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选与昧选

汉代学者王符在《潜夫论·本政》中揭示：“国家存亡之本，治乱之机，在于明选而已矣。”“明选”者，明瞭用人之道也，反之，则谓之“昧选”。青史昭然在目，“明选”与“昧选”，每每决定天下的兴衰。
　　公元前四世纪末，燕国被齐国侵占，燕王哙被杀。生死存亡之秋，燕太子姬职即王位（即后来著名的燕昭王）。他立誓报仇雪耻，收拾旧山河。难能可贵的是，他能认识到复国兴邦的首要之务是网罗天下英才俊杰。
　　一天，他找到国内一位隐居的高人郭隗，求教罗致人才之策。郭隗说：以贤人为老师，则百倍于己的人才可致；以贤人为朋友，则十倍于己的人才可致；视臣下如隶卒，则奸人贼子致矣。昭王深以为然，再问得人之术。郭隗讲了一个故事给昭王听：古代有位国王昭告天下，愿以重金购千里马。一位官员奉派揣千金外出购马，三个月后，携一马头归，费金五百。国王不悦，官员解释说，天下人皆知大王以五百金买死马，那么，千里马将不日至矣。果然，一年之内，得名马三匹。听完故事后，昭王似懂非懂，郭隗于是坦然挑明：“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昭王乃迎郭隗至京入宫，执弟子礼。此事随即传遍天下。不久，赵国名将剧辛、齐国学者郭衍、洛阳大外交家苏秦、魏国军事家乐毅相继来燕国效命。燕昭王为迎接贤才们的到来，筑“黄金台”以待之，并亲执扫帚清道。燕国很快强盛起来，并在公元前三世纪前期，联络韩、赵、魏、秦四国挥师伐齐，连下七十余城，攻占齐都临淄，一雪前耻。
　　中国历代帝王中，唐太宗的用人之明最为典型。他用人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不带个人恩怨。魏征和王珪  本为太子建成的幕僚，而且在“玄武门之变”中，魏征曾箭射太宗，但这两人都被唐太宗终生赏识和重用。尉迟敬德是政敌刘武周的骁将，却被太宗倚为长城。二是不问亲疏。他的叔父“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但经常犯错误，以是不得擢升。新丰的流浪者马周，很有文才和方略，被破格提拔，最后位至宰相。三是用其所长，不求全责备。宰相房玄龄深谋周虑而失之优柔寡断，太宗于是以果敢决断的杜如晦与之同僚，形成“房谋杜断”的互补格局。他有时会当面点评群臣的长短，有时还会要求臣子自我点评，最后由他审定。最精彩的一次是王珪的自我点评：“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处繁治剧，众务皆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诤火已任，臣不如魏征。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太宗“深以为然”，莞尔颌许。有这样一批名臣，又何愁“浮云蔽日”？
　　与燕昭王、唐太宗这样思贤若渴而又知人善任的君王相比，中国历史上更多的是妒贤嫉能的暴君和任人唯亲或缺乏用人之明的昏君。
　　残暴的统治者往往排斥德才兼备的臣下，因为只有品质和性情都很恶劣的人才适合做鹰犬。夏桀最宠信推哆、大戏和干辛，因为这三个人专门教他以残忍的刑罚和掠夺财富的方法，并为他设计诸如“酒池肉林”等荒淫的享乐方式，而忠直之士伊尹、关龙逢等则被他放逐或诛杀。于是，夏桀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亡国之君。
　　在用人的问题上最具悲剧色彩的是唐玄宗。玄宗前期，励精图治，选贤拔能，天下大治。后期转入骄侈，蜕变为昏君，开始宠信奸佞小人。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既无耻又低能，却在朝廷兼了40个职位，权倾朝野；李林甫阴险狡诈，却每以甜言蜜语博得玄宗的欢心。一次，玄宗在曲江宴会群臣，俯看水中游鱼，赞叹曰：鱼儿好可爱。李林甫说：“端赖陛下恩波所养也。”谄媚一至如此，而玄宗“龙颜大悦”。恰恰就是杨国忠、李林甫这两位宰相，导致了“渔阳鼙鼓动地来”，“安史之乱”一乱八年，使大唐王朝由盛而衰。

    君王们并非不爱江山，创业者也不至于不愿守业，然而却不乏江山或事业毁于一旦者，所以然者固然非止一端，但用人的“昧”而不“明”，当为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