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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公故里十八说漫谈 一、十八说的罗列与初步归类 到目前为止，有关“太公故里”的说法，已经有了18种之多。下面先把它们罗列一下，并做一简单分类。 1、“江苏东海说”：主要依据是《史记·齐太公世家》里的话：“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同时，也有学者称是“山东郯城”人的，因两地临近，历史上有隶属关系，实为一说。 2、“安徽临泉说”的主要依据是《齐太公世家》的话：“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主张的学者认为安徽临泉就是虞夏所封的吕国，又有历史地名姜寨，故持其说。 3、“陕西宝鸡说”的主张人是吕思勉先生，引了《礼记·檀弓上》的话：“太公封于营邱，比及五世，皆返葬于周……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据以认为“此太公为西方人之诚证”。同意该说的还有何光岳先生，他说：“亦即今宝鸡县磻溪人。” 4、“河北冀州说”的主要依据是《列仙传》里的话：“吕尚，冀州人。”同时，《水经注》里也说，当地有和太公“卖食棘津”相关的历史地名。 5、“河北大城说”见《燕山丛录》：“大城北有子牙镇，相传以为太公居此，所谓东海之滨也。”而且当地也有子牙村、子牙岗、子牙河、子牙钓台等历史地名。 6、“山西霍州说”的主要依据和“安徽临泉说”相同，都是认为当地是虞夏时期的吕国。何光岳先生就说过：“而吕国的始居地则在今山西霍县（州），为吕尚祖籍。” 7、“山西石楼说”除了也主张当地为古吕国之外，还列举出文献和文物多种，需待另加讨论。 8、“山西临猗说”持该说的主要是王雷生先生。他认为：“其（邑）国位于‘四岳’华山之下，齐州附近，应即太公兄妹（指邑姜）出生之国。”又引《读史方舆纪要》说：“令狐在今山西临猗县西……正与殷周时‘齐州’、‘邑’国地望相合。”尤其是他提出的太公和邑姜并非父女，而是兄妹，更为新奇。 9、“山东日照说”其主要依据是南北朝南梁人刘昭在注《后汉书?郡国志》时，转引西晋张华所著《博物志》里的话：“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 10、“山东安邱说”的主张人是韩玉德先生。他的主要依据是《荀子?君道篇》里的话“（文王）举太公于州人而用之”。还引用了王献唐先生的考证：“在齐国东现在的安邱县境，还有一个淳于国，又单叫淳，也单叫州。”于是得出结论，认为：“然则太公为今山东省安邱县人。”另外，刘桓先生依据甲骨文指出，州地在今沁阳县的武德镇一带，显然更为合理。 11、“山东莱地说”持该说的是刘信方先生。他根据对郭店楚简《穷达以时》4-5号的破解。认为：简文中“棘津”、“棘地”不应译作棘津、棘地，而应译作“莱津”、“莱地”。所以，“可以证明吕望入周之前生活、活动之地，或曰‘籍贯’……，（也）有可能出生于当时的莱国。” 12、“山东即墨说”的提出者是刘永思先生。他依据《吕氏春秋?孝行览》里的话：“太公望，东夷之士也。”认为：“‘东夷’在今山东省青岛市北的即墨县西与胶县的东北方，今名为‘姜家坡’。在胶县西北方还有‘姜庄’。这一地区很可能就是姜子牙的出生地。” 13、“河南许昌说”出自《封神演义》里说的“姜子牙，乃东海许州人氏”，并且把许州认定成了今天的许昌。 14、“河南淇县说”出自明朝余邵鱼的《周史演义》：“时，商都（即朝歌今淇县）城东，有民姓姜名尚字子牙者……（后因）商王绝人伦，乃挈家属，徒居东海之滨，钓鱼为生。” 15、“河南新蔡说”的依据和“临泉说”相同，都是称当地为古吕国的始封。只是，具有历史地名的姜寨，今已划归了安徽。 16、“河南南阳说”的主要依据，和“安徽临泉说”一样，都是认为当地就是虞夏之际首封伯夷的古吕国，同时，当地也有吕庄之类的地名等等。 17、“河南镇平说”的主要依据和“河南南阳说”完全一致，因为两地紧紧相邻，实际上等于一说。还举出了当地也有许多和姜太公有关如“姜庄”之类的历史地名。 18、“河南卫辉说”的依据，相比之下是最多的，而且，依据源头也并非单一，需得专题论述。 