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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双震 李正山 汶川发生了两种地震，一种是自然地震，它发生在2008年5月12日，一种是文化地震，它发生在后来的灾后重建过程中。这是2012年4月27日至29日在汶川、理县参观考察得到的印象。 在汶川县城威州镇，我们参观了“5·12博物馆”。在建筑上，这个博物馆与汶川县图书馆结体连片，占地面积不小，外墙装饰羌红，格外富丽，特现代，花钱不少，但内容空乏，设计背时，是一个明显的政绩工程。这个博物馆的选址是错误的，它应该存在于震源中心附近，或存在于不干扰后来人常态生活、又具灾难典型的遗址区域位置上，以方便瞻仰纪念，漩口中学地震遗址就应该作为“5·12博物馆”的馆址，现在放在了汶川县城内，满足了一些人不健康的政绩心理需要，而这样的政绩工程却不少。大灾之后，竟然还念念不忘搞政绩工程，是何道理？ 在汶川、理县，最好的博物馆应该是羌寨，最好的陈列应该是羌俗，羌寨、羌俗应该是羌民族传统文化的直接形式，桃坪羌寨因此给人印象很深。在我看来，少数民族博物馆都应该是活态博物馆，如桃坪羌寨那样，一处羌寨群就是一座博物馆，人、建筑体、生活习俗以及整体环境融为一体，整体呈现出羌人文化面貌，而汶川县城“5·12博物馆”是一座死态博物馆，尽管花钱不少，外搞夸张装饰，内搞声光电，但因脱离了核心环境，并在色彩等多方面与自然环境和羌人的文化习俗并不相融投合，所以不能改变其死态博物馆面貌。在中国，很多博物馆都是死态博物馆，不是活态博物馆。我们发现，象征权力的博物馆都很热闹，如故宫、秦兵马俑，不象征权力的博物馆大多冷清，中国博物馆这一冷热现象，除了因满足好奇心和权力崇拜所致外，普遍的死态博物馆是重要原因。汶川“5·12博物馆”本可以借灾后重建机会建设一个漂亮的活态博物馆，但没有这样做，步了死态博物馆后尘，是其最大败着。历史上，泸县建造了数百座龙雕石桥，建龙桥干嘛？一是解决地理交通，做民生好事，一是彰显汉人政权，做政治文章。在我看来，泸县龙桥就是活态博物馆，可以把它叫大龙桥博物馆，今日汶川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现代西方文化形成后，对世界其他文化几乎等于宣判的了死刑，我们应该深感压力，（当然，这不是西方文化的错，是文化张力所致。）因此，我们更应该重视保护那些具有原生态性状的文化基因免受西式文化的过多袭扰。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保护原生态文化基因既益于中国，也益于世界，是我们应尽的分内之责。羌文化是中国境内现存为数不多的原生态文化基因，十分珍贵，但是，局部看到汶川震后的文化重建并不尽人意，很难说，文化方面的灾后重建是成功的。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充满了血与火，不好玩，汶川的灾后文化重建是温水煮青蛙，手法不同，结果一样，这样的民族融合好玩吗？我以为，灾区硬件重建与软件恢复不同，在方法上应当区别。灾区应当优先解决交通和住房生活设施，设定3年完成目标是可行的，但文化重建应该至少10年或花更长时间才科学，软件、硬件一步到位的重建做法应是错误的。由于文化重建加进了地震灾害新元素，所以，灾区文化恢复不应当以外部介入干预为主，应当以内部牵引发展为主，虽然会多耗费时日，进程缓慢一些，政绩显示迟后一些，但有利于原态文化保存，而现在外部强力介入，急功近利，只会加剧羌人文化走样，破坏原态文化，迫使发生文化地震。我们常常说，XX的优越性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种优越性实际上预含了恶劣性，因此，XX的恶劣性也在于集中力量干坏事，现今汶川灾后重建就是如此。汶川不仅受到自然伤害，还受到人为伤害，什么原因造成的，大家去想吧。 观古镇可知中国。我们参观了汶川县水磨古镇，但水磨古镇已经变成水磨新镇了，给人的感觉是，羌声已去，古韵不存，现在的水磨镇与其它地方的古镇没有什么差别。风貌雷同，习俗相似，缺乏独立，缺乏创意，缺乏个性表达，或者，其文化个性仅仅成为一种外观装饰，并无内涵价值，更没有文化引导意义，秉承文化就是模仿恶习，或者以多元文化为借口掩饰错误，这样的文化实际上已经死亡了，它就是当代中国人的基本文化观。文化的本意是表达自我信息，是基于传统的内涵价值创意，是自我张扬，不是模仿，不为错误找借口。丧失自我信息表达的文化都是死文化，丧失独立性地位的文化都是孽生的，没有尊严，没有地位，没有前途，没有生命，没有价值，没有灵魂，这样的文化实际上很可悲。古镇是中国文化的缩影。唐宋时期，中国就有了世界上首批人口过100万的大城市，但并没有因此导致中国新文明发生，后来反而萎缩成了古镇，古镇就是中国文明画卷，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古镇，能够真实反映中国文明画卷吗？现在，我们是否应该把中国古镇文化作为一个独立话题来严肃对待呢？拯救古镇文化是否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重要议题呢？ 观位置知灾区。汶川、理县，山高地狭，平地难得，公路沿线，醒目的派出所、工商所、法庭等公权机构不少，占地较大。高原山区，为什么非得那么多公权机构呢？即使公权机构为必须，又为什么非得占用那么多地块呢？显然，公权机构挤占了民生用地，是不合理的。借灾占地，借灾扩势，这样做道德吗？ 制度是社会杠杆，贯穿社会生活各方面。一切行为都是制度释放的结果，合理和不合理行为都是制度释放出来的。灾后重建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都与现行制度直接关联。我们期待更多合理行为发生，减少不合理行为。但是，灾难压力迫使人们接受不合理，掩盖了不合理制度，例如，都汶高速等工程应该建设吗？没有其它办法解决此类问题吗？ 歌功颂德是中国主流文化，自由批评非常罕见，所以，我们看到了汶川既发生了自然地震，也发生了文化地震。 2012年5月2日 作者：四川泸州合江白米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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