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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逆性与不可逆性一直以来就是伴随人类甚至可以说纠缠着人类的最让人困惑同时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之一。尽管不同时期的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给予的关注程度与态度迥异，给出的答案也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日常的经验使我们根本不可能远离或者逃避这个问题。今天，古人难以想象的现代科学已经可以让我们遨游太空、可以窥视原子内部的世界，然而，最终的答案似乎仍然“蒙着面纱”，并不肯以真面目示人。 前人的文章里随处可以见到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困惑。试举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三位思想家孔子、老子、庄子为例。 孔子说：“嗟乎，逝者如斯乎”。 老子却说：“反者，道之动”，“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前者看到的是不可逆，后者看到的则是可逆。 有意思的是，从另外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完全相反的立场。 “郁郁乎文哉，我从周”；“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孔子认为人类社会是可逆的。他一生努力的目标就是恢复他所向往的周朝的秩序。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蝴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干余骨。干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酰。颐辂生乎食酰，黄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笋，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类似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的思想，进化，意味着不可逆。 下面两段文章，最能说明人们对于可逆与不可逆这个问题的困惑了，一篇出自《列子》。 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 又有忧彼之所忧者，因往晓之，曰：“天，积气耳，亡处亡气。若屈伸呼吸，终日在天中行止，奈何忧崩坠乎？”其人曰：“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坠耶？”晓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坠，亦不能有所中伤。”其人曰：“奈地坏何？”晓者曰：“地积块耳，充塞四虚，亡处亡块。若躇步跳蹈 ，终日在地上行止，奈何忧其坏？”其人舍然大喜，晓之者亦舍然大喜。 另一篇出自著名文学家朱自清的《匆匆》。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这两篇文章所反映出来的人类的困惑，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是一致的，在现实的世界中我们既可以观察到可逆的现象，例如日夜交替、四季轮回、失而复得、疫病流行的周期变化甚至历史上兴衰的循环；同时也可以观察到不可逆的现象，像亲人的去世、自己的衰老、食物的腐败、健康的恶化、环境的变迁。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这种困惑并没有缓解的倾向，相反变得愈发的清晰、尖锐而不可调和。同时，这种困惑甚至成了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巨大的、又无法绕开的障碍。这种困惑源于一个矛盾：在经典科学里，世界是可逆的；而在达尔文进化的世界里，在热力学的世界里，世界是不可逆的。 亚历山大?柯伊莱的话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 “但是这里还有一些东西，对于它们，牛顿——或者说的更好一些，不是牛顿一个人，一般的近代科学——仍能承担责任：即把我们的世界一分为二。……于是科学的世界——现实的世界——变得陌生了，并且与生命的世界完全分离，而这生命的世界是科学所无法解释的，甚至把它叫做‘主观的’世界也不能解释。……两个世界：这意味着两个真理，或者根本没有真理。” 在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世界是可逆的。因为对于基本的物理定律，例如牛顿的运动方程和薛定谔方程，对于时间都是可逆的、对称的。也就是说，我们将时间t换成-t代入公式中，形式不会发生变化，在这里，过去与未来没有区别，也就无所谓进化与历史，时间仅仅是描述运动的一个几何参量，与物质运动的性质没有内在的联系。就像一个无摩擦的单摆，从轨道上的每一点的状态，我们可以知道他的未来，也可以追索它的过去。 