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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考取复旦时 王春瑜 2012-04-26 文汇报 1955年8月中旬，秋阳正烈，我与父亲、大嫂、姐姐等在田里割稻。虽然汗水湿透小褂，但望着金黄的、沉甸甸的稻穗，心中充满喜悦。忽然听见田埂上有人呼唤我，抬头一看，是乡政府的通信员（当时我的家乡还没有邮递员），他笑嘻嘻地说：“有你一封信，是上海复旦大学寄来的。”我赶紧放下镰刀，跑到田埂上，拆开信，是录取通知书——我考取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我立即告诉家人，父亲虽然一字不识，但在苏州打过几十年工，听说过复旦大学，只是不明白历史系是学啥的；大嫂、姐姐自然更不明白，但知道反正我考上大学了，都很高兴。一会儿，母亲给我们送炒米粉来，我马上告诉了她这一喜讯。母亲笑着说：“我们家有大学生了，中状元了！”——事实上，寒族世代务农，多数人都很穷苦，很少有子弟能上高中。这一次，我总算为家族首开了上大学的先例。过了几天，我得知本家王春颖也考上了大学，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自然也是一桩喜事。 太阳渐渐西沉，晚霞烧红了半边天。收工后，我赤足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中不无感叹：呵，我一年的盘算，总算没有落空—— 自从我到盐城中学读高中后，鼻窦炎症越来越重，以致鼻窦化脓，不时流淌，注意力很难集中，数理化成绩越来越差。好不容易熬到读完高二，长兄王荫拿出一百元的积蓄（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小学教员、营业员的月工资也只有十八元左右），让我到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去开刀。手术后，我面部水肿如篮球，在亲戚家休养了近三个月，才基本康复。回到盐城，我知道病假已超过一学期的三分之一时间，按规定不能再上；而且语文、历史等课我一直成绩优秀，即使落下整个学期的课程也能赶上，而数理化课程肯定跟不上了，于是只好停学。可是回到老家这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顿感寂寞。秋播后，田里已无农活，我读完家兄的一箱藏书，便无书可读，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除了与村中教过私塾的韦景尧先生来往，向他请教古诗，与别人就难以交流。我想到学校去代课，便写信给长兄，他很支持，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给他的老同事、建湖县湖垛初中校长周帜炎先生。周帜炎校长热情接待我说，蒋欣木老师休病假，正缺老师呢。这是我的母校，两年多前，我正是从该校毕业，被保送进了盐城中学高中部的。我去报到后，老师们对我都很关心。大家相互之间，都习惯以老字当头称呼，如老丁、老周，而我才17岁，他们便叫我“小老王”，听起来怪怪的，但很亲切。我只读了两年高中，就来教初中一、二年级，未免有些胆怯。记得上第一堂课，我拿粉笔在黑板上写字时，手直发抖。学生大多与我年龄相仿，但对我很尊敬，有几位成了我的朋友，至今还保持着往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先后教过语文、历史、地理、美术、体育。我认真备课，查阅相关资料，教的语文课、历史课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我当时拿定的主意便是：边教边学，一年后就去考大学。 转眼就是1955年暑假，我给盐城中学万恒德老师写了封信，申明退学，考大学。万老师复信同意。那时的考场，在江苏北部地区，设在扬州、南通。我坐了一天一夜的小火轮，以社会青年的身份，在南通医学院考场，轻松地考完试。当时规定，考文科不考数理化课程；社会青年不考外语，余下的语文、历史、地理，都是我的强项。语文考试，除了问答、填充题外，还要将《桃花源记》翻译成白话文，写一篇作文《我的志愿》，限90分钟完成。我只用了65分钟，便完成了试题，交卷了。当我走出考场时，考生都投来惊讶的目光。回首生平，我常感到半生多在幸运中。倘这次加考数理化，我肯定名落孙山。但要说侥幸吧，我又坚信这次能考上大学，何况一年来，我在教学之余，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因此，当我接到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才能有盘算成功、如愿以偿之感。 按规定，我去复旦报到时，必须携带学业证明。没想到，我去盐城中学教导处开证明时，却引起一场风波。教导主任王正风先生以我高中只读了两年，应该回校读完高中再考为由，拒绝为我开证明。现在看来，这种理由是多么不合情理，但当时他却说得振振有词，而且声色俱厉。所幸是长兄陪我同去的，他认识盐中姜亚才校长，便立即找了姜校长。姜校长是盐城地区著名教育家，生活艰苦朴素，看上去俨然是位老农民，对学生关怀备至。他听后，便来到教导处，严肃地对王正风先生说：“应该给王春瑜开证明！他考上大学，是件喜事。如果盐城中学生都能像王春瑜那样，高中只读两年，就能考上大学，那才好呢，为国家省下多少钱哪！”王先生不好抗辩，沉默不语。最后，工作人员给我开了学业证明。姜校长送我们弟兄俩到校门口，握手道别。姜校长谢世已四十多年了，我常常想起这位慈祥、通达的老教育家；王正风先生尚健在，八十多岁了，我祝福他健康长寿。 1955年9月5日，我经南通坐轮船到上海，终于迈进中国名校复旦大学的大门，开始我长达八年的大学生、研究生的读书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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