我们以为，以上18种说法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江苏东海说”、“河北冀州说”、“河北大城说”、“河南许昌说”、“河南淇县说”等5说。它们要么是小说家言，要么是个别文章的偶尔举引，不妨当做文史趣谈品味。 第二类是“陕西宝鸡说”、“山西霍州说”、“山西临猗说”、“山东安邱说”、“山东莱地说”、“山东即墨说”等6说。其特征是，每说都有具体的学者或专家据理主张，只是，呼应者不多，论据也多显单薄。我们认为应该诚恳地期望其证据能有新的发现，研究有新的进展。 第三类是“安徽临泉说”、“山西石楼说”、“山东日照说”、“河南新蔡说”、“河南南阳说”、“河南镇平说”、“河南卫辉说”等7说。这一类的特点，一是当地政府重视，都已成立了专门的太公文化研究会，请了省内甚至全国知名的专家助阵，出了论文集或是文学专著；二是有政府的文化立项和投资人介入，相应的旅游经济或以初具规模，或正积极运筹之中，像日照的“太公山”、临泉的“太公城”、镇平的“太公湖”、卫辉的“谋圣苑”等等。 二、故里的认定古今都是有规则的 和名人的建树、褒贬研究一样，对于他们的故里认定，古今都是有规则的。那么关于太公故里的认定，自然不能例外。在《河南历史名人籍里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2年出版）一书中就有详细的论证。认为：“历史是科学。科学就要求研究者必须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个人的籍贯，按照人们的习惯认识，应当是一处，而不能同时有多处。即使籍贯有变动也得有个说法。”又说：“首先，就是确定籍贯要有一个科学的标准。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标准，就很难得出为大家认同的结论。作为确定认为籍贯的标准，应当以其父母久居之地为依据，同时兼及出生地。对于多数人来说，籍贯与出生地、久居地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其父母生活的地方，通常是其子女出生地。祖籍就是他的籍贯。”此外，该书对于寄居地、移居地、迁居地以及远祖的祖居地等，也都有精到的论述，颇可参照。 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书，对于人物录选的规则，一般也都会在凡例中作相应的说明。大体上也是父母的久居地加本人的出生地，有的则延伸到了祖父辈的久居地。并且，多数志书都还会声称：“人物志，义关激劝。凡列前志，未敢有遗；粉饰过情，僭从删例。至续入者，必博询舆论，详考事实，万不徇私，至起后议。”（清·康熙《新乡县续志》） 北宋时期的著名宰相、太公后裔吕大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吕曾被宋哲宗封为“汲国公”，明清时期的《新乡县志》上载有他曾祖的茔寺和他本人的坟墓（应为衣冠冢）。该墓地经笔者访察，就在今天的新乡市东牧村的卫河东岸不远、村民魏永太（82岁）的责任田上，后因村民们修补被1963年洪水冲垮的卫河河堤才给挖平的。但是，《宋史·吕大防传》却清楚的记载为“吕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蕡，比部郎中。通葬京兆蓝田，遂家焉”，并被世人尊称为“蓝田吕氏”。 我们还可以举诸葛亮的例子。诸葛亮自幼父母双亡，随叔父诸葛玄到了豫章太守的任所南昌，又依附荆州太守刘表，“躬耕隆中”成了“宛襄名士”。最后辅佐刘备创立蜀汉政权。《三国志·诸葛亮传》，上面记载的却是“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郡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人也”。由以上两个例子可见，古代治史的学者在确定名人籍贯上所遵循的规则，和今人也没有多大的区别。 还有一个大宗，就是由于时间的久远，不少历史名人父母的生平以及本人的出生地，已经无从稽考。