在热力学的世界中，时间有了新的意义。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在一个孤立系统中，它的状态函数熵永远也不会减少。在熵不变的系统中，例如达到热力学平衡态时，熵处于极大值，或许处于经典科学的可逆状态；然而，对于非平衡的孤立系统中，熵总是单调的增加的，直至达到平衡状态的极大值，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系统的过去与未来有了区别——至少熵不一样，也就是说系统有了历史。在这个系统的所谓“历史“中，时间指向熵增加的方向。 当我们把两种液体倒入同一个容器中，一般都会经过扩散变成某种均匀的混合物而不会自行分开；存在温度差的两个物体相互接触，最终温度差会消失而变得均匀，在这些现象中，不可逆性再明显不过了。 在开放的系统中，或者普里戈金所说的“耗散结构”——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力学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乃至社会的、经济的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与能量，在外界条件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阙值时，可能从原有的混沌无序的混乱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者功能上的有序的结构——中，不可逆不再与熵的增加简单的联系在一起。 开放系统熵的变化dS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系统本身由于不可逆过程引起的增加，叫做diS;另一部分是系统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引起的熵流deS。 dS=diS+deS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diS永远大于零，deS可以大于或者小于零。这样，如果负熵流的绝对值大于熵产生diS时，系统总的熵的变化dS可以小于零。 那么，在耗散结构——例如我们人类自身——中，不可逆性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用普里戈金的话说，一切系统中都含有不断“起伏”着的子系统，这些“起伏”也叫做涨落，有时候可能由于正反馈而变得相当的大，当涨落迫使一个现存系统进入远离平衡的状态并威胁其结构时，该系统便达到一个临界时刻或者分叉点，然后通过突变形成一个新的稳定的有序结构。 这种有序结构一旦形成，与之前的结构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熵垒”，这种“熵垒”有时候是无限的，“技术的进步永远也不可能克服它”，意味着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我们再也回不到曾经的状态，系统有了自己的历史与时间。这种理论可以很好的与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相吻合，进化的过程从简单到复杂、从生命的“低级形式”到生命的“高级形式”，隐含的不可逆性不言而喻。 平衡系统的不可逆我们暂且不去理会，对于耗散结构——例如我们人类社会，这种不可逆的理论远不是无懈可击。“熵垒”就是一个最大的漏洞。 一个没有摩擦的单摆，他的运动是可逆的；一个有摩擦的单摆，由于能量的耗散，将会逐渐的趋于静止，也就是说这个系统是不可逆的。然而，我们只要持续的输入一点额外的能量，有摩擦的单摆就会变成可逆的了。就像我们生活中所用的手表。在这里，“熵垒”轻而易举的被克服。 氢气与氧气燃烧之后生成水，然而，水通过电解一样可以重新变成氢气与氧气；完全溶解的两种物质，有一些我们可以用办法把他们重新分开。一个市场广泛存在的社会，同样也可以让市场销声匿迹。 “熵垒”到底是像普里戈金所说的“无法克服”，还是只是因为没有找到克服它的办法，我们人类就像一个正在摆弄魔方的小孩呢？这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 人类有限的历程中，充满了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我们至今无法找到抵抗衰老的办法、无法让曾经统治地球的恐龙再一次出现；另一方面，许多绝症现在已经可以治愈，一些曾经式微的习俗、观念再一次流行起来，革命一次次的爆发。 另外，进化过程中的“返祖”现象，也像趋之不去的乌云，始终漂浮在理论的上空。 这就难怪普里戈金1964年在布鲁塞尔作有关不可逆热力学的报告之后，一位当时很著名的热力学家质疑说：“您对不可逆现象如此感兴趣，我深为震惊，这些不可逆现象与其说他演变的最后结果是平衡，倒不如说它们在本质上就是瞬息即逝的” 我们的世界是像爱因斯坦所说的“不可逆性只不过是由‘未必有的’初始条件产生出来的一种幻觉”还是像普里戈金所说“从我们所在生活的可逆的、近乎循环的噪声水平中升起了同时是随机的又是时间定向的音乐声”？ 当我们从秩序的角度来观察我们身边的世界，无论是自然的世界还是我们人类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会惊奇的发现，各执一词、争锋相对谁也无法说服对方的辩论双方实际是在各说各话，根本就不是讨论的同一个问题。