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和日本的战争

元朝和日本的战争

2010-05-07 12:01:04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出使日本的国信使赵良弼回国，宣告与日本通好的努力失败，忽必烈准备以武力敲开日本的国门。从至元十年起，忽必烈开始着手部署征日战争。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四月，忽必烈趁耽罗岛林衍起事反对高丽王统治之机，派元军驻高丽统帅祁都、洪茶丘和高丽将军金方庆，率军攻入耽罗岛。元军镇压林衍之后，于耽罗岛设招讨司，驻扎镇边军一千七百人，从而控制了日本与南宋间的海上通道。随后，忽必烈召祁都、金方庆等至元都商议征日事宜。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正月，金方庆回国向高丽王传达了忽必烈的造舰命令：共造舰九百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三百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十五日动工，限期完成。高丽王不敢怠慢，立命征集工匠役夫，驿骑络绎不断于途。限期紧迫疾如风电，民甚苦之。（注2）由于伐木造船，大木伐尽，绿山为秃，役夫弃田，农失其业，怨声载道。高丽王恐激起民变，遣使请求每船留五十人，期于放归乡里事农。役夫工匠的减少，加之限期紧迫，遂按高丽船式而非南宋船式建造。六月，九百艘军舰完工，上报世祖忽必烈，忽必烈遂任命征东都元帅祁都、（注3）右副帅洪茶丘、左副帅刘复亭，统帅蒙汉军二万人、高丽军五千六百人，加上高丽水手六千七百人，计三万二千三百人，于八月出发。

　　由元世祖授命组成的征日元军，是由蒙、汉、高丽三族军队组成的联军。联军的核心是蒙古族部队，经过成吉思汗的训练，当时的蒙军军纪森严，应用善战，战斗力极强。部队的组织在当时亦较为先进，每十人、白人、千人、万人各为一个战斗队，每队设一长率领。千人队为兵力的基本计算单位，任命武功卓著的将领担任队长。元军的战术也较日本先进，据日本史书记载：

　　击鼓鸣锣，杀声震天。日军战马惊恐不安，跳跃打转，当武士拨转马头冲向敌人的时候，已经被敌人射中。蒙古矢短，但矢根涂有毒液，射上既中毒。敌数白人箭射如雨，长柄矛可刺进铠甲缝隙。元军排列成队，有逼近者，中间分开，两端合围，予以消灭。元军甲轻、善骑马，力大，不惜命，豪勇自如，善于进退。大将据高处指挥，进退击鼓，按鼓声行动。在后退时，铁炮中装铁弹，随着火焰喷出，四面烈火，烟气弥漫；其声凄厉，心碎肝裂，目眩耳聋，不辩东西，被击毙者极多。

　　这是元日战争参加者的一篇战况纪实。从中可以看出元军的战斗队型和战术应用。首先，元军击鼓鸣金，鼓噪前进。这使日本武士及其战马很不习惯，战马惊惧，在原地打转不敢冲锋，致使武士在拨转马头时，已经中箭落马。

　　其次，元军列队集体前进，敌人冲至队前，立即中间分开，两头合围聚而歼之。

　　其三，元军弓箭手集体排射，矢短弓硬，射程近二百步，短矢能穿透日本武士的铠甲，而且矢尖有毒。

　　其三，士卒身者护头轻甲，便于运动，随身携带短弓、曲刀、长矛、大斧，应英勇悍斗。

　　其五，指挥官占据高处，以鼓指挥进退

　　其六，元军使用日本武士没见到过的铁炮。蒙军在征服欧亚各国的战斗中，经常使用火器。大炮的轰鸣使日本武士极其害怕。

　　元军的武器和战术，日本武士从未建国。因而在初次接战中，损失不小。

　　反过来再看当时日本武士军队的情况。

　　日本武士部队的基础是守护地头制（庄头制）。这使源赖朝建立幕府时期形成的兵制。任守护地头职的武士，多为有功于历代将军或执权的家臣，即“御家人”。守护，是掌握某一地方兵马大权的最高行政长官；地头，是管理公私土地进行征税的官吏，并对其管理的土地拥有警察权。他们按其管理的土地面积大小，蓄养私兵。这种私兵就叫做“家子”（家人，族人）、“郎党”（家臣）。家人是守护、地头一族的世仆，在需要时即成为武士队伍的骨干。郎党类似于汉、唐时代的曲部，是第一线的战斗员。家人和郎党是多年随从守护、地头的世仆。此外，隶属于浪让以武士的从卒、马卒，又叫做下郎或下部，是补充战斗员。某一守护率队出征，其一族的家人、郎党即成为该守护部队的骨干随同出阵，守护所辖的地头，亦率其家人、郎党自成一队，归守护指挥。这种主从关系构成的部队，组织巩固，不易溃散，散而可以重聚。家臣以死于君主马前为荣，因此战斗力颇强。但是，这种队伍各自为战，指挥不统一，战斗时又偏重于一骑对一骑的单打独斗（即一骑讨），因此战斗几乎是混乱、无组织、无纪律的，不易于指挥，无战术可言，因而从整体上来说战斗力是弱的。

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侵日元军在祁都、洪茶丘、刘复亭三将的指挥下，十月三日从高丽合埔（今镇海湾马山浦附近）出发，驶向对马。十月五日逼近对马岛。守护官总右马允助国，召集八十余骑弛向元军登陆据点，双方展开激战。由于众寡悬殊，对马守护军全部被歼，六日占领对马岛。稍事休整后，元军于十四日傍晚攻入隐岐岛。元军二船约四百人先行登陆，部队上陆列好队伍后即立赤旗为标记，与守护军左卫门尉平经高（平内左卫门景隆）所率领的百余骑激战。经高军战斗不利，退于城内。十五日元军陷城，经高自刃而死。十六日元军逼近肥前沿海岛屿及西北沿海一带，肥前守护松浦一族（松浦党）英勇抵抗，或被杀或被俘。元军没有在此处登陆向纵深发展，将军力直接指向博多大宰府。

　　元军十月五日进攻对马岛的消息，在十月十七日方送到镰仓幕府，十八日至京都。（注6）到十月二十二日，方知对马岛为元军所占，（注6）而这时，元日第一次战斗已经结束了。从这一情况来看，日本朝廷和幕府对元军侵日战争，没有任何具体的部署和指挥，战斗主要在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的指挥下进行的。

　　大宰府西守护所少贰兼任“三前二岛”守护藤原经资得到元军进攻对马的战报后，一边上报幕府，一边部署防御。藤原经资自任总指挥，丰后守护大友赖泰任副指挥，经资之弟景资任前线指挥，同时命令九州各地武士队伍向博多湾集结，准备参加战斗。

　　十月十九日，元军舰队进攻博多湾，杀散海滨守军占领今津一带。由于今津一带地形不利于大部队展开作战，且距离大宰府尚有一日行程。因此元军当晚回到船上，准备次日进攻大宰府。

