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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何以开辟“被征服”历史——
三大失策，自取其祸
美国作家海明威说过：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是不会被打败。对应海明威这句的，是一句中国古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
这一中一外的两句话，都想说明一个道理：一个民族真正的失败，不是军事上的失败，而是精神上的消亡。
人言：两宋亡于女真、蒙古之手，是因为“农耕文明不抵游牧文明”，然而，闪耀于世的汉唐文明，难道不也是“农耕文明”？为什么没有沦入彪悍的匈奴、突厥之手？
显然，宋代之所以开辟了“华夏文明被征服”的历史，非“农耕”之过，而是宋朝时的华夏文明失去什么东西所致。
失去什么呢？肯定不是文化。宋代时华夏文化底蕴并不差，甚至高于历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对宋文化有句高度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不少文化底蕴，那么缺了什么呢？
大多学者指出是“尚武精神”。这个原因世所共知——自武将赵匡胤拥兵自立为帝、成为宋太祖后，恐人效法自己篡位模式，遂实行“崇文抑武”国策，富贵须从书中求，汉人便远离了尚武精神，变得愈加文弱。
回顾那段历史，当然不能否定赵匡胤是开创“汉儿之弱”始作俑者，“崇文抑武”对汉人“尚武精神”确有杀伤。然而，如果认为这是华夏文明自宋朝开始衰落的唯一原因，也不客观和全面。
不能说宋朝是个一点军事实力都没有的国家，也不能说宋代的将领个个没有对抗游牧悍将的胆略，那时也有有“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战胜岳鹏举、“三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的文武双全辛弃疾。北宋建国初期，宋军对付西夏，军事上是处于上风的，对付契丹，打个平手；严重不敌的，是女真，全面不敌的，是蒙古。如果说宋军不行，那么先于女真便亡在契丹之手了，何必再等下一个虎狼之师？
可见宋军战斗力，是一个渐衰过程。唱衰宋军的，首先不在军事，而在政治。这个政治不是简单的一句“崇文抑武”，而是别具一格的腐败毒瘤。
世所共知，宋朝的政治特点是发达的文官政治。中世纪是世界史的最黑暗时代，相对而言，中国北宋却在这个梦魇大时代创造了“最温和的专制政治”。北宋政治空气相对宽松，但中央集权却空前绝后，国家权力几乎全部集中皇帝之手，专制实际被强化。所有官员都是皇帝的“票友”，在皇帝面前争风吃醋。宋朝台谏政治的发达，超越前朝后代。但在人治条件下，台谏政治变成了“口水政治”，每个文人墨客都想通过高谈阔论，引起皇帝的青睐，而并不从实战中表现自己。
其中最大的弊端是“动口不动手”。宋朝军政官员，大多治军救国无方，而彼此勾心斗角，玩弄机谋权术，又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发展到顶点，则是不管国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治军和救国，也必须破坏他人治军和救国，不便宜别人成事。宋朝政坛的“窝里斗”和“结党营私”，较之唐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北宋的专制政治，开明、保守、斯文、低效，拙劣，荒唐相互交织，次第上升。直到北宋史上文化流氓的集大成者、最高领导人宋徽宗出现，拙劣和荒唐占据了宋政之上风。宋政与宋，大限已到。
比赵匡胤“崇文抑武”更具影响力的国策是“以儒立国”，“以儒立国”的宋朝文官政治的特点在总体上说趋于保守。正如王安石讥评说，“因循苟且”，“侥幸一时”，不求振作有为，但求勉强维持，得过且过，缺乏行政效率。
“以儒立国”的副作用到了南宋情况更严重。被理学改造的儒教嬗变为“阉割文化”，儒家文化刚的一面消失，原来的兵家文化不见了，刚柔相济的汉才变成了阴柔见长的雌化物，对于游牧军队，北宋军队尚有还手之力，南宋军队却已却无招架之功，原因就是因为经过“理学”洗礼，南宋军民已经整体雌化，遂频繁招致北方少数民族骑马南下侵袭，攻城掳掠尤如探囊取物。
在宋朝之前，华夏民族从来没有被外族征服过，游牧民族虽在汉朝时就很强大，但充其量与华夏并立平行。不足以征服中原。
为什么唐朝能将华夏文明置顶、而文化登峰造极的宋却把华夏文明送入“虎狼之师”的口中？比之大唐，宋衰究其全面原因，至少有“三大失策”：
1、中央集权下的文官政治内耗严重；2、儒家收紧、进而接受“理学”改造，国民精神全面雌化；3、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的融合被割断。
所有这些“失策”，都是赵氏家族“防内不防外”的小算盘“得意之作”，宋军的功能主要不是抵御外敌而是吓唬国内百姓。宋文化及其经济成果被后人津津乐道，甚至一度与盛唐等量齐观，但是，单项成就毕竟不能弥补政治与精神的损失，就民族之势而论，有钱有文化的宋人活得并不滋润，甚至很窝囊。“汉魂失血”于宋代是不争的事实。血之不存，魂将安附？华夏文明于宋代被牧马人吞没，实属“三大失策”自取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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