用一个可能显得对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不太尊敬的例子，争论的双方就像“盲人摸象”里的村民。 经典科学的学者——从牛顿到爱因斯坦——说的“可逆性”，其实可以转化成另外一种表达方式，那就是世界中存在着秩序或者用经典科学家说的定律。热力学的学者的不可逆性可以表达为在一个系统里，秩序是不断的在新陈代谢。所谓的“临界点”、“分叉”只不过是一个可以给系统带来显著的、可以被人类观察到的变化的新的秩序的诞生。 现在再明白不过了，他们都是对的。分歧的实质，一方从秩序的角度思考，另一方则从秩序系统的角度思考。也就是用哈耶克的话说，一方研究的是“简单现象”，另一方研究的是“复杂现象”。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分歧产生的原因。 一个无摩擦的单摆，每一点包含了整个运动所有的信息，都是等价的。也就是经典科学所说的可逆的，无所谓过去与未来。当我们从秩序的角度观察的时候，之所以看起来是可逆的，仅只是因为在这个系统里秩序是不变的，针对单摆这个具体的系统，我们可以说唯一的秩序就是万有引力，它是不变的。也就是说，从秩序的角度来看，单摆是静止的，既然是静止的，就根本就不存在可逆与否的问题了，当然我们像经典科学那样把它说成可逆的，这与我们日常的体验更加吻合。 当单摆存在能量的损耗，也就是说有一部分的功转变为热的时候，它的运动变成不可逆。每一个点不再是等价的，他们构成了过去与未来，也就是在这个单摆的系统里存在了历史与时间。当存在损耗时，单摆系统里包含的秩序不再是不变的，万有引力这种秩序当然没有变化，但是，另一种秩序——热，却一直在变化，这种秩序的变化意味着系统在运动，系统最终的状态是不同于初始状态的。 可逆与不可逆这个问题就转化为另一个问题，秩序的静止与运动的问题或者说变与不变的问题，如果秩序是静止的——也就是说系统内没有秩序的变化，那么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就是可逆的；如果秩序是运动的——也就是说包含的秩序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不可逆的。 两个事实让不可逆性成为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甚至可以扩展到整个宇宙的一个普遍的、无处不在的特性，而不是像普里戈金所说的“并不是一种普适的现象”，相反，可逆性才是一种“幻觉”。任何一个系统，从它的起点开始，它就漫上了一条永远也不会重复的单向的通道。 第一个事实就是任何一个我们认为简单的系统都包含有无限的秩序。也就是如阿那克萨哥拉认为的那样“各种事物在它的每一个部分内都包含着无穷多性质的种子”。 我们来考虑一个简单的两个物体的力学系统。我们首先描述清楚每个物体的自身行为——即“孤立”的行为，然后，我们再描述两者的相互关系——即“关联性”；最后，我们还需要了解两个物体都不存在时系统的行为——即“场”方程组。我们描述两个物体的力学系统需要四个方程。 当物体的数量增加的时候，场方程仍然是一个，孤立方程的数量增加，关联方程的数量迅速增加，n个物体存在2n个不同形式的关联方程。 10个物体，关联方程1024个。如果10000个物体，则变成了210000个关联方程。空气瓶里的的气体分子的数量是1023个，人类仅仅大脑皮层的细胞数量就以亿为单位。C.Judson Herrik认为，“在大脑皮层数秒紧张的活动中，交感神经实际出现的相互联系的数量（把不同组合模式中不只出现过一次的联系都计算进去），有可能像太阳系中原子的总数（1056）一样多”。 每一个关联意味着一种秩序，由此可见一个简单系统中秩序的复杂性。仅只从我们自身这个尺度来考察人类社会的话，个体的数量是有限的，尤其是考察一个小的集体，但是复杂在于，无论是个体还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联不像力学系统那样简单，在我们人类社会里，我们有各种制度、习俗、惯例，也有不同的观念，同时每一个个体的状态例如需求、情感状态、偏好等也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就算可以用方程来表示，两个人的系统，4个方程根本就不可能描述这个简单系统的状态，无论是“孤立”方程，“关联”方程，还是场方程的数量我们都是无法确认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数量是庞大的。 第二个事实，那就是新的秩序在不断的产生。新的思想的诞生、新的技术的出现、新的制度的制定、新的物种、物质的形成等等，都意味着新的秩序的诞生。任何一个系统的历史，都是秩序产生的历史。我们考察一下人类的历史，单单了解一下科学技术的发展轨迹，这种不可逆性再清楚不过了。 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了700万年，据考古发现，大约距今30万年前，原始人就在制造石器的过程中，开始了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在距今一两万年前，原始人发明了新的劳动工具—弓箭。弓箭的发明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利用弓箭有组织地狩猎，提高了生产效率，而剩余的猎物则被饲养起来，使人类由狩猎进入畜牧的时代；另一方面利用弓弦绕钻杆打孔的方法钻木取火，又发明了摩擦生热的制火技术，不仅极大的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而且增加了生产的手段；用火炼制粘土，发明了制陶技术；用火熔化铜和铁，制造出金属农具，使人类结束了一万多年的迁徙不定的生活，进入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从而开始了人类五千年的文明史。 