　　二十日晨，元军展开登陆战，一部元军从博多湾西部百道源滨海一带登陆，昨晚已在此布阵的第一线指挥藤原景资所率领的五百骑兵，并没有趁元军登陆半途截击。而是在元军登陆整顿好队型后，方才按日本当时会战的惯例，由主攻部队放“鸣镝”表示进攻开始，然后由一名武士单骑溺战，弛在前边，大队骑兵随后冲杀。日本武士对元军的战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当日本武士骑兵部队逼近时，元军鼓声大作，杀声震天，硬弓短矢，大炮轰鸣，日本武士心惊胆战，战马惊恐不前，两军刚一接触，日本武士军队死伤严重。百道源战场日军“伏尸如麻”，（注7）元军推进至鹿原。

　　另一部元军攻入百道源西部的赤坂高低，肥后武士菊池二郎武房率自己所部武士一百三十骑与元军展开战斗。大宰少贰藤原经资所率领的武士部队，按一族一门的战斗组织形式，轮番与占领赤坂高低的元军进行殊死战斗。终于迫使这部分元军向鹿原方向后撤。在元军撤退时，肥后武士竹崎季长率自己的郎党四骑，尾追元军，负伤落马侥幸未死。元日战后，竹崎季长以自己参加战斗的经验和目睹实况为基础，绘画《蒙古袭来绘词》一卷，为研究元日战争留下了比较逼真的史料。

　　鹿原及鸟饲一带的元军，继续登陆，扩大占领地面。日本北九州各地武士如怡土松浦党、原田一族、日田、栗尾、山田氏等所率各队武士，先后赶到战场，一队一队轮番进攻元军。尽管武士军队人数不少，但就每一队而言，都教元军为少，因而死伤惨重。

　　这时，另一部分元军从博多湾东部箱崎方向登陆，占领岸边松林，从背后夹击与百道源元军作战的日本武士。该地守军大友赖泰的武士队伍经不起元军的夹击，开始向东南方撤退。由于大友赖泰部队的撤退，与百道源元军作战的日军腹背受敌，被迫向大宰府水城方向撤退。

　　二十日，元军与日军激战了一整天，近傍晚时候，博多湾箱崎等地先后落入元军之手，日军被迫全军撤退，但元军紧紧咬住不放，随着撤退的日军节节进逼。元军作战指挥刘复亭为了更好地指挥作战，从高坡走下骑马前进。这个情况被日军前线指挥藤原景资发觉，他立即引马搭箭射之落马。元军统帅受伤，使进攻的势头略受挫折，加之天色昏暗，遂停止进攻。这时，日军方摆脱元军的追击，迅速退往大宰府水城。日军撤退后，没有来得及逃走的老幼妇女，被俘近一千五百余人。
夜幕降临后，战斗基本停止，受伤的左副帅刘复亭，先行上船。元军统帅祁都召集其余将领讨论明天的军事行动。经过一天的战斗，元军对日本武士的勇猛战斗，颇有惧意，而且对一队队参战的武士部队难以估计其准确数字，以为数倍于元军。同时元军虽然占领了滩头阵地，但死伤不少，兵疲矢尽，并且统帅受伤，这些对久经战阵的元军统帅祁都产生了影响，从而不能准确地判断出战争双方的形势。高丽军将领金方庆比较冷静，他看到当时的战争形势对元军比较有利，只要坚持苦战，便能攻克大宰府，保住阵地以待援军。所以，他建议：“我军虽少，但已入敌境，人自为战，即孟明焚舟、淮阴背水计也。”但是另有打算的祁都否决了金方庆的意见，他认为：“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策疲兵入境，非完计也，不若班师。”于是祁都决定，全军撤退到船上，明日班师。然而，就在当夜，突降大风暴雨，元军不熟悉博多湾的地形，船只触礁沉没者极多。祁都连夜率军冒暴风雨撤退回国。

　　元军侵日的第一次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据史料记载，是役元军不回者约一万三千五百人。这个数字为侵日元军的半数，当然这并非都死于战阵，主要是死与风暴。

　　第二天即二十二日早，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始知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

　　镰仓幕府和天皇朝廷方面，在十一月一日尚不知元军进攻博多的消息，十一月六日接到镇西守护藤原经资的报告，才知道元军入侵九州并且战争已经结束。据当时的大臣堪解由小路藤原仲兼的日记：

　　十一月六日，戊午，来人言，凶贼船数万泛海上，突然逆风虞起，吹归本国，少数船只搁浅陆上。式部大夫（即大友赖泰）郎从俘获凶贼五十余人，以绳缚之。已命其解送进京云。逆风之事盖蒙神佑，值得永世虔敬，受福非浅。

　　入侵元军遭暴风袭击，连夜遁走的消息传入镰仓幕府和京都后，幕府朝廷、公卿大臣、武士人民，无不认为是天佑，是祈神的结果。因为元军不是为日军所击退，是被暴风吹走的。因此，全国上下，朝廷和幕府开始了大规模的祈神运动。一是为酬谢神佑，二是为祈神使元军勿再来。

　　当时实际掌握朝廷大权的龟山上皇，从十一月初开始，向寺、社奉献钱币，在延历寺，为祈愿“异国降伏”，修行五坛法、金轮法、佛眼法、四天王法等。第二年建治元年（公元1275年）正月，三次去石清水八幡宫参拜不动明王木像，其中一次竟不间断地祈愿七昼夜。在上皇祈愿的同时，朝廷还派出僧正、名僧赴全国各地举行祈愿仪典，发动全国人民共同祈愿。龟山上皇亲手书写“敌国享福”的字条三十张，防在佛像神座以及社、殿的石基之下，表示以神力压倒元军之意。目前箱崎的八幡宫尚保留有这样的字条。这种祈神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二次元日战争结束以后。现在看来这些活动不免有些可笑，但在当时，是天皇朝廷唯一能做的事。因为天皇政府不掌握有军队，备战的问题完全由幕府进行。

　　当时不仅天皇在祈神，幕府的实权者北条时宗也在祈神。北条时宗信仰禅宗，师事道隆。道隆于日本弘安元年（公元1278年）去世后，时宗为聘请高僧曾令日僧德拴和宗英二禅师赴南宋物色。弘安二年（公元1279年）五月德拴和宗英聘请南宋名禅师祖元等至日。时宗对祖元尊敬。祖元原本为南宋温州雁山能仁寺主持，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军攻入温州，群僧逃走，祖元独坐禅房不动。据说元军入禅堂，刀架项上，祖元神色不变，口念一偈：“乾坤无地卓孤昀，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注12）元将为祖元的气魄所慑服，收刀率军离去。这虽然是传说，但也反映出祖元反对元军入侵南宋的思想感情。祖元入日后，从宗教和思想上影响被北条时宗，鼓励其进行抗元斗争。弘安四年（公元1281年）春，元军第二次侵日战争在即，北条时宗去祖元处学禅，祖元故意以“莫烦恼”三字禅语。北条时宗追问其故，祖元闪烁其词地说，春夏之交博多湾将有骚扰，但时间不会很久，即可安宁，请勿烦恼。祖元暗示元军入侵时将会得到神佛的佑护，北条时宗应虔诚祈愿。北条时宗在祈神运动中为表示虔诚，曾刺指血书经卷。后来祖元说：“太守（北条时宗兼任相模守）血书经卷，一句一偈，一字一画，悉化为神兵。”