认定其籍贯办法是，依靠间接的证据如典籍或碑刻的相关记述、后裔的居所或墓地，家族的谱牒或庙祭等等，进行综合性的分析与判断，也能获得让大家认同的结论。 三、西汉以前的六种史料再解读 有关太公籍贯的史料，西汉以前的大概也只有以下六种，更早的目前还没有发现。按时间先后排列，六种史料的顺序大体应该是： 1、“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往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 2、“夫文王非无贵戚也，非无子弟也，非无便癖也，倜然乃举太公于州人而用之，岂私之也哉！” 3、“太公望，东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无其主，闻文王贤，故钓于渭以观之。” 4、“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 《史记·齐太公世家》 5、“吕尚，冀州人。生而内智，预知存亡。避纣乱，隐辽东三十年。” 6、“太公封于营邱，比及五世，皆返葬于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礼记·檀弓上》 对于这六项史料，我们认为可再分作三组来解读。一是《孟子》、《吕氏春秋》和《史记》三者,要点是《孟子》里的“避”和“居”两字。“避”字说明东海之滨并非太公籍贯，就像《桃花源记》里避秦之乱的人，他们的原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唯独不能是桃花源当地一样。“居”字说明太公确曾在东海一带居隐或居住，自不待言。不过，若是进一步细想，“避纣”二字的背后，也还有隐喻。因为，既然是有必要避纣，太公的原籍就该在纣都的左近。像山西石楼、安徽临泉、河南南阳那样的地方，已是“天高皇帝远”了，实无必要再择避居之所。《吕氏春秋》和《史记》里的说法，正如许多专家论证过的那样，实际上的源头，也都是《孟子》里的这段话。不过，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东夷之士”并不是认定太公籍贯的必要条件，就像前面举过的例子诸葛亮一样，虽为“宛襄名士”，但其原籍并非宛襄。再就是《史记》里的话，前面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后面说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正说明司马迁下笔时，对于太公的籍贯并没有多少实在的把握。 二是《荀子》里的“州人”和《列仙传》里的“冀州人”，我们以为，二者已经共同为太公的籍贯问题，做了粗略的定位。州地或者说州邑，前面说过，在今河南焦作市沁阳县的武德镇一带，那里不但是商代后期商王们的田猎区，而且，更是两汉时期河内郡的治所。冀州呢，《汉书·地理志》说：“河内曰冀州。”也就是说，荀子和刘向指的实际上是一个地方。同时，荀子曾做过齐国稷下学派的祭酒，他的说法应该是得到了太公后裔们的认可。而刘向呢，曾长期在宫廷校点经传，他的说法直接或间接来自官方的史料也不无可能。 三是《礼记·檀弓上》对于太公五代人“叶落归根”的描述和思想，更是关乎太公故里认定极其珍贵的史料，只是以往没有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罢了。先看它的价值，明显的至少有两点：一是说太公的里籍并不在滨海的东夷，和孟子说法正好呼应；二是说归葬的原籍在周，又等于对荀子的“州人说”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因为，在儒家眼里，周人从殷人手里接管了天下或者说“中国”，河内一带，正如《礼记·王制》所记述的那样，恰恰是“中国”的腹地。再看它的背景。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是统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主流，而《礼记·檀弓》更是儒家五经之一专讲丧葬的名篇。也就是说，历史上，凡是认真研读过“五经四书”的士子，对于太公籍贯的取向，都该是心知肚明的。