我们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蒸汽机时代来区分我们不同的的历史阶段，正好说明时间是嵌在秩序之中的。我们的世界不是在所谓的时间中“进化”，而是相反，进化——新的秩序的产生——本身构成了时间。正如瓦莱利所说“时间就是建设”。 下面的部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名单以及获奖原因或许可以有助于理解这一点。 1901 年， W.C.伦琴发现伦琴射线(X射线) ； 1904年， L.瑞利在气体密度的研究中发现氩； 1906 年， J.J汤姆孙通过气体电传导性的研究，测出电子的电荷与质量的比值 ； 1909年， G.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极； 1913年， H.K.昂尼斯在低温下研究物质的性质并制成液态氦； 1921年，爱因斯坦阐明光电效应的定律； 1932年， W.海森堡创立量子力学，并导致氢的同素异形的发现； 1935年， J.查德威克发现中子； 1936 年，V.F赫斯发现宇宙射线、 C.D.安德孙发现正电子； 1957 李政道、杨振宁否定弱相互作用下宇称守恒定律，使基本粒子研究获重大发现； 每一个新的发现，意味着人类的进化，意味着我们有了过去。或者换一句话说，于是时间与历史产生了。 又如何解释现实生活中、科学家实验室里出现的或者我们看到的“可逆”的现象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像上面所说的秩序是不变的，我们考察的系统是静止的。这正是“以揭示世界永恒法则”为己任的经典科学家之所以无法理解“不可逆”的原因。坚持世界由一些简单的、永恒的法则所支配的信仰，其实，与”坚信世界是可逆的”只是同义反复而已。与其说经典科学家不理解不可逆，倒不如说，从一开始他们就假设世界是可逆的。 第二个原因，不同的秩序可以产生相同的表现。 第三个原因，一些消失的秩序可以再一次出现，一些曾经存在的秩序也可能会消失。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可逆，可逆与否是针对系统而言的。 第四个原因， 跟观察者自身有关，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一个层次看是可逆的，但是换一个方面、一个角度、一个层次来看就是不可逆的。 除了第一点难以理解外，后三点原因理解起来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总之一句话，可逆，只是世界这个魔术师给我们这些观众制造的惊喜。 对于可逆与否的探讨，社会科学领域明显的落后于自然科学，正如阿尔文托夫勒所说“在社会科学中，时间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空白领域，……社会科学在形成一个连贯的时间理论方面却只有很小的进步”。 这种现状形成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例如两种科学诞生时间的早晚不同，研究的对象不同、所能利用的研究方法与手段不同等等，但是，社会科学在可逆性这个问题上有意无意的“忽视”甚至可以说失败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是确定无疑的，并且责无旁贷。 不同文化的群体对时间的观念是有很大差别的。一些文化中，人们认为时间是循环的，历史总是在不断地重演，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或美好或痛苦还会再一次来临；另一些文化中，人们认为时间是一条通向未来的单行大道，我们自始至终的从过去走向未来，过去的永远过去了；还有一些文化中，时间被看做静止的。 就像我们中国，从孔子、老子时代开始，始终有一种思想的倾向，那就是认为美好的世界存在于过去之中，当现实不那么令人满意的时候，或者说让人失望不堪忍受的时候，总是期望回到过去的世界中寻找救赎。孔子理想中的周朝，老子理想中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集体合作的社会，至今我们都对于所谓的“汉唐盛世”充满向往与羡慕，就是“可逆的时间”观念的一种表现。 以经济学为例，在古典经济学、今天的主流经济学甚至制度经济学的世界里时间是可逆的，这一点与经典自然科学惊人的相似。这是偶然的吗？ 当我们考虑到经典自然科学以研究自然界的“永恒法则”为己任，而经济学以研究人类社会的“永恒法则”为己任时，他们的殊途同归就很容易理解了。 经济学家眼里的可逆世界是一副什么样的图景呢？ 许多学者都描述过这个世界：每个个体都追求自己的最大效用；并且具有无限理性，信息是完备的，不存在不确定性和无知；制度是外生的、是“配置中性”的，因此也无关紧要；除了市场外并不存在任何组织和制度，任何变化通过客观市场相对价格的变化实现，也就是说价格机制是唯一指引各种经济活动的工具；私人成本与收益与社会成本与收益一致；交易发生在没有任何制度特征的背景中等等。 真正抓住这种可逆世界的本质的科斯。无交易成本的“科斯世界”正是古典经济学家眼里或者说思想里的世界。 