北条时宗惧怕元军的再次入侵，在祈神的同时，着手加强西部的守护力量。首先加强长门守护所的力量，任命胞弟北条宗赖为长门守护，统率长门、安艺、周防、备后各国的“御家人”，防卫中国西部。与此同时，增派北条实政去镇西主持九州方面的备战工作。为了充实九州防务，幕府下令，凡居住镇西的幕府御家人，免除其负担的京都防卫任务，由京都武士接替，以便专心防守博多、箱崎、今津等地。镇西幕府御家人以外的武士，应与御家人共同守卫九州沿海。镇西所属因幡、出云、石见等国的岁贡原地储存暂不上缴，充做战时的军粮。

　　北条时宗在增强西部兵力之后，开始在博多湾沿岸建造石坝卖座为反抗元军入侵的防御工事。石坝西起今津，东至箱崎，坝高约五、六尺，厚约一丈，沿自然地形长达十余公里。这个工程由大宰少贰藤原经资负责建造，凡在镇西领有土地的武士，按其领地面积多少，分担筑坝的任务。该工程费时五年，知道弘安三年（公元1280年）方始完工。这个石坝在元军第二次入侵的防卫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幕府在加强镇西防务力量的同时，在建治元年（公元1275年）十一与，下达“异国征伐令”，准备入侵高丽。命大宰少贰藤原经资准备船只和水手，并动员镇西和中国西部的御家人和其他武士参加出征部队。原定于建治二年（公元1276年）三月准备齐妥，即刻出发，但届时幕府并未下令出征，而是将动员起来的武士用于修筑石坝，以加快石坝的进度。不过，既然幕府以出征高丽作为动员武士的借口，尽管部队没有出征，已有部分武士未经幕府批准，即自行侵扰高丽南部沿海。为此高丽王呈请忽必烈迅速进攻日本，以解本国受日本扰边之哭。可见北条时宗的征伐高丽令虽未正式实行，但已为部分武士的个人行动所实现了。

　　元世祖忽必烈第一次派遣元军入侵日本的目的，在于威吓日本，使其迅速通好，尚无灭日的决心。祁都等元军统帅利用忽必烈的这种想法，巧妙地掩饰了遭风败退的事情，以“入其国败之”（注14）的战绩，上报世祖。忽必烈信以为真，认为日军在元军的打击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必将立刻与元通好。因此，大赏征日有功将士，同时决定派出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携带国书出使日本，以求通好。四月，元使杜世忠一行绕过大宰府，直抵长门室津，企图顺利地闯过关卡，到达京都或镰仓。但长门守护却将元使杜世忠等人押送大宰府，然后上报幕府。北条时宗得到此消息后，立命将元使送至镰仓。

　　八月，元使杜世忠一行抵达镰仓。刚愎自用的北条时宗，既无接受国书，也不考虑其他后果，就立刻下令斩元使之首以表示自己的勇武不惧。九月七日，元使杜世忠一行三十余人，被斩于镰仓龙口，只放逐了四名高丽船员。元使被杀的消息并没有立刻传入元都。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元统一中国。这是忽必烈注意到杜世忠等尚无消息。南宋降将范文虎奏请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日本政府，请求通好。范文虎的使者周福，在同年六月入日，八月被杀于大宰府。忽必烈要求通好的努力毫无结果，迫使他下了征服日本的决心。
至元十六年（1279年），忽必烈任命祁都和洪茶丘为第二次征日的元军统帅，同时命令高丽王再次造舰九百艘。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杜世忠被杀的消息传来，忽必烈征日决心始定。为了集中领导工作，忽必烈特设征东行中书省，任命范文虎、祁都、洪茶丘为中书右丞，行中书省事，加封高丽王为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行中书省事。

　　忽必烈征日决心已定，遂着手建立海军。命范文虎去江南收集张世杰旧部及其他自愿从军者计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组成江南军。江南军由范文虎统帅，从水陆出发东征日本。另一方面，另命洪茶丘至东北，招募沈阳、开原等地自愿从军者三千，归洪茶丘统领。祁都仍统领蒙族军。又任命高丽将领金方庆为征东都元帅，统帅高丽军一万、水手一万五千，战船九百艘，军粮十万石。三军合计近四万人，组成东路军，取道高丽东征日本。

　　元世祖的军事部署完成后，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正月，召集两路征东军统帅会议，并任命宿将阿刺罕为两路军总指挥。会议确定，两路军各自择日出发，于六月十五日至隐岐岛会师。同时，忽必烈命令各船携带农具，以备占领九州后做囤恳之用。由此可知，忽必烈征服日本之心甚坚，并认为此行的胜利是必然的。

　　二月，诸将陛辞，忽必烈指示取人之国者，在于得到百姓土地，切勿多杀。同时将帅要同心协力，切勿猜忌，以免招致失败。忽必烈此时已经看到了将帅间的不合，但却没有加以处置，是第二征日行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初，元世祖忽必烈征日军事部署已经基本完成，即将择日下令出征。恰值此时，高丽王上书世祖，日本武士犯边。于是，元世祖下令征日大军出发。

　　五月三日，元军东路征日军进攻对马岛的世界村（上岛佐贺浦）、大明浦，守岛日军奋勇抵抗，但因重寡悬殊，全部战死。元军占领对马岛后，不顾忽必烈的指示，大肆杀掠。五月二十六日，东路大军进入隐歧岛。元军占领隐歧岛后，理应按忽必烈在军议会上的指示，在此等待江南军。但是，祁都自持有上次战争的经验，且兵力多于上次，尤其是出于对于南宋降将的心结，恐怕江南军抢占首功，因而在没有对日军的防御措施进行侦察的情况下，贸然率军自隐歧岛出发，驶向博多湾。忽必烈最担心的将帅不和的情况出现了。不侦察日本的防御地形和不与江南军会师，是东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六月六日，东路军舰队出现在博多湾附近海面。与此同时，祁都还排除一只小型舰队，前往长门海域，以牵制长门的守军，使其不敢救援大宰府。

　　日本当时的快报，其实走得相当慢，五月二十一日元军进攻对马岛的消息，在十天之后的六月一日才先后送到幕府和朝廷（其实第一次元日之战也是如此，战争结束了，幕府才得到了元军来犯的消息）。元军进攻长门的快报，六月十四日方始送到。