有例为证，就是造就了“投笔从戎”典故的班超（其兄乃著作《汉书》的班固）。他“久在绝域，年老思土”。七十岁时上疏，开篇便是：“臣闻太公封齐，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马依风……”终于被汉和帝恩准，七十一岁时病死洛阳，尸骨得归故里（事见《后汉书·班超传》）。 四、六处“太公故里”的证据综评 前文说过，故里认定靠的是符合规则的证据。而像姜太公这样，父母的生平和本人的出生地都无法稽考的情况，解决的办法是，可以通过间接的证据进行综合判断。那么，已经建起了太公文化研究会的7家，除了卫辉说将在下面专题讨论，其它六家这方面的状况又都如何呢？ 首先，我们来看安徽临泉、河南新蔡、河南镇平、河南南阳四家。通过当地所出的文集或是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可以看到，四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在古吕国的地望下了较大的功夫。不过大家知道，虞夏之际受封古吕国的伯夷，距离商周之交已经千有余年，即使能够落定，也只能作为远祖的祖籍，而难以作为认定太公籍贯的证据。还有姜寨、姜庄、吕庄之类的历史地名，作为太公支系或是后裔的居所，自然没有问题，但是，要作为认定里籍的证据，那须有诸如谱牒、旧居、庙祭之类的辅助支持才行。再就是不止一处的地方称，58年大跃进期间当地曾经挖出过一方“太公故里”的碑刻，文革期间不知了去向。如果真的是那样，大跃进和文革都去时未远，过目者也必不会少，急需的工作当是访查清楚碑是什么年代刻的，为了什么原因刻的？做出明确的交代。否则，非但不能成为太公故里认定的证据，反倒给了别人以虚假的印象。总之，我们以为，与其在证据薄弱的情况下勉强争夺故里，反不如实事求是，在故里的延续上做文章：远祖的祖籍就是远祖的祖籍；后裔的居所就是后裔的居所。同样能够借以对先祖太公的膜拜和祭祀，同时，它们也都该是太公文化研究和弘扬的重要内容。 其次，是山西的石楼，出了一本《姜太公祖籍在山西省石楼县专家论证会资料汇编》。我们看到，汇编里既有典籍的考证，又列有多种出土的文物，但是，问题也是明显的。先说典籍考证，论文集中涉及的重点，主要是关于句龙或者说后土的封地当在石楼的命题，而《山海经》和《左传》告诉我们，伯夷乃共工的“从孙”，句龙乃共工“之子”，即使是考证不误，那“古吕梁”和“古吕国”相比，不是距离姜太公生活的殷商之交更为遥远吗？再说出土文物，龙形觥是晚商的文物不假，但是，怎么认定它就是太公的岳父送给女儿的陪嫁呢？若是说出土于太公岳父的坟茔，那太公岳父的坟茔又是靠什么来证明的呢？其它如“铜铸太公像”、“太公兵器玄钺”、“太公灭商兴周石雕图”等等也都约略如此。一句话，作为文化宣传，它们自然各有精彩之处，但是，从科学的角度考量，作为认定太公籍贯的证据，那就显得过于虚弱了。 第三，让我们来重点看看山东的日照。大家都知道，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太公故里的研究乃至太公文化的弘扬上，日照始终是走在前面的，出了不少书，举行过众多的大型活动，贡献有目共睹。不过，贡献归贡献，研究归研究。如果说到其以“莒、吕一也”为基础的认定太公故里的证据，我们以为，至少也存在以下四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一是多说同源，有当地出的《姜太公志》（刘斌先生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为证。我们看到，书中所列太公故里的证据，虽然有近40条，但是，主要的源头其实就是一个，即南梁人刘昭在注《后汉书·郡国志》时，转引西晋人张华《博物志》里的话：“（东海郡西海）太公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其浦今存。”词条的数量多，不过是一再重复的变相复制而已。二是源头虚妄，有《晋书·张华传》可证。传里明明说，《博物志》记载的“多此类”是“海凫毛乱世”、“白鱼肉发光”、“蛇蜕化雉鸡”、“哑石鼓还声”等等，又怎么能指望，硬是把“东莒乡”幻化成了“东吕乡”的记述，属于经过考证的另类呢？