在《社会成本问题》这篇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文章里，科斯列举了很多的例子来说明一个明显的与真实世界不相吻合的道理——被其他学者称为科斯定理：“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状况影响的”，后来被施蒂格勒表述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将相等”。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新发现的山洞是属于发现山洞的人，还是属于山洞入口处土地所有者，或是属于山洞顶上的土地所有者，无疑取决于财产法。但是，法律只确认谁是必须与之签约才能获得山洞使用权的人。至于山洞是用于储藏银行账簿，还是作为天然气储存库，或种植蘑菇，并不取决于财产法，而是取决于银行、天然气公司和蘑菇企业哪一个能够付出最高费用以获得山洞的使用权”。 这正是一个完全可逆的世界。 用经典自然科学中的话来表达，那就是说：一个无摩擦的单摆，无论从什么位置出发都无关紧要，最终他的势能与动能之和保持不变。 如果用科斯《社会成本问题》里的例子来说明就一目了然了：无论农夫与养牛者之间对于牛损坏谷物这件事达成什么赔偿协议，最终的结果不变——谷物的数量与牛肉的数量之和的效应都会达到最大，变化的可能是两者之间的相对数量。 科斯没有明确使用过“可逆”这个词，但是他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当进行交易没有成本的时候，就可以毫不费力地使他们加速，以致瞬间成为永恒”，结合文章前面部分的论述，“可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静止”，科斯说的“永恒”与这里所说的“静止”意义相同。 用前面使用过的分析方法来看，这个世界是静止的，因为在这个简单的世界里，从来都只有两种秩序：每一个个体追求最大的效应和市场。 科斯一句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在这种“可逆”的世界中，预留了经济学家的位置吗？ 交易成本被经济学家接受之后，制度经济学家终于找到了一件看起来“威力巨大”的武器。因为现实的世界中存在正的交易成本，因此制度是重要的，它既决定了运行着的市场中交易成本的水平，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使许多不可能发生的交易发生，从而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使社会效率尽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 这种研究思路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德姆塞茨的产权理论、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都是例子。最重要的是让研究者甚至普通民众对制度的重要性有了明确的认识，制度创新一度甚至成为很流行的词汇。 然而，不得不说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制度经济学家并没有完全理解科斯或者说没有真正领悟到“交易成本”的本质。他们没有像科斯所期待的那样“抛弃当前大多数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方法”，相反，只是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制度。或者这样说更简单明了，在制度经济学家的世界里，比古典经济学家多了一样“产品”，这样产品就是“制度”。 我们来看看下面几段话。 “如果产权的主要配置性功能是将受益和受损效应内在化，那么产权的形成就可以通过他们与新的或不同的受益与受损效应的形成的联系而得到最好的理解。……我在本部分提出的论点是，新的产权的形成是相互作用的人们对新的收益——成本的可能可望进行调整的回应”。 “我们已经看到，当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下，由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费用所引起的收入的潜在增加不能内在化时，一种新制度的创新可能允许获取这些潜在收入的增加。进而，我们已论证，制度水平（个人的、自愿合作的、和政府的）之间的选择由与各种选择相联的成本收益来表示”。 “对于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需求的原因是非常类似的，土地（或自然资源）价格相对于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诱致了用于减少对由土地的无弹性供给所导致的有制约的生产技术变迁，同时也引致了导致能更准确地定义与配置土地的产权的制度变迁。……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供给的转变是由类似的力量形成的。……社会科学及有关专业的知识的进步降低了由制度效率的收益（包括在解决冲突时技能的提高）所形成的新收入流的成本。