　　元军进攻长门的消息，震惊了镰仓和京都。民心不稳，舆论惊慌，以致市中无米，民有饥色。谣言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来：元军占领九州、元军已从东海、北海入侵等等。朝廷的公卿大臣尤为恐慌，在朝议中甚至有人主张迅速将朝廷迁往关东，招募武士浪人守卫京都等。后宇多天皇亲临神宫祈祷七昼夜，龟山上皇在清水神社祈祷，又派人去伊势神宫祝词：愿以身代国难。各王公大臣纷纷向寺、社献币、写经、诵经。

　　武士们的恐慌不亚于天皇和公卿们，北条时宗立刻命令圆觉寺开山祖师祖元禅师祈愿，祖元对时宗说：“朝臣（指时宗——引者）发挥勇武精神，血书大经。”北条时宗立刻刺指血书经卷，同时命令各地武士向社、寺献地祈愿。

　　当北九州镇西守护所得知元军入侵对马、隐歧后，在镇西奉行少贰藤原经资率领下的守护部队立即进入沿海石坝阵地，严阵以待。北九州的守护部队通过第一次元军入侵战即文永之役，取得了宝贵的战争经验及教训，对部队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总指挥仍为藤原经资、大友赖泰作副手，在他们领导下，有藤原领导的“三前二岛”的御家人武士部队、大友的丰后武士部队、筑后守护北条宗政、肥后守护安达成宗的、以及岛津久经所率领的萨摩、大隅、日向三地的守护武士部队。参加第一线的战斗人员大约有四万余人，连藤原经资的父亲，八十四岁的入道觉惠，河野通有的儿子，十四岁的河野通忠等都积极勇敢地参加战斗。此外，四国和中国地方部分御家人和武士，参加了九州的战争，宇都宫贞纲率领约六万中国地方的武士部队，作为增援军在必要时将前往筑前。
六月六日，元军舰队驶进博多湾才发觉，沿海滩头筑有石坝，登陆战的实施困难很大。祁都派出侦察部队，侦察终日，始知志贺岛和能古岛防御薄弱，未筑石坝，遂命令舰队靠近志贺岛下锚。元军第一次侵入博多湾，是以突然袭击而得手的，第二次侵入侦察终日未能登陆，为日军防御赢得了整整一天时间，已不再是突袭而是强攻了。

　　六月六日夜幕降临时，熟习近海作战的松浦党御家人草野次郎经永，率少数部下分乘两小舟偷袭元军，是、纵火焚船，乘元军慌乱之际斩首二十一级。这一果敢行动引诱其他武士效法，偷袭元军彻夜不断。（注18）元军为预防偷袭，将大船调于外围，日本船小难以正面冲击。偷袭者至，元军以石、矢投射，日本武士的小船非碎即穿，损失逐渐增加。日军统帅镇西奉行少贰藤原经资下令，若无命令不准进行偷袭。

　　七日晨，由洪茶丘所率元军登陆占领志贺岛，与元海军形成犄角之势，扩大占领区。八日和九日，元日两军的陆站，就集中于这个狭长的岛屿之上。志贺岛在海潮退时，露出海滩直通陆地，元军试图从海滩突破，进攻博多守军后路。因此杀争夺战相当激烈。据《张成墓碑铭》记载：

　　八日贼遵路复来。君率缠弓弩，先登岸迎敌，夺占其要，贼弗能前。日贼军复集，又返败之。明日倭大会兵来战，君统所部，入阵奋战，贼不能支，杀伤过众，贼败之。

　　战斗越来越激烈，高丽军也比投入这场争夺战。日军副指挥大友赖泰之子大友贞亲亲率日军突入，击退元军和高丽军，恰遇洪茶丘。幸亏王姓万户长率军抢救，战退日军，洪茶丘方免于难。九日，日军复来进攻。在这狭长的滩头阵地，元军不能发挥其所长，恰好适应了日本武士一人一骑的战斗方式，因而元军伤亡很大。据日本史书记载，元军被杀千余人。战斗进行到六月十三日，元军未能前进一步。这是正值六月（公历七月）盛夏，长期船上生活和战斗，蔬菜、饮水供应困难，疫病不断发生，病死者已达三千余人。元军处境不妙，抢占博多湾的计划已难以实现。因此，祁都等决定，于六月十五日率军撤离志贺岛，驶向隐歧岛，与江南军会师。

　　然而，江南军亦未按时到达指定会师地点，衍期后至。五月，征日行省侦知，靠近大宰府的平户岛守军皆调至大宰府，应以该岛作为两路军的会师地点。忽必烈将此情报通知两路军统帅阿刺罕，由他做出决定。阿刺罕作出两路军会师与平户岛的决定后，在六月初病死。忽必烈任命阿塔海代替阿刺罕职，由于人事更动，致使范文虎江南军未能按期出发。范文虎于六月初已派出先遣舰队去隐歧与东路军联系，不幸这只舰队误至对马，（注24）然后始至隐歧。九州日本守军知道江南军（尚不知是先遣军）至隐歧，总指挥藤原经资率一部分军队进攻隐歧。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激战二日日军不敌，退走。

　　范文虎因先遣舰队已发不宜久等，遂在阿塔海未到任的情况下，命江南军于六月十八日分批开航。（注26）阿塔海于六月二十六日到庆元，这时江南军已全部离港，所以阿塔海未能参与江南军的指挥工作。江南军在七月底全军进入指定阵地，范文虎与东路军会师之前，所属各部尚未与日本作战。两路大军会师后，七月二十七日开望鹰岛，先头部队遭日军舰队的截击。据《张成墓碑铭》记载：

贼舟复至，君整舰，与所部日以续夜，激战至明，贼舟始退。

　　战争进行了一天一夜。天明，日军撤退后，范文虎与祁都等相议，“欲先功大宰府，迟疑不发”。两路大军会师后，军势大振，本应立即进攻大宰府，其所以迟疑不发者，大概是看到了台风到来的前兆，“见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会青髯见于水上，海水作硫磺气”等等。元军两路统帅均无航海常识，见台风前兆不知躲避，如果当时退到平户、隐歧、对马或高丽，尚可保全。由于在海上迟疑了一天，遂导致全军覆没。

八月一日，台风袭来，元军船毁人溺。师丧大半。江南军张僖所部和也速都儿所部，因见天气恶劣，夜里停泊时，命将战舰各去五十步下锚，因而避免了台风袭击时各舰船互相碰撞，所以损失极小。台风过后，张僖和也速都儿即乘船各处搭救元军将士。江南军总指挥范文虎旗舰破碎沉没，抱船板漂流海上，被张僖所救。张僖立即向范文虎建议，据他了解，江南士卒未溺死者尚有半数，且皆为青壮战士，可以重整旗鼓进行战斗，利用船坏后将士没有退路义无反顾的心理，强行登陆，因粮于敌，扩大战果。从当时形势来看，这个建议是可行的，但是，刚刚脱险的范文虎已经被台风夺去了斗志，坚持要立刻回师。他对张僖说：“还师之罪，我辈当之，公不与也。”张僖只得分船于范文虎，收集残卒共同班师。这是平户岛尚有被救起的四千军卒无船可乘，范文虎命弃之不顾。张僖不忍，将船上战马弃于岛上，载四千军卒回国。