三是莒国非姜姓，《国语·郑语·史伯论兴衰》说“莒为曹姓”（也有典籍说是赢姓或巳姓的）。先前，我们也曾引《左转·隐公二年》的“莒曾与姜姓的向通婚”，初证莒不可能为姜姓国，后来，又查到了《左转·襄公三十一年》里记述的“莒犁比公生去疾……去疾奔齐，齐出也”，更是得到了力证。试想，在“百代不婚”礼制大背景的周代，一再与姜姓国甚至齐国通婚的莒国，又怎么可能是太公的籍贯呢？四是地望不合。关于这一点，蓬振镐先生的《山东境内的商诸侯国和姓氏》（见《夏商周文明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一文论定，殷商时期在今莒县一带的应是“蒲侯国”；而李学勤先生的《论商王廿祀在上“ ”（读写）》一文(见《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更是考证出了所谓的“上写国”地望，正在今天的日照市。不言而喻，二者都是太公故里无法在当地立论的重要证据。总之，通过以上四点我们以为，“日照说”的研究要想深入发展，还需要寻求新的思路。 五、“卫辉说”的证据区别何在
一是文字史料早而经得起验证。前节说过，刘向所说的冀州和荀子所说的州人之“州”，正是两汉时期河内郡，而《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河内郡的地域，又都包括了汲县亦即今卫辉市。据此可知，太公的后裔东汉人高诱，在注《吕氏春秋·首时》和《淮南子·汜论》时，两度称太公为“河内汲人”，和西汉以前的史料正好合榫。不但如此，“汲”地正处殷都范围之内，设若就是太公的故里，那他因故被迫到东海之滨避纣，也比其它各说都更合情理。 二是宗庙建于居所正合礼制。据明清的地方志记载，卫辉一地竟有太公庙七处之多，我们以为，除了受唐朝时太公被封武成王的影响，还应该包括浓厚的同乡情结，就不必细说了。值得一说倒是在魏晋之前，根据《左转》和《水经注》的记述，全国的太公庙一共只有四处。一处在齐都临淄，是太公的封国；一处在西周的镐京，该是太公或其儿子吕伋的公署。另外两处都在卫辉，一处在汲城村伴有太公旧居，一处在太公镇伴有太公故居。众所周知，按照周礼像姜太公那样封了公侯的人物，其后裔无论是大宗，继承了爵位继续执掌齐国政权，还是小宗得到卿士头衔之类的，对于祖宗的祭祀犹如家常便饭。比如《礼记·曲礼下》说就：“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礼记·祭法》又说：“诸侯立五庙（即五位祖宗的牌位）、一坛、一墠。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皆月祭之；显考庙、祖考庙，享尝（四季之祭）乃止。去祖为坛，去坛为墠。坛、墠，有祷焉祭之，无祷乃止。去墠为鬼。大夫立三庙……”另外，查阅《旧唐书·礼仪志》我们还能知道，在太公被封武圣人的唐代以前，朝廷对于先王、先贤的公祭，姜太公最高庙享，也仅是丰镐周文王庙里的陪祀。综上所述也就是说，卫辉的两处“家庙”，除了关乎太公籍贯，不能有别的解释。 三是碑刻自成系列。它们有的有实物，有的有拓片，有的有其它典籍记载的碑文。从时间上说，明清的至少有六件，北宋至东汉的有八件。在八件当中，东汉的“崔瑗碑”，西晋卢无忌的“齐太公吕望表”，东魏穆子容的“吕望碑”，唐代崔宗之、卢若虚的“太公后裔四十八姓碑”等，早已闻名于世，此不赘言。这里要谈的是另外四件：1、东魏“吕覎墓志铭”。1981年6月出土于吕村吕氏坟茔距离太公墓数十米处，落款称当地为“朝阳乡太公里”，现藏卫辉市博物馆，是解放后出土的唯一一件有关太公籍贯的实物。2、晋刻“周太公旧居碑”，曾立于今太公镇的太公旧居，是我们近年从明景泰《环宇通志·卷九》查到的。3、“大宋卫州新乡县穆村重修太公庙记碑”，碑文中有“汲国公”吕大防到卫州（辉）太公祠祭祖的内容。该碑今藏新乡市博物馆。4、是上述宋碑中，还记载了一件“文古书隶”的“吕氏谱牒碑”，由碑文可知“（太）公其卫人也欤”。该碑原立卫州太公祠，后被移至“丞相茔寺”淹没无闻，即前文说的吕大防墓地，或许还能有出头之日。话说到此，我们觉得还需补充一句，就是类似的碑刻，即使是明清的，其他所有主张太公故里的地方，至今也还未发现一件。 四是历史地名、遗迹丰富。