……为了形成制度变迁需求与供给的转变，就需要经济与政治资源在个人与制度之间进行不均等的分配。” “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搭便车”问题又是创新过程所固有的问题，所以，如果诱致性创新是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国家干预可以补救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我们将会看到，理性的统治者必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 只要将上面几段话里的“制度”或者类似意义的词换成另外一个词，例如苹果、水稻等等，是不是完全是与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话没有区别？ 普里戈金在分析不可逆为什么难以被接受的原因时说到，“除了文化上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技术上的原因，所有想从动力学中导出‘不可逆’的尝试都必然要失败”。 同样，制度经济学家想要用传统经济学的思维方法来建立一种全新的、可与之分庭抗礼的理论体系，注定要失败。我们需要信息经济学、需要理解不确定性的经济学、需要理解人类如何决策的科学理论等等，唯一不需要的就是制度经济学，这也是制度经济学今天所处在的尴尬的地位。 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上。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例子是几乎所有的制度经济学家都把“交易成本”看做一种阻力，威廉姆森认为交易成本“在经济中的作用相当于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代表了一种普遍的看法。 还是用单摆的例子来说明。制度经济学的单摆与古典经济学家的单摆唯一的不同就是它的轨道不再是圆弧形，而是一条波浪形，因此初始状态对整个运动是有影响的，但是仅此而已，它仍然是可逆的。 如果把交易成本看成一种“热量”的时候，另一个世界，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家的世界将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就像普里戈金的热力学的世界不同于牛顿、爱因斯坦的经典自然科学世界一样。 成本与收益的权衡、降低交易成本的欲望固然可以促使新的制度的产生与扩散，但是另一方面，制度本身就决定了我们的成本与收益以及交易成本的水平，它或者是外生于个人甚至整个社会的成本与收益的计算的，或者即使这种计算是它产生的原因，它一旦产生将会独立于这种计算之外。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能把制度局限在制度经济学眼中的市场、企业、法律、合同之中，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观念、思想、习惯等等都是世界中的“制度”，或者用另外一个词更加合适——秩序。 经济学家在分析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时看到了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等等，唯独没有看到制度本身就是交易成本的原因，当我们用交易成本去分析制度的时候，实际上陷入了循环论证的陷阱。 这样说可能更容易理解，交易成本只是具有很多秩序的经济系统的表现或者说属性，在没有任何新的秩序诞生之前，交易成本都是最低的。不同系统的交易成本水平不同，不是意味着交易成本水平高的系统有改善、优化的空间，而是意味着这是两个包含有不同秩序的系统。 如此一来，古典经济学家的简单世界，这个世界里只有两种秩序：个人效应最大化和市场——其实，甚至可以说一种秩序，因为市场这种秩序完全可以由前一种秩序产生——将不复存在，而是一个具有无限数量的秩序的复杂的世界。尽管许多的秩序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的联系，但是更多的秩序之间是平等的，他们共存于这个世界。就像市场与企业、权力与领导力、追求个人成功与孝敬父母、孔子的儒家理论与老子的道家思想、法律与习俗等等。 我们人类应该庆幸生活在这样复杂的世界中。在传统经济学家简单的世界中，我们的命运要悲惨得多，我不知道，在这样世界中，民主如何抵御专制的侵袭而长久稳定的存在；我不知道，人类如何让弱若强食的“霍布斯丛林”离我们愈来愈远。尽管在复杂的世界中，他们同样曾经长时间的存在，甚至至今都是许多社会的现状，但至少我们还有希望。 在这个世界里，人性不再是“苍白的”，苍白到只有最大化自己的效应、只有趋利避害，他是真实而又丰富多彩的，它追求成功、追求财富，它也同时渴望自由、平等与尊重；他可以“宁叫我付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也可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可以肆无忌惮、无所不为，他也可以因为敬畏鬼神、信仰上帝而循规蹈矩；他可以是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也可以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他可以迷信权威，也可以挑战、藐视权威。我们可以轻易地解释“为什么一个男人会为得到一块三明治而甘冒杀头的危险”。 这个世界是不可逆的，任何一种新的秩序的诞生，意味着一个新的世界的诞生。 “历史是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取知识，还在于种种社会制度的连续性把现在，未来与过去连接在了一起”，诺斯的这句话，只有在不可逆的世界中才能体现出它所蕴含的巨大的智慧。 正如普里戈金所说“我们今天可以从一种不同的观点来看这一问题（不可逆性），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有着不同类别的动力学系统”，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我们终于找到一种新的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