　　第二次元日战争和第一次一样，最终也遭遇台风而失败。《元史》日本传载，江南军“十万之众，得还者仅三人耳”。这条记载明显失实。据现有史料可知，元军两路大军的损失轻重不一。东路大军中高丽士卒和水手共二万七千余人，台风后归国者约一万九千余人，损失约七千余人，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减去战死和死于疫病者，则溺于台风的人数还要减少。由高丽水手驾船的蒙、汉军队的损失亦可按此类推。所以，年过五十六岁的百户长张成，能够在元日战争中得以生还，并留下一块记述元日战争的墓碑铭，就不足为奇了。相反，江南军的损失比较惨重，只有张僖和也速都儿部得以全军返还，其余各部均损失惨重。据张僖的估计，台风过后尚有半数军兵尚在，即五万人左右，回师时范文虎抛弃了一些，因而“士卒十丧六、七”的估计是可信的。元世祖忽必烈准备数年的侵日战争，因而不当，以致江南大军十万之众，三千五百艘战舰，不见一阵，丧师而还。

　　范文虎回国后，被遗留在日本海岛上的元军士卒，大部分被日军杀害。据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从日本逃回的士卒反映，被遗留在各岛的元军士卒约三万人。因将领皆走，众人推举张姓百户长为帅，组织伐木为舟，伺机回国。八月七日，日军乘船逐岛搜捕，约三万元军除一部分被俘外，其余战死。九日，日军将被俘元军带至八角岛，从中选出新归附的南宋人和工匠、农民留作奴隶，其余尽杀之。（注34）被幕府留做奴隶的人中，有部分人如莫青、吴万五以及江南把总沈聪等得以逃回。

　　范文虎等回至元都，向忽必烈汇报时，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

　　至日本，欲攻大宰府，暴风破舟，犹欲议战。万户历德彪、招讨王国佐、水手总管陆文政等，不听节制逃去。本省载余军至合浦，散还乡里。

　　范文虎和祁都等联合欺骗忽必烈，既不汇报先期出师破坏军事会议时定下的会师日期，招致战争失利，又隐瞒了范文虎至平户一个月不进行战斗的过失。同时，以在合浦将军队散还乡里的措施，掩盖了军队的真实损失情况。范文虎等把失败的罪过，都推倒部下历德彪等人的身上，骗过了忽必烈，还得到了赏赐。一年之后，莫青等逃回，忽必烈始知范文虎等的欺骗行为，非常震怒，立即将征日军大小将领，全部罢免。征东行省左丞指出：“罪在元帅”，不要累及将校。实际上，罪在元帅一语也包括了忽必烈自己在内的。

　　元军在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八月一日（日本弘安四年闰七月一日），受台风袭击被迫撤退的消息，报至京都的时间为日本历闰七月九日，报至镰仓幕府的时间为闰七月十三日。日本朝野上下、天皇、将军、公卿大臣、御家人以及各级武士、工、商、农民无不欣喜若狂，热烈庆祝。经度和镰仓二地的祈愿活动，从祈求“敌国降伏”的内容，改为感谢神佑的内容。在热烈庆祝的同时，幕府并没有放松警惕，担心元军的第三次入侵。因此，幕府对西部的防御工作，再次做了部署。
九月下旬，幕府通过镇西奉行大友贞亲，对九州武士下达命令：

　　一、贼船虽退，但不得私自离开阵地，如有特殊急事，先行必须请假。

　　二、对所俘虏投降的人员，人人有责，进行监视。

　　三、昼夜检查港中往来船只，身份不明者不得出国。

　　四、不熟悉的外国人禁止入境。

　　五、维修要塞、站岗放哨，不得放松。

　　六、如有违犯，定责不贷。

　　幕府除下达上述指令外，对高丽两次随同元军入侵深为不满。建治元年（公元1275年）十一月曾下达“异国讨伐令”，因故未能实行，现在重新提出讨伐高丽的问题。幕府在日本弘安四年（公元1281年）八月，命令重新以筑前、丰后、丰前三国武士为基础，组成高丽的入侵部队，以少贰藤原经资和大友贞亲为指挥，准备出征。同时，令山城和大和两国武士中的凶悍者五十六人，限期八月中旬至镇西报到。他们和三国武士组成小部队，对高丽南部沿海进行骚扰劫掠。高丽国王苦于日本武士小部队的骚扰。上书忽必烈，要求增派军队防御。至元十就年（公元1282年）十一月，忽必烈命令在高丽南部金州设镇边万户府，以防日军入侵。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元军又增派五百军队至金州。

　　战后，幕府对参加反元军入侵斗争的武士。但是，武士参加战争的军费和对战死者家属的抚恤费等，均由武士自己的负担。这笔军费以前是靠幕府的封赏予以补偿的，而幕府用以封赏的财务和土地，是没收者战败者的。现在，由幕府领导的反对元军入侵战争，名义上是胜利了，但却拿出不土地和财物分赏御家人。御家人和其他武士在战争中的损失很大，立功得了荣誉，却使自己陷入贫困。武士开始对幕府产生不满情绪，终于导致北条氏势力的削弱，形成其灭亡的基本原因。

　　元世祖的两次征日军事行动，未取得任何成果，心中极为震怒，决意第三次征日。他不顾臣下的劝阻，独断专行地进行第三次征日的各种备战工作。

　　忽必烈首先整顿了征日备战的领导机构，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正月，撤消原征东行中书省，罢免了该省的各级负责官吏。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重新设立征东行中书省，以宿将阿塔海为该省丞相，刘国杰、彻里帖木儿为左右丞，高丽王为该省左丞相，组成征日领导核心，进行练兵、筹粮、造舰、扩兵等各项工作。

　　忽必烈鉴于两次征日行动中，舰船均毁于台风，因而在备战工作中着重于坚固耐风的大舰。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二月，派吏至乾山监造江南战舰千艘，七月令高丽造舰一百五十艘，九月令平滦、扬州、泉州等地造大小舰三千艘。同时命阿塔海接受范文虎率领的海船三百艘。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又命女真造征日迎风船二百艘，令枢密院征集胶、莱各州的漕船、江南各处的海船，以备征日。大规模的造船，各地山秃林尽，民工应役，丧失农时，民不聊生，积怨四起。有些不堪压迫者逃至山林，起义反抗。忽必烈被迫下令缓造征日之船，所拘民船亦皆返回。

　　在造船的同时，忽必烈开始训练海军和培训水手。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令彻里帖木儿率领万户三十五人、蒙古军二千人练习操舟，探马赤人五百练习水战。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一再命令军官练习操舟，招募水手。至元二十而年（公元1285年），甚至下达这样的命令：凡熟悉海战者，可以自行招募水工，募得百人授百户职，募得千人授千户职。