有坛山、博望县、博望城、博望亭、磻溪山、磻溪河、太公墓、太公祠、太公庙、太公庙街、太公故居、太公旧居、太公乡、太公村、太公泉、太公井、太公里、太公台、太公坛场、太公祀坛、吕村、吕氏莹寺等等，可谓蔚为大观。而且，个个都有典籍的记述，至晚是明清的志书，没有一个今人的杜撰。 五是后裔信从者多。通过早期的碑刻和典籍我们知道，北宋以前已有崔、卢、高、尚、吕等五大姓的名人，以不同形式对“太公汲人”表示了认同的态度。尤其是崔瑗和卢无忌，一个立碑称“太公望者，河内汲人也……旧居犹存”；一个立表称“齐太公吕望者，此县人也”，影响可谓深远。一个例子是唐刻“太公后裔四十八姓碑”，一通立于长安太公庙，一通立于卫辉太公庙。立碑人也是崔、卢两姓，崔是礼部员外郎崔宗之，卢是京兆曹卢若虚。再一个例子是，赵匡胤建宋之初，要在汴京南门外立太公庙，钦定的监工又是崔、卢两姓。崔是谏议大夫崔颂，卢是卢德育。不言而喻，它们足以说明“太公汲人”之说，不但是其后裔的常识，而且也是当时朝野的共识。近年来，吕、邱、姜、高等姓的宗亲会组团到卫辉祭奠太公的，更是络绎不绝，而像台湾的姜竹先生捐钱修缮卫辉的太公祠，香港的邱育章先生无偿奉献太公故里的科学规划，广西的吕梁先生撰写《吕尚新考》认定“太公汲人”，扶沟人姜君平先生出资推动太公故里的经济文化开发，种种善行义举就难一一述说了。 六是探研前景乐观。由于“卫辉说”的史料基础条件好，地望更符合太公的生平，如“屠牛朝歌”、“卖食棘津”、“吕牙在殷”、“避居东夷”等等，真有可能就是太公的实际故里。所以，近年来新的证据和研究成果接连不断。诸如：“州人”和“河内汲人”的内在联系；“吕覎墓志铭”的出土；远裔崔瑗对太公的“坛祭”；卢无忌所立“周太公故里碑”记载志书的发现；“新乡穆村太公庙碑”以及其所记“太公后裔谱牒碑”的发现等等，都说明了只要抱着科学的态度，继续认真的探研下去，说不定还会有新的突破。这里，不妨再举一个现成例子，就是天亡簋。大家知道，出土于道光末年陕西岐山县礼村的天亡簋铭文，经过郭沫若、陈梦家、杨树达等诸多大家前赴后继的研究，内容已经基本清楚：就是牧野大战后不久，太公辅佐武王祭天，武王“复封”太公，太公的后裔铸簋以扬王休的事。有幸的是，近来我们在反复研读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有了四点新的拙见，现将要点先列在下面（详细论证当另有专文奉献）。首先，祭天的时间“乙亥至丁丑”，指的应是甲子日牧野大战后的12至14日三天：其次，祭天的地点应是距离太公故里不远太行山中的“坛山”；第三，复封的受益者“朕”应是太公的后裔。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铭文末了的“每”当作“牧”解（典籍屡称古时每、牧本为一字），也就是说，太公被“复封”的就是自己的家乡“牧邑”。如果此说不误，那太公的籍贯在卫辉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当然，这样的解读，还需得到有关专家的认可方能算数。 小结：“太公故里”的研发已形成了一种文化 姜太公是中华民族历史星空中一颗屈指可数的巨星。平生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活动范围十分广泛，而且后裔姓氏众多。又由于时代久远和史料的缺乏，所以，关于他的故里有多种说法是正常的现象。面对这种现象，我们以为应当采取正确而平和的态度。一方面以科学的层面考量，真正的故里只能有一个，而不可能有多个。大家应该共同坐下来，平心静气地摆证据、讲道理，力争取得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共识，以不负太公的在天之灵。另一方面是从文化的角度着眼，无论是远祖的祖籍、太公的流寓、后裔的居所，甚至是继续主张太公故里的地方，大家都应该相互理解和包容，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们的努力，正如著名的先秦史专家孟世凯先生所主张的那样“有祖大家祭”，以期和科学的研究相互促进，推动太公文化出现更为繁荣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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