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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甘典江
 在我的美学辞典中，有两种植物，是用来听雨的：一是残荷，一是芭蕉。当然，这二者还是有极大的区别，荷花庄严肃穆，而芭蕉，则世俗亲和。
我并没有一个微观地理意义上的村庄，所以，对于植物的了解，很多时候，都是从纸上结下的机缘。最记得牢的典故，首先来自于唐代怀素和尚。他虽是个出家人，却并不以诵经为日课，倒对书法痴迷之极。他在《自叙帖》中也说：“怀素家长沙，幼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好笔翰。”因无足够的纸张写字，他便种植芭蕉数亩，自云“种纸”，弃笔成冢，并把居室取名为“绿天庵”。同时，他又向颜真卿讨教笔法，继承了张旭的狂草精神，又都好酒，史称“颠张醉素”，终成大家，以至于时人以得其片纸为贵。李白写诗《草书歌行》赞颂：“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
从此，我一见到芭蕉，就会生出一股冲动：书成蕉叶文犹绿？
在水墨大写意一路中，竹子、荷花和芭蕉，最宜泼墨畅神。明代的徐渭，一生奇崛多舛，他开创了纵情涂抹、放笔直写的画风。除开墨葡萄之外，他画得多的，大概是芭蕉了，配以几块顽石，把自己的张狂与愤懑寄托于纸，撼人心魄。八十年代，中学美术课本载有他的一幅《蕉荫图》，开始，我看不懂：一团黑墨，好在哪里？等到我熟读了他的传记，研习了中国书画史，才晓得他的艺术成就与地位：在中国画里，物象只是笔墨的载体，只是精神的符号而已。
 在一张纸上，气韵生动成了东方美学的最高标准。当然，在某一意义上，物象符号化，其实也就是作者人格化的凝聚。对于一般的绘画作者，如果一生只修炼技艺，而无其他的人生体验及人生表演，其作品，也将失去很多的附加值。所以，徐渭的笔墨，是被其生命体验和文学表演放大了的。无论是他的墨葡萄，还是墨芭蕉，都是他全部生命信息的映现。
在老家乡下，芭蕉是很实用的猪菜。它们好栽好种，又长得快。当然，芭蕉还有一些药用：其性甘，大寒，无毒，可清热解毒止血消渴。好笑的是，最初，在果实上，我竟分辨不清芭蕉与香蕉的区别，被乡人耻笑多回。一次，我近距离地去观察一片芭蕉，却遭长辈喝斥：天快黑时，别靠得太近，这东西阴气重，怕过着人。我吃惊：什么意思？长辈解说，就是怕有邪家，沾上了不干不净。 我还是不太相信：真要如此，古人为什么又如此地钟爱呢？
 在佛陀看来，草木并无心识灵魂，所以吞噬草木使用草木并不算杀生。我感到有点不平——佛陀讲众生平等？难道草木不在众生之内？查证佛经，的确是这样讲的：众生系以五蕴（色、受、想、行、识）等众缘假合而生，故称众生。指人类、诸天、饿鬼、畜生、阿修罗等有情识的生命，有“我执”。草木和石头等其他的，则为“无情”（另一类生命），无“我执”。
佛陀又说众生皆有佛性，只是被“我执”迷障了。我感到困惑的是，“无情”没有“我执”，到底有无佛性？当然，佛陀又说过：佛性就是本性。而本性，最终又还原为空性。如果说，万物皆一，那是否意味着，万物都具有空性——这就是所谓的“万法归一”么？
 佛陀在《五蕴譬喻经》中教导我们要怎样观察五蕴，经曰：“观色如聚沫，受如水上泡，想如春时焰，诸行如芭蕉，诸识法如幻。”其中之一的“行蕴”，佛陀用剥芭蕉的方式为喻，这个世界剥来剥去，剥到最后，是什么也没有，只有人的“意念”。所以在《心经》中，最重要的一句就是“照见五蕴皆空”——这正是学习佛法所应达到的境界。
 我不知道，醉僧怀素在剥芭蕉叶之时，是否有过此感悟？他是否把习字当成了某一种方式的参禅？如此说来，我应该每年都要种一棵芭蕉，然后一一剥叶，直到剥出五蕴皆空。
有事无事，现在，我都喜欢在校园观赏草木。在凉亭旁边，假山处，结着两株芭蕉。我仔细地观察，她的绿荫，其实可以一直支撑到雪天。春节过后，叶子才完全枯黄卷曲。不久，另一卷翠绿的嫩芽，又从中冒了出来，像是在小心翼翼地探视久违的春天。刹那间，我以为，这就是对“涅槃”最生动直观的演绎。
关于芭蕉的诗句，实在太多，而我独喜欢这一首：“是谁多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是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这是清朝道光年间蒋坦与妻子秋芙合作的，见于蒋坦的《秋灯琐忆》，其文尽显至情至性，而命运（一病死一饿死）更是令人叹惋，天公不平，待其太薄，不服不服。
也许，这芭蕉，真的是不能随意栽种的：叶卷叶舒之间，一些故事就已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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