　　忽必烈在募兵之外，还以赦免重囚、死囚（除谋反、杀父兄等外）充征日军。拨五卫军、侍卫亲军、回回炮营和工匠等军种归征日行省指挥。与此同时，还令高丽王储粮以备征日，令江淮各地运粮百万石蓄于高丽合浦以做征日军粮。

　　忽必烈在备战的基础上，从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二十三年（公元1284年）、二十五年（公元1286年）、二十六年（公元1287年）、二十七年（公元1288年），一再下令征日，但都因大臣劝阻或人民起义，使征日之举未能实现。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死去，征日计划也就束之高阁了。

    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成宗即位，虽有征日之议，实际上只限于空谈，具体的军势备战工作早已经停止。成宗在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曾派普陀山僧人一山一宁赴日。这时，北条时宗已死，新执权北条贞时对一山一宁未加以杀害，但仍坚持不回信的态度。因此，元日之间的政治联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关于史实的部分

  忽必烈早听说过关于“黄金国”日本的事（当时日本是产金国），当时他正在对南宋用兵，而高丽的抵抗组织“三别抄军”也使蒙古军很头痛。为了应对这些状况，同时也为了得到日本的黄金，他希望能够使日本臣服。于是于蒙古·至元3年8月（1266年·和历文永三年）派兵部侍郎里德（一说黑的）、礼部侍郎殷弘等人带国书，在高丽向导带领下出使日本。但是使者到了巨济岛就因大风浪而返回，没能到达日本。次年6月，忽必烈再次派里德出使，严令高丽一定要把使臣送到日本。高丽国王派其朝臣潘阜代替蒙古使者传书。1268年1月，潘阜携国书到达大宰府。闰1月上旬，国书被送到镰仓幕府。当时年仅18岁，掌握幕府实权的北条时宗拒绝回复国书（当时的幕府执权是北条政村，于同年让位给时宗）。2月6日，幕府把国书传送京都，请后嵯峨上皇御览。朝庭经过连日的会议，最终得出了个“不回复”的结果。但是国难当头，朝廷也不能什么事情都不做，由于不掌握军队，他们也就只能不断的在京都各大寺庙进行“敌国降伏”的祈祷。
  
潘阜在大宰府等了7个月，却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任何回复，不得要领而回。元·至元5年，忽必烈第三次派里德等出使日本，日本拒之于对马岛。后来在至元八年（1271年）和至元九年（1272年），忽必烈又两次派秘书监赵良弼出使，也均被滞留于太宰府。但是这两次出使，实际是以侦察为目的的，期间赵良弼收集了大量关于日本的情报，得到了忽必烈的赞扬。赵良弼本人其实是反对出兵的，可是忽必烈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附 蒙古国书内容：
  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峰镝，即令罢兵，还其彊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而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東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至用兵，夫执所好。王其图之，不宣。
至元三年八月日
  
最近有的研究者认为，这封国书并不是要威胁日本成为属国，而是希望对等的交往。在国书中，作为大帝国的蒙古对小国日本使用了温婉让步的用词，最后那个“不宣”的意思是“这并非命令”。从蒙古支配其他国家的例子来看，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很不寻常的。其目的，很可能只是为了切断日本和南宋的联系，以利于对南宋的作战而已。

日本的战争准备
  
既然不回复蒙古国书，那就必须有蒙古入侵的思想准备。如果蒙古入侵，其登陆点必然是在北九州沿岸。于是，年仅18岁的幕府执权北条时宗命令九州的御家人构筑阵地，积极备战。同时，为了加强北九州和山阴沿岸的警备，免除了镇西九国和山阴四国的年贡，还下令禁止国衙·庄园·本所·领家收取钱粮。这当然是为了调集兵粮，但是这样一来，每年本来应该送到京都去的各国贡米都被截留，京都陷入了断粮的窘境。当时石清水八幡宫神官写的《八幡愚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蒙古不入侵，（我们）就都饿死在这里了。”

元军的战争准备
  
还在赵良弼出使日本期间（第4次），忽必烈就已经派6000元军进入高丽（当时元朝已经建立），进行屯田。1274年1月，赵良弼归国后，忽必烈为了准备远征日本，对高丽下达了造船的命令。为此，高丽征发了三万五千民夫，仅在10个月内，建造了大型船300艘，中型船300艘，补给水用的小型船300艘，合计共900艘。为了赶速度，船型没有使用坚固的中国式样，而是采用了简单的高丽式样，这在后来就成了灾难之源。
  
为了供给这些军队和造船工程，高丽百姓不但要出工，还要提供食物和造船用的木材，以及耕作用的土地和牛，生活苦不堪言，很多人只得以草木为食，因饥饿而死的人很多。


也有的日本学者认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大风暴。日本方面记录当时情况的《八幡愚童记》中完全没有提到风暴，只记载了“早上发现敌兵敌船全都不见了，吃了一惊”。不过在高丽的史书《东国通鉴》中有当夜大风雨，很多船被海岸的岩石和崖壁撞伤的记载。到底哪种记载比较可信呢？有种说法认为，《东国通鉴》的说法是本无意与日本开战的高丽的推脱之辞。我想，单从字面上来看，“大风雨”未必就等于“风暴”，“撞伤”和“沉没”更不是一回事。也有其他一些资料说，这次远征的士兵大多数是安全返回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文永之役”时，忽必烈并没有动真格的，而只是“威胁”，是要展示自己的强大实力，所以“元军晚上返回船上”后，就直接退兵了。所以在“弘安之役”前，忽必烈又好几次派遣使者去日本。
 






文书和历史资料

1．蒙古国牒状

　　译自《南都东大寺尊胜院藏本·蒙古国牒状》伏敌篇，卷一，第15～16页。至元三年日本文永三年（公元1266年）八月，元世祖命黑的、殷弘等道经高丽前往日本，高丽国王王禃遣其枢密院副使宋君斐，偕礼部侍郎金赞等同行，黑的等至巨济岛而返。至元四年六月，复遗黑的等再往高丽，谕令高丽国王逍使同往日本，以必得其要领为目的。九月，高丽王禃遣起民舍人潘阜等持元朝牒状及高丽国王书往日本。潘阜等在同年十一月到对马。翌年正月，到九州筑前，将牒状和国书交给日本大宰府。

　　其牒状原文如下：

　　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国王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时，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

　　至元三年八月

2．高丽国王致日本国王书

　　译自《南都东大寺尊胜院藏本，高丽国王书》伏敌篇卷一，第17页。

　　高丽国王禃右启：（中略）我国臣事蒙古大朝，禀正朔有年矣。皇帝仁明，以天下为一家，视遐如迩。日月所照，威仰其德。今欲通好贵国，诏寡人云；“海东诸国，日本与高丽为近邻。典章政理，有足嘉者。汉唐以降、亦或通使中国。故特遣使持书前往，勿以风涛险阻为词”。其旨严切。兹不获已，遣朝散大夫尚书礼部侍郎潘阜等，奉皇帝书前去。且贵国之通好中国，历代皆有。况今皇帝之欲通好贵国，非利其贡献，但欲以无外之名高于天下耳。若得贵国报音，必有厚待焉。其宗与否，既通之后，当可知之。其遣一介三使，试往观之，何如？惟贵国图之。拜覆日本国王左右。

