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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庐江太守范式碑》（疑为蔡邕所书） 《汉庐江太守范式碑》简称《范式碑》。隶书，三国·魏青龙三年(235)正月立。仅存上截，12行，行6～15字，在山东济宁。碑主范式，字巨卿，山阳(故治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北四十里)金乡(今山东金乡县)人。累官荆州刺史，迁庐江(三国魏时治在今安徽霍丘县西五十五里)太守。此碑宋时已见金石著录，南宋洪适《隶释》载有碑之全文，可知那时尚比较完整。现只存残石两块。
《汉庐江太守范式碑》是曹魏著名碑刻之一，原石的宋拓本，碑文字体与汉末成熟期的隶书一脉相承，结体严整，用笔方劲，不减汉隶古朴淳厚之风。 《汉庐江太守范式碑》为魏明帝青龙三年 (235)立，原在山东任城，后移济宁州学。宋代以后碑断，没入土中。碑额篆书“故庐江太守范府君之碑”。碑文隶书，依宋《隶释》载，碑文19行，行33字，碑阴题名 4列，1、2列各存10行,3列存11行，4列存6行。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夏，胶州崔墨云得碑额于龙门坊水口，已断裂，李东琪、黄易刻跋于额下。乾隆五十二年(1787)李东琪获原碑残石于济宁学宫戟门下，黄易、李克正又刻跋于碑阴，石今存山东省济宁铁塔寺。 顾南原《隶辨》引洪适《隶释》评云：“此碑虽不及延康、黄初四刻(指魏《大飨碑》、《上尊号碑》、《受禅表》及《孔羡碑》)，在魏他碑中为可取耳。”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唐李嗣真《后书品》云：“蔡公诸体，唯《范巨卿碑》风华艳丽，古今冠绝。”这段话引起后世不少争论，主要集中在两点：碑的书写者问题；对此碑的艺术评价问题。自赵明诚《金石录》以降，许多人认为李嗣真曾断定《范式碑》为蔡邕所书，进而以蔡邕死于东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其实，建碑时(235)，已距蔡邕之死四十三年，实不可能。李嗣真的所谓“蔡公诸体”，系指受蔡邕书法熏陶的诸家碑刻。翁方纲在辨明该说是对李嗣真的误解后又说：“是碑于劲利之中，出以醇厚，而顿挫节制，神采焕发，实高出汉末皇象、梁鹄诸家之上，其目为蔡体第一者，盖李嗣真见学蔡书者必多，乃有此折衷之鉴。”又说：“率更(指欧阳询)书法之秘笔，皆从此碑得之。非深求汉唐之接续者，未易语也。……盖汉人分隶之形质，至此皆化为性情，恐褚河南(褚遂良)对史陵云‘此法更不可以教人者’，正不外是也。”而与翁氏见解相左者，当首推清初的顾南原。他在《隶辨》中肯定了前述洪适论点，而认为李嗣真独椎《范巨卿》，及其“风华艳丽，冠绝击今”之评，为“藻鉴之谬”。今皆录之，以为识者鉴析。 《增补校碑随笔》载：“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黄小松旧藏宋拓本，拓墨精善较重出土后拓本约二百于字。”隶法劲健淳朴，结体在《衡方碑》、《韩仁碑》之间，素有“中朗遗矩”之称。《汉隶字源》亦以为蔡邕书，李嗣真《书品》称：“蔡公诸体惟《范氏卿碑》风华艳丽，古今冠称。”而《隶释》则痛诋之，以为藻鉴之谬，并考定青龙三年立，非邕所书。初拓墨本无李东琪、黄易等人题记。 集评： 唐 李嗣真：蔡公诸体，惟范巨卿碑，风华艳丽，古今冠绝甚矣。（《书后品》） 清翁方纲：是碑劲利之中，出以醇厚，而顿挫节制，神采焕发，实高出汉末皇象、梁鹄诸家之上，其目为蔡体第一者，盖李嗣真见学蔡书者必多，乃有此折衷之鉴。（《两汉金石记》） 清 康有为：至于隶法，体气益多：华艳则有《尹宙》、《樊敏》、《范式》。（《广艺舟双楫》） 碑文（残缺）: 君讳式，字巨□□□□□□□功存有夏，实曰御龙；□胙商周，世昭其隆。
