地主婆，这让我很生气便动手与他打了起来，，因为这已经超越了我做人的底线，——不允许有人侮辱我的母亲。说来也怪，当时我竟将这个孩子打得皮泡脸肿，还被他的家长告上门来，为此，我差点要挨父亲一顿暴打，但被母亲拦住，才免却皮肉之苦。说来也怪，以后再没有人敢当着我的面叫我母亲地主婆了。
母亲人缘很好，家中常常有人来串门，什么样的人物都有，来得最多的是那些四九年前在我外公家里帮工的农民，不无嘲讽的是，这些人理应是翻生做了主人的人，但却一个个衣衫褴缕，面容枯槁，比我们还穷。但是这又是一些非常质朴善良的农村汉子，大凡遇上赶集的日子都会来家里坐坐。他们每次都不会空手而来，或者拿上一只自己编的竹筐之类的用具，或者自己家里的鸡下的几个蛋，甚至只是一把青菜，一进门，便喊着我母亲的小名，就象是久别重逢的亲人，快快乐乐，完全没有什么阶级仇恨。而客人进门，母亲第一件事便是从家里平日准备的一大罐青杠子烤的烧酒倒上一大碗，递上。接着就会满屋子搜寻我和姐姐们穿过的旧衣裳和一些旧了的用具或者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一把把干面条，给这些汉子离开时带走。
一般的家庭妇女对男人喝酒都不会乐意，而我的母亲则是个例外。我的母亲从不饮酒，却常常对我和我的同学朋友说：“男人不喝酒算不得男人，但是喝酒发疯的男人更不是男人。”这样的歪理邪说，竟然得到了我许多同学朋友的喝彩，于是乎，我便有了一帮喝酒的朋友，但却真的没有几个是借酒发疯的人，可以说酒品都不错，至少没有人敢在我母亲的面前出洋相。
母亲虽然也算得上有钱人家的阔小姐，但是却从来没有什么等级身份的概念，我的父亲是个标准的穷工人，母亲嫁给我的父亲，完全是一桩门不当户不对婚姻，但是他们一牵手便是六十多年，而且母亲将我的父亲伺候得很好。
母亲走后，身体一直很好的父亲，竟一下子衰弱了许多，我知道他只是不肯在我的面前表露对我母亲那一份深深的眷念。
我自己的婚姻几乎也是我父母婚姻的翻板，我的妻子虽说不上是豪门千金，但相对于我的家庭来说也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家，门第悬殊。但是，我父母与我的婚姻，几乎都是由双方的父母促成，在中国这个势利成性的社会也算得上颇为难得。
母亲走了，但我却感到她的存在，感到她无时无刻在关注着我。
夜已深沉，妻子都已经熟睡，看着母亲的遗像，泪如泉涌，窗处，稀疏的雨点，轻轻地洒在漆黑的夜空，凄婉忧郁，模糊的双眼分不清是是泪还是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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