　　至元四年①九月　启

3.日本的设防备战

（1）日本接到牒状后的震惊

　　译自《群书类丛·八幡童训》卷十三，第402～403页。

　　文永五年②二月一日，公卿上奏，有蒙古国王来书，（中略）满朝文武见此大惊。遂就应否回报，或斩来使，进行商议。众议颇为分歧。有谓如不回报，逐回使节，是等于放虎归山，养狼于家。此使每夜徘徊筑紫，侦察军事要地，船舶港湾、海岸、土地险易，扎营地点、逃路等，无微不至。又常调查人民气质，刺探军政情况，然后回国。于是除庆贺后嵯峨法皇五十寿辰以外，停止一切土木营造，专为降伏敌国，向各寺社进行祈祷。（下略）

（2）镰仓幕府在九州设防备战

A.派御家人往九州防御

　　译自《小代文书、关东御教书》。

　　兹有蒙古人可能来侵袭我国消息，故差遣汝等御家人往九州，以资防御。诸御家人应亲自带领守护人立即速往肥后国所领之封土，作好一切防御外国侵袭事件，并有权镇压其领地内一切匪徒。

奉此，传达如上。此令

小代右卫门尉子弟等。

　　文永八年九月十三日

　　　　　　　　　　　　　　　　　　　　　　相模守北条时宗③（花押）

　　　　　　　　　　　　　　　　　　　　　左京权大夫北条政村（花押）

B.镇西谈议所的设置

　　译自《大从文书、关东御教书》。

　　镇西人员之诉讼事件，前日已发下守护人得处理诉讼事件之谕旨。地头、御家人、寺社别当④、神主⑤、供僧⑥、各地名主⑦、庄官以下，原来须赴关东进行其领地诉讼事件，今后除另有谕旨许可赴关东诉讼者以外，不得赴关东及六波罗诉讼。如有诉讼事件发生，得由兵库头入道⑧、少贰入道⑨、萨摩入道⑩、河内权守入道⑾四人所组成之镇西谈议所⑿裁断一切。其判决有关国难者，须呈报案件之详细内容。对于诉讼人之越级上诉事件，亦须及早审理呈报。但有关上述四位审判官之诉讼事件，由其余之审判官审判之。仰即谕知等因，奉此，通知如上。




2 日本击退蒙古入侵史料选(转)

　　　　　　此令

大友赖泰兵库头入道

　　文永九年七月十八日

　　　　　　　　　　　　　　　　　　　　　　　相模守北条贞时（花押）

　　　　　　　　　　　　　　　　　　　　　左京权大夫北条业时（花押）

C.为警卫蒙古入侵设值勤兵

　　译自《比志岛文书》少贰经资书状及值勤日记。

　　兹遣使者民部次郎兵卫尉国前往组织警备蒙古来侵之值勤兵，以便轮流值勤，一切事宜均须遵照办理，并布周知为荷。此致

竹井又太郎大人

　　文永十二年二月四日

　　　　　　　　　　　　　　　　　　　　　　　　　太宰少贰经资（印）

　　　　　　　　　　　　　　　　　　　外附警卫蒙古来侵值勤表（从略）

D.警备外国来袭

　　译自《东大寺百合文书》26～27页，关东御教书。

　　为警备外国来袭事⒀。兹奉令，内开：应遣山阳、南海道兵力警卫长门国一带。地头之任职该地者，十月中旬应差遣其于弟前往，应速催遣安艺国地头直属部下及在本处居住人等参加长门国之警卫任务等因，奉此，通知

安艺国守护武田五郎

　　建治二年⒁八月二日

　　　　　　　　　　　　　　　　　　　　　　　武藏守北条义政（印）

　　　　　　　　　　　　　　　　　　　　　　　相模守北条时宗（印）

E.警备外国来袭

　　译自《萨藩旧记》前集七、关东御教书。

　　为警卫外国来袭，乃遣在镇西有封地之北条兼时于镇西⒂。一切防战事宜，应与其部属加以商讨计划。作战之进退，均应听其指挥。又地头直属部下及寺社领本地一切人员，如有违背守护人之指挥及不团结一致者，应呈报前来，必予严惩。应将此旨布告萨摩全国周知等因，奉此，通知

岛津忠宗、下野三郎左卫门尉

　　正应六年⒃三月二十一日

　　　　　　　　　　　　　　　　　　　　　　陆奥守北条宣时（花押）

　　　　　　　　　　　　　　　　　　　　　　相模守北条贞时（花押）

（3）公元1274年文永之战

　　录自《元寇纪要》卷上，第14～19页。文永十一年（公元1274年）忽必烈集合元军和高丽军共三万余人，船九百艘，大举侵入日本，攻陷对马、壹岐两岛，并在九州北部肥前（今福岗）松浦登陆。日本军民奋勇抗战，元军使用火器，大败日本军。但元军不适于海战，将士又不和，夜遇台风暴雨，船多遇礁沉毁，日军趁机追击，元军伤亡甚众，不得已弃战而归。

　　文永十一年八月，元都元帅忽敦，右副元帅洪茶丘、左副元帅刘复亨抵高丽。冬十月，高丽都督使金方庆将中军，朴之亮、金忻知兵马事，任恺为副使。枢密院副使金侁为左军使，韦得懦知兵马事，孙世贞为副使。上将军金文庇为中军使，罗裕、朴保知兵马事，潘阜为副使。号三翼军。与忽敦、洪茶丘、刘复亨等以蒙汉军一万五千人，高丽军八千人，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人，战舰九百艘，发合浦。五日丁未直攻对马。守护代右马允宗助国率兵八千余骑御之。使译人真继男者问来故。贼不答，乱射如雨，直进上陆。助困苦战，亲射杀数人。宗马弥次郎的殪死贼魁骑马者。然众寡不敌，助国及其子宗马次郎、义子弥次郎、八郎等皆死之。（中略）十四日丙辰，贼转侵壹岐，登岸立赤帜。守护代左卫门平经高，以百余骑当之，不利，退入城中。十五日丁巳，城陷，经高死之。贼既破二岛，杀兵民，伏尸如麻。夺女子，以索贯其手心，系之船侧。寻寇肥前沿海郡邑。松浦党人拒斗，或阵亡，或为俘。助国家士小太郎兵卫次郎、经高仆宗三郎，奔报筑前、博多大宰府，告急于京师。又征发九国兵。少贰入道觉惠、其子三郎左卫门景资、镇西大友、出羽守赖泰等各率兵赴难，无虑十万二千余人。十九日辛酉，赋寇博多。二十日壬戌，贼舍舟登陆而骑，我兵邀击之，觉惠有孙年甫十二、三，弱弓用箭射贼，贼军哄笑，鼓铎震地。我马为之狂躁。贼将据高，鸣鼓指挥，贼兵勇捷，能从其指挥进退鼓声，有冲者圆而击之。毒箭而注，中之者皆毙。见我兵勇战而死者，则取其肝吞之。又其戎器有铁炮，丸大如鞠，连发二三千，飞鸣如雷。其势迅于车轮下坂，烟暗不知东西，我兵为之死伤甚多。（中略）贼又进于松林中，破大友赖康军，放火民舍，烟焰蔽天，延及箱崎祠。我兵将退保水城。（中略）既而日晚，赋亦兵疲，矢尽还登舟。金方庆谓忽敦，洪茶丘曰：我兵虽少，已如敌境，人自为战，即孟明焚舟，淮阴背水也。请复决战。忽敦曰：小敌之紧，大敌之擒，策疲兵战大敌，非完计，不若班军。刘复亨伤颇重，先引兵还。是夜，大风雨，贼船触崖多破，金侁坠水死。于是全军亦乘夜遁去。大宰府发战舰追之，贼船一艘留在志贺岛，合掌乞降。我兵未解其意，贼将以为不许降，自投海死，乃生获其徒卒百二十人，悉斩之。（中略）此役贼军不还者凡一万三千五百余人。（下略）