晋主夏盟，有士会者，光演弘谟，翼崇霸业，锡邑命族，实为范氏，则其后也。君禀灵醇之茂度，体玄亮之殊高，徽柔懿恭，明允笃恕，九德靡爽，百行渊备，弘道耽艺，恢韬坟籍，探赜研机，罔深不入；苦乃立德隆礼，树节宝真；忠谅足以弼国，笃友足以辅仁；用能昭其洪懿，声充宇甸。
接华彦于汝坟，润枯毙于荆汉，超管鲍之遐踪，信灵评乎炳焕，是以□化泉流，芳□鸿奋；耀仁阐于权舆，济俗侔乎皇训；群公伟焉，弓旌盈路。再让考□□□三府举高第侍御史，拜冀州刺史，纠剔瑕慝，六教允施。翰飞肃于鹰扬，典荆□□轨□，帝□其勋，迁庐江太守。拟泰和以陶化，昭八则以隆治，弥□弘略，惠训亡倦，□□协□□□清源之深闳，宝疏氏之至顺，以疾告辞，韬光潜耀，咏琴书以宁□□□□□□□□□其犹充洽外内，实昭德之奥薮，而仪民之渊表也。未亮三事，□□□终□□□□□□常山相暨子泛孙而胤嗣罔继。粤青龙三年正月丙戌，县长汝南薛□□□□□□□感灵?单之不飨，思隆懿模，以绍奕世，乃与县之硕儒，咨典谟之中□同宗□□□之胄，昭告祖考，俾守厥祀，本支著宣融之祚，人神协休茂之庆焉，礼也。
于是乡□□上计掾，翟循州部泰山从事史翟邵等，佥以为君虽辉名载籍，光?前列，而灵坟亡□，仪问靡述。遂相与略依旧传，昭撰景行，刊铭树墓，以声百世，其辞曰：於昭上德，实唐之胤。诞表灵和，蹈规履信。穷神周览，祗道之训。迈德徽犹，鸿渐□奋。秽彼夸毗，宝此醇懿。以文会友，以仁翼□。敷化济殖，群生以遂。永言孝思，民之攸暨。如何昊天，不信其轨！明德不报，胤胙亡纪。爰辑训典，询尔髦士。
育兹赫□，以永遐祉。
诒厥孙谋，耀于万祀。 延伸阅读
三国、西晋时期的隶书
隶书经过东汉时期发展到高峰后，到三国魏晋以后就逐步起变化。这时期的楷、行、草书已日渐成熟，特别是行、草书，在实用中已逐步代替隶书。如草书，东汉光和（公元178－184）时人赵壹在《非草书》中说草书“鄉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说明社会对草书态度认为毫无社会价值。可是到了西晋，卫恒在他的《四体书势》一文中已完全不一样了，他说：“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只经过百余年，社会对草书的态度和草书的价值已大变，草书已成“应时谕指”、“兼功并用”的书体了。又如楷书，到三国曹魏时的钟繇已写出《宣示表》那样的楷书了。所以隶体的日渐衰落就是自然的了，是字体随着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书体本身发展看，东汉时已达“每碑各出一奇”的高度，不可能长久地保持这种盛况，总是要转化发展。隶字作为文字的社会功能方面，东汉以后已基本或者说已逐渐完成它的历史作用，已被楷、行、草体所代替，虽然它是逐渐的过程。但是隶书作为一种字体还存在，作为书法艺术的一种书体还有它的魅力，还要长期继续下去。 在学习隶书中经常会遇到“八分书”的说法，究竟什么是八分书，历史上有多种说法。卫恒在《四体书势》说：“隶书者，篆之捷。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又说： “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之法。”又唐代张怀《书断》引王愔的话说：“次仲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这两段话的意思是，隶书是篆书之简捷写法，王次仲把隶书写成规范化，在灵帝时多能书者，写的最好是师宜官，他的弟子梁鹄和梁的弟子毛弘写八分书。所谓八分书是隶书的一种写法，少波势。在篆书隶化的过程中，如秦时始皇陵刑徒砖中的“里”字等，由于刻砖难刻波势，只能刻出无波势的直画，极像后来的楷书，王次仲等就采用民间这类新俗体加以整理，“字方八分，言有楷法。”启功先生在《古字体论稿》中论及八分书时说：“其笔画更轻便，例如汉碑中字横画下笔处下垂的顿势，所谓‘蚕头’，收笔处上仰的捺脚样子，所谓‘燕尾’都没有了。这种新俗体盛行以后，为了区别‘蚕头燕尾’的原隶体，故取名八分书，即八成古体或雅体的意思。”