注释： 《道德经》第四十章 《道德经》第十六章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 见于《庄子??? 至乐第十八》，参考译文：蝴蝶很快又变化成为虫，生活在灶下，那样子就像是蜕皮，它的名字叫做灶马。灶马一千天以后变化成为鸟，它的名字叫做干余骨。干余骨的唾沫长出虫子斯弥，斯弥又生出蠛蠓。颐辂从蠛蠓中形成，黄軦从九猷中长出；蠓子则产生于萤火虫。羊奚草跟不长笋的老竹相结合，老竹又生出青宁虫；青宁虫生出豹子，豹子生出马，马生出人，而人又返归造化之初的浑沌中。万物都产生于自然的造化，又全都回返自然的造化。 见于《列子? 天瑞第一》。参考译文： 杞国有个人担忧天会塌下来，地会陷下去，自己的身体无处可藏，因而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又有一个担忧那个怕天塌地陷之人的人，于是前去向他解释，说：“天是气的积聚，无处没有气。就像你弯腰挺身、呼气吸气，整天在天空中生活，为什么要担忧它崩塌下来呢？”那人说：“天果真是气 的积聚，那日月星辰不会掉下来吗？”向他解释的人说：“日月星辰，也是积聚起来的气中有光辉的物体，即使掉下来，也不会伤害什么。”那人说：“地陷下去怎么办呢？”解释的人说：“地是土块的积聚，充满了四方空间，无处没有土块。就像你停走踩踏，整天在地上生活，为什么要担忧它陷裂下 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 页71 更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见湛垦华、沈小峰：《普里戈金与耗散结构论》，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 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 页332 湛垦华、沈小峰：《普里戈金与耗散结构论》，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 页3 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 页351 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 页373 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 页358 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 页317 更多内容参见《系统化思维导论》 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 页359 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 页14 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年，页14 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年，页14 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年，页153 更多内容参见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 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年，页14 参见登姆塞茨的文章《关于产权的理论》。 参见戴维斯与诺斯的文章《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 参见拉坦的文章《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 参见林毅夫的文章《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 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 页49 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段毅才、王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页31 科斯的原话。 科斯认为传统经济学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页1（前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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