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王安石变法(摘自《读者欣赏》2012年第5期)文/李原昭 宋初,在宰相赵普的建议下,赵匡胤叠床架屋,设计出一套制度,将政权、财权、兵权统统收归中央,强干弱枝。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冗官、冗兵、冗费像三座大山,让政权的运转步履蹒跚,使大宋朝仿佛一个营养不良的孩子,腹大如斗,四肢却骨瘦如柴。 其实,大宋朝的“怏怏病体”,早在太祖、太宗的时候就已经初露端倪,他们也曾试图改革,比如赵匡胤就 其时神宗即位不久,年轻气盛,对大宋积弊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甫一上台,就有了变革的冲动。但是,对于一个刚满20岁的毛头小伙子来说,“三座大山”积弊已久,要立刻变革谈何容易。这时他想到了王安石。 王安石出生在地方官家庭,从小随父宦游,对于社会有深刻的体察,因此青年时就立下了“矫世变俗”的理 王安石如此快的上升速度让老臣们有点看不过眼,三朝老臣韩琦认为王安石做翰林学士有余,做宰辅则不足。老臣富弼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荐了崇尚无为而治的文彦博。其他人更是以“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理由来反对。如潮的异议,更激发了神宗的决心,熙宁二年(1069),他即委任王安石,开始变法。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神宗接受王安石的建议,任用了吕惠卿、沈括等一批拥护新法的人。由此,拥护新法与反对新法的人逐渐形成了新旧两党,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
政争的第一个焦点就是关于理财机构的争论。宋初设立的理财机构是三司,与掌军事的枢密院、掌民政的中 王安石看到了这些弊端,上台后即新设了制置三司条例司,成为三司的上级机构,用来统筹财政,而且后来由他亲自负责。这个机构的设置恢复了古代“宰执制国用”的传统,减小了三司权力的同时,扩大了宰相的职权,打破了宋初以来的财政与政治架构。这样的改革非同小可,引起了旧党的强烈反对。 司马光认为治理天下就像住屋子,没有出大的毛病就不需要另外去造,哪里坏了修补一下就行,就像理财机构,如果三司的长官不才,罢免了另选合适的人就可以了,而不是让宰相来干预它的职能。所以他多次上书请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否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吕公著、苏轼等人也认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一来名分不正,二来宰相干预财权,权力过重,有可能重蹈指鹿为马那样的覆辙。 旧党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新机构在运作过程中,除了三司用普通税收来填充、内藏用山海盐铁等专卖事业的税收填充外,王安石又在各地建立了封桩库,是从地方的税收之外收取填充的,由地方官员管理,但是使用需要由皇帝和宰相同意。这样的机构设置,加强了国家对财政的控制,对于克服三司理财的弊端起到了一定 关于这次变法的争论遍布朝野,很多文人间的争论之辞甚至都到了骂街的地步。除了财税之争,政争的第二 比如青苗法,是在每年需要播种或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可以按自愿的原则向官府借贷钱物,收货后连本带息归还,其目的是抑制民间的高利贷盘剥。市易法就是在京城设立市易务,平价买入商人滞销商品,再批发给商贩贩卖,同时也向商人提供贷款,实际上就是将商品批发收归国营。 募役法是由过去按户等轮流充当差役,改为政府雇人、民户出钱的方式,过去有免役特权的人现在也需要出钱,农民被解放出来专心种田。这样的做法,在抑制兼并上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执行中却并没有设想的那么完美。青苗法施行之初,上级下达硬指标,下级为了完成任务,不管农户是否需要,均强硬借给,秋后不论丰歉,均强行讨债,导致一些富户破产、穷户更甚;市易法之下,商人做买卖不再是自由竞争,而需要通过官员层层审批,交易中需要贿赂官员使得成本增加,因此也导致了物价上涨;募役法在征收雇差役的钱之外,允许各地加收一定比例的宽剩钱,以备荒年雇役之用,如果说以往农户轮流服役的话,每户还可以有个轮流的周期,而现在变成了年年缴纳役钱,家庭负担反而加重了。加上在执行过程中用人的偏差,许多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常常横征暴敛,因此搞得民间怨声载道。旧党搜集地方资料,对改革开始有据地质疑。 知谏院的范纯仁奏请罢均输法,说均输“将笼诸路杂货,渔夺商人毫末之利”;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认为贫富差别由来已久,青苗钱强行配 这两大焦点的背后,反映的是新旧两党在理财观念和变法目的上的龃龉。新党实质上是想通过全新机构和各项新的法令,将理财权完全收归国家,无论是经商、募役还是青苗钱,国家有权力做后盾、实行垄断,做的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所以即使富者破产、贫者破家,国家的收入并不会减少。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富国强兵,改变宋朝以来对外软弱的现状,实现神宗“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的目的。 旧党当然对社会的积弊也是清楚的,比如富弼、韩琦等老臣都曾参与过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他们当然也有除时弊的愿望,但他们愿意在维护现有社会秩序的基础上进行点点滴滴的修补,对于理财他们认为应该通过节 司马光曾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王介甫书》责难王安石,“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列举 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回复:“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后来两人完全决裂,司马光向皇帝提出辞职,隐居洛阳专心撰写《资治通鉴》。 王安石变法6 年之后,安上门监郑侠画《流民图》呈给神宗,画中流民或带枷锁、或吃草根,反映了旱灾下的惨况。郑侠说这些都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神宗深受震动,对变法产生了怀疑,加之司马光上书分析朝政缺失,神宗最终动摇,于次年将王安石罢相。王安石被罢免后,韩绛、吕惠卿等人继续执行变法政策,由于吕惠卿师心自用,引起大臣不满,一年后王安石复职。但仅过了几个月,王安石因为爱子王雱病逝,遂退隐金陵,不再过问政事。 对于王安石的改革,黄仁宇评论:“早我们之前9 0 0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世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概要全部包含,又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与之分庭抗礼。”这恐怕是对这次变法切中要害的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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