4）公元1281年弘安之战

　　录自《元寇纪要》卷下，第5～11页。弘安四年（公元1281年），忽必烈又派遣忻都和范文虎等率兵约十五万，再次入侵日本。日本沿海修筑石垒，举国抵抗。元军劳师远征，兵多厌战，又逢飓风，船多沉毁，士兵伤亡甚众，被迫再次撤兵，生还者不足五分之一。从此，蒙古遂不再东侵日本。

　　弘安四年⒄夏四月，忻都、洪茶丘及金方庆、朴金、周鼎等，以蒙丽汉军四万人，战舰九百艘，发合浦。二十一日丙辰，来犯对马及壹岐，杀岛民三百余口，惨毒尤甚。岛民乃挚妻孥走匿山中，贼闻儿啼即至焉，至有父母杀其儿避之者。少贰资时，龙造寺季时等率兵数万防战于壹岐、濑户浦，斩敌将康彦、康师子等贼。贼登船楼，发炮火，我兵披靡，资时死之。六月五日已巳，战于策前志贺岛，败之。贼将洪茶丘几为我兵所获。贼将王万户横击之，我兵死者五十余人，茶丘仅免。六日康午，复战，大败之。时贼军中大疫，死于疫者凡三千余人。既而赋至宗像海。先是，筑前沿海地筑砂石为垒，高丈余，险外易内，难攀附而易骑登，以便临射。北条时宗又遣秋田城次郎、盛宗等将众师来督军事。及寇至，少贰觉惠其子景资、大友藏人贞亲、菊池武房、赤星有隆、叶室高善、相知比山代荣等凡九国、山阳、南海诸将皆来会于大宰府，威势极严，贼船不得近岸。然我军粮稍乏，人人危之。草野次郎经长夜袭烧贼船一只，斩二十一人。贼大骇，舳舻十里，以锁联之为圜，营外向，巨舰设石努，使薄击，乃发。我兵进战者，船小不能敌，前后袭贼者皆败。（中略）

　　初，元之发兵，诸将约曰：忻都、洪茶丘军由高丽泛海，抵壹岐。范文虎、李庭等军由庆元至平户岛。岛周围皆水，且非其所防，可以屯军。船先据此岛，使人乘轻舟入壹岐，召忻都、茶丘，合军共进为利，必当以六月望前会于此岛。阿刺罕行次庆元，病发遂死。元主命左丞相阿塔海代总军事，未至。范文虎等已航海，而亦未达。至是忻都、洪茶丘等相议曰：向约江南军与东路军六月望前会于壹岐岛。今南军不及期，我军先到，大战者数矣，船腐粮尽，将其奈何？金方庆不答。经十余日，又议如前。初金方庆曰：奉命赍三月粮，今一月粮尚在。俟南军来，合而攻之，得利必矣。请将不敢复言。既而范文虎以船舰三千五艘，蛮军十余万至，次能古、志贺二岛，忻都，洪茶丘军乃来会焉。于是肥筑海上舳舻相接。我军防战屡败之，斩招讨使忽都哈思等。赋以屡失利，乃移居肥前鹰岛。见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不敢近。会青龙见于海中，硫黄气盈乎盈空，怪异百出。贼帅见之，大惧，单艇先遁。秋闺七月甲子朔，飓风大作，海水簸荡，贼船皆覆没破坏。左副元帅阿刺帖木几以下溺死者无算。流尸随潮汐入浦，浦为之塞，可践而行。海中积尸，观之如岛。漂流免死者，尚数千人，皆至鹰岛，缮修坏船七八艘，将逃归。少贰景资覗知之，率镇西兵舰数百掩击，杀伤溺死甚多，请降者千余人，悉斩之。能坷川　其尸于今津高丽寺。是时贼将范文虎、李庭等船亦皆坏，庭抱船板漂抵岸下，收其余众士卒存者十一二。（中略）元军不返者凡十万余人，高丽军亦七千余人。（下略）



蒙古军队毁于豆腐渣工程

    日本流传“神灵之风”（又称“神风”）曾两度将日本从蒙古侵略者手中解救出来。然而，科学新发现却否定了这个传奇。近期发表的一项考古学发现提出：拙劣的设计和造船技艺是导致蒙古舰队失败的主要原因。

　　历史记载，公元1274年，蒙古大汗忽必烈曾派出一支900艘战舰组成的舰队东征日本。遭到日本武士的抵抗，后又因天气恶劣被迫撤退，最终遇到“神风”而全军覆没。1281年，忽必烈又组织了一支4400艘战舰组成的超大规模舰队再次东征日本。蒙古军队在高岛附近又一次遭到台风袭击，绝大多数船只沉入海底。

　　虽然，在古代文献中确实能够找到关于1281年日本台风的记载，然而根据现存证据，研究人员并无法判断出那场风暴的具体强度，以及风暴与蒙古舰队的沉没究竟有多大关系。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的考古学家兰德尔·佐佐木对1981年从高岛附近海底打捞上来的700多块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他发现：这些碎片没有一块超过3米，大多数碎片都在10厘米到1米之间。通过对残骸的进一步研究，科学家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当时蒙古的造船技艺。

　　佐佐木说：“很多蒙古战舰龙骨上的铆钉过于密集；甚至有时在同一个地方有五六个铆钉。这说明，这些肋材在造船时曾反复使用，而且很多龙骨本身质量就很低劣。”至于船舰的设计，据汉文史料记载，1281年蒙古军队的大多数战舰都是平底河船，并不适于航海。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高岛附近海域发现V字型远洋船的龙骨。”佐佐木表示，对沉船遗址的现有研究也只是冰山一角，他希望能够借助声纳和探地雷达，进一步破解沉船真相。  《新科学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