这种没有波磔的隶书的发展，就逐步变成如钟繇《宣示表》那样的新俗体楷书了。 这时期的隶书，初期沿习汉隶，有很明显的波磔笔的隶书，后来变成如杨守敬所说的折刀头的写法，以至出现后来如《谷朗碑》那样近似楷书的隶书。如《受禅碑》、《公卿上尊号奏》，两碑立于三国魏黄初元年（公元220）。传为钟繇和梁鹄书，但无确据。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尊号》、《受禅》分属钟（繇）、卫（觊）。”此两刻书风相近，结体方正，笔画劲利。杨守敬在《书学迩言》中说：“《上尊号》、《受禅表》下笔如折刀头，风骨凌厉，遂为六朝真书之祖，学八分书者，从之入手，绝少流弊。”胡小石也在《书艺略论》中说：“二刻书体，皆肃括方严，骨气洞达，波挑俯彻，如翚斯飞，出入分明，有 ‘八角垂芒’之妙”。学此两刻无软骨之弊（见图174、175）。《孔羡碑》，黄初元年（公元200）立，在山东曲阜碑林。康有为说：“昔人评其书有‘龙震虎威，气雄力厚，魏刻之冠。’”其书与《上尊号》一致，古质遒劲，气势雄强，笔画呈折刀头，质朴厚重（见图176）。《黄初残石》，黄初五年（公元224）立。在陕西郃阳县。与《上尊号》等书风属另一种，纯美秀丽，《金石补录》评论说：其书“高妙醇朴，书体酷似《酸枣令》，他碑未及也。”书风娟美纯朴（见图177）。《曹真残碑》，立碑年月已泐。曹真死于太和五年（公元231）三月，立碑当离此不久。现藏故官博物院。杨守敬评其书说：“分法与《王基碑》同”结体宽博，笔法强劲中飘逸，有较强装饰味（见图178）。《范式碑》，三国魏青龙三年（公元235）立，在山东济宁。翁方纲评其书法说：“是碑于劲利之中出以淳朴，而顿挫节制，神彩焕发，实出汉末皇象、梁鹄诸家之上”（见图179）。《正始石经》，无年月，但《魏书·江式传》、《晋书·卫恒传》记载立于三国正始年间（公元240～249），石早佚。原在洛阳。清光绪年间曾出土《尚书·君奭篇》残石，后又有《无逸· 君奭》残片、《春秋·僖公·文公》残石等出土。分古文、小篆、隶书三体蝉联书刻。书体精美工整，是当时官方标准写法（见图180）。《王基碑》景元二年（公元261）立，在河南洛阳。书法与《曹真碑》相似，流美过之（见图181）。《张君残碑》，无年月，藏故宫博物院。吴士鉴跋云：“观其字体峻整，已开《任城孙夫人碑》之先河，为魏刻无疑”。严峻方折，雄强劲利（见图182）。《谷朗碑》，三国吴凤凰元年（公元 272）立，此少数吴碑之一。隶楷过渡体。属隶书。康有为称其书古厚，为真楷之极（见图183）。《任城孙夫人碑》，据考证为西晋泰始八年（公元272）立，在山东任城县。清代严可均评其书点画严整，颇似《范式碑》笔意。包世臣说：“《孙夫人碑》是《孔羡》法嗣，开笔沉着不减而体稍疏隽”（见图184）。《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西晋咸宁四年（公元278）立。罗振玉认为此碑为晋碑之冠。结体伸展，起收笔厚重方折，峻利雄强，气宇昂扬（见图185）。《吕望碑》，西晋太康十年（公元289）立，穆子容书，在河南汲县孔庙。清钱大昕认为此碑“字画颇古雅，不似东魏的率意”，“其虽峻逸殊科，而皆曲折顿宕，姿致天成”（见图186）。《郭槐墓志》，晋元康六年立（公元 296），结体处纵势，点画夸张，华丽俊逸（见图 187）。《左棻墓志》，永康元年（公元300）立，河南偃师蔡庄出土。书法强劲峻拔，笔画如刀砍（见图188）。《荀岳墓志》，永安元年（公元304）立，河南博物馆存。书法结体严谨，笔画精到，峻拔中有秀逸，是晋代佳作（见图189）。《石尠（鲜）墓志》，永嘉元年（公元307）刻，现存于河南博物馆。书法结体精密，大小错落，疏密结合，笔工精到，法度森严（见图190）。《刘韬墓志》无年月，刘为晋人，故证为西晋墓志。书法精熟，劲挺流畅，雄强挺拔（见图191）。
（上文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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