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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维权监管” 缺席产品质量安全治理
廖保平
工业明胶流入食药领域已然“惊魂”，人们的安全焦虑日渐加深，对事件、问题的评论充塞耳目。
浏览近日评论，离不了要求监管部门加强监管，严厉查处相关企业；对监管部门的失责要严厉问责。与此同时，相关部门纷纷表态，质检总局说要全面检查使用明胶食品企业，连公安部都表态要挂牌督办胶囊案，一场明胶歼灭战似要打响。
不过，结果或许不容乐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专家孙忠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不是说了吗：“药监局肯定有责任，但实话实说，药监工作人员才有多少？根本不可能深入到每一家药厂的每一个环节，明明制定了GMP（药品质量认证），但企业就是不执行，该怎么办？”
肯定有人会说，一家一家深入，年年深入，月月深入，日日深入，还能怎么办？这不是不可以，药监局要监管全国数千家制药企业，以目前人力去“排检”而非“抽检”，只能累趴下，要不就增加人手。最有可能的情形是后者，那意味着纳税人要缴更多的钱养更多的监管者。倘若花更多的钱能换来产品安全是值当的，问题是，真能买来安全吗？常见的情况是，一个为监管而设的机构膨胀之后，有可能人浮于事，更重要的会多开源流为成员谋福利，权力出租，被监管者输送利益之后一家亲，监管成为一句空话，人员增加了，安全回到原点。而且“请神容易送神难”，再要精减机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所以，我一直对这种一有坏事就嚷着要政府管一管的倾向抱有警惕。前两年说到公共场所禁烟，也有人恨不得监管部门派执法人员上街去抓烟民，可是天啊，中国有3亿烟民，得有多少执法人员才够用？为什么就没有想到通过公民主张自己的权利来解决？即在公共场所，不吸烟的人主张自己的健康权来反对吸烟者，达到控烟目的。就像前些年住在北京的李文（李敖之女）会为隔壁的鸡鸣狗叫、内衣外晾、草坪种菜而打官司，换来一片好空间。
对于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以及其他产品安全也是一样的道理，固然需要通过严格监管、严厉查处来换取安全，可是相对来说，生产者数量总是大于监管者，确实存在监管者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的情况，尤其是对监管者问责不力，检测标准偏低、技术落后，监管之力更显微弱，坊间返祖式的安全自保招式即是证明。
产品最终要面对公众，公众是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最终受害者，公众最有权利、最有动力对问题产品说“不”。现在的情势却变成了“惹不起，躲得起”，瘦肉有“精”，就暂时戒掉猪肉，胶囊有“毒”，就创土法吃药。这些年发生了那么多的食品安全事故，包括三聚氰胺事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极少看到公民站出来状告生产厂家，直至让老板倾家荡产、厂家倒闭关门的鲜活例子。换言之，不良商家就没有陷入维权式监督的“人民战争的海洋里”，所有的指望都押在相关部门身上，结果又总是走在监管一阵紧、一阵松，问题重复不穷的循环之中。这说明这个社会仍然在迷信用权力解决问题，不习惯用权利解决问题，结果总是被权力的两面性伤害，产品监管只是其一。
将权力对企业的单一行政监管，变成权力对企业的行政监管和权利对企业的“维权监管”相结合，才能织成疏而不漏的监管大网。自己的权利自己最关心，公众对附着于产品上的权利是每时每刻都会关心的，不会因为监管部门的懈怠、腐败而松驰，他们为了讨回自己的权利可以掉一层皮，问题在于如何激发公众的维权意识，建立一套可靠的司法体系，让公众的维权渠道畅通、成本降低。
现在，公众维权意识确实有待提高，而司法不给力才是根本原因。一些地方视商家为“财神爷”，一方面对违法违规企业，“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一方面人为地为消费者设置维权障碍，典型的事例是几年前的三聚氰胺事件，有消费者提起诉讼，当地法院居然不予立案。有纵容就有胆大包天，今天我们走到如此危急的产品安全境地，可谓是自食苦果。
在司法健全的情况下，能够通过自身的维权监督商家提供可靠产品的公民，才有能力去监督更强势的监管者，能够监督监管者，监管者才会上心用力去监管商家。所以，问题最终还是落脚在公众如何“维权监管”上，这已经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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