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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军事战略本应是人们最为了解的，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战略原则经常被当今各种各样的新发现挤到了幕后的地位，那些新发现在当时看来似乎都具有持久的价值，而事实上却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存在。在这一章中我只想讨论战争的演进性，并指明其若干要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其真正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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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军事战略，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按总体战要求制定的。譬如说，它总是含有重要的经济和财政成分（在欧洲古代，你若没有钱，就不能招到瑞士的雇佣兵）。很明显，它也总含有重要的外交成分（中立、同盟等）。它还时常含有重要的政治成分，通常又具有思想性（例如民主对纳粹之战）。这些因素很少不在一次战争中起某种作用，尽管它们发生的影响有相当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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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个综合的结构，它主要是政府或国王的职务。军队在这个结构内所扮演的角色是常有变化的。虽然一般说来，它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但实际上仅在某些最有利的时期中，它才是一种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在其他时期，它几乎降到了从属的地位。很明显，军队地位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双方指挥官的相对能力；但不管指挥官的素质如何，军队的地位取决于武装力量在总体上获得完全军事胜利的能力，这种能力有时比较大，有时则比较小。在任何指定的时期内，总体战争被迫使用一切被证明是有效的方法，这些方法可能是经济的，外交的，政治的，或军事的。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只有当武装力量本身能够起决定性作用时，它才能扮演超越一切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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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武装部队是否具有起决定性作用的能力基本上是随着它当时作战能力变化的，而作战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双方的兵器、装备、战术和补给方法。但对武装部队作战能力的这种变化，却极少有人给予重视。通常，事态演进的过程使双方感到意外，他们都必须摸索新的方案以求战胜对方。一个真正天才的军事领袖（拿破仑当然是一个最杰出的榜样），有时能够确保暂时性的优势，这是因为他的思想方法——从而他对各种新发现的把握——超越了他的对手。不过，敌人通常随后学习他的做法，并作必要的调整。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双方又一次达到一个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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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传统军事战略中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总是这样一种能力，那就是能比敌人更迅速地把握战争艺术中的各种变化，并能够预知新因素将会产生的效果。这些变化对于诸如要塞防御，决定性会战，或闪击战等等的成功，有时是有利的，但有时又是有害的。战争经历了漫长而缓慢的各个发展阶段，其间，有的战争是短促而干脆的，有的是长期而造成巨大消耗的，还有的是不能产生任何有价值的结果的。每当阶段改变时，当时的人一定会感到手足无措，因为那些老办法不灵了。新办法从表面上看来是一种完善的答案，但通常不过是一时有效。所以，要掌握军事战略，关键在于了解武装部队起决定性作用的能力是如何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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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一项军事上的胜利就是一次胜利会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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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战有多种不同的类型，但是会战的结构可以简化为一个相当简单的公式。陆上会战的主要特征就是两道由战斗人员组成的人墙彼此对立地排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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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这种横线队形是由于每个人都需要在他的侧面和后方获得其邻人的掩护。每个人都应掩护他人，同时也应受他人掩护，所以必然的结果是形成这样的横列，其队形的密集程度和纵深的大小根据当时的战术决定。不过，当你达到横列的端点时，那里就不再有侧面保护。所以在整个部署上，侧翼明显是最易于遭受损害的部分。正由于侧翼的易损性，人们企图用迂回和包围对方侧翼的手段寻求胜利，并试图使自己的战斗正面比敌人的长。但是，除非双方兵员的数量相差悬殊，延长正面不得不使战线上的某一点变弱；这就引起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从弱点突破敌线，人工造成敌方新的侧翼，这个侧翼当然也是易遭损害的。所以会战的目的就变为以破坏敌方战斗人员构成的人墙的完整为手段瓦解敌方的组织；而实现瓦解的方法或者是包围其侧翼，或者是突破其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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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敌方战线被突破，其防御便瓦解。危险威胁着每个兵员，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震动，结果维持其团结的精神纽带松弛了。这样一支被瓦解的军队就变成乌合之众。在古代，这种乌合之众很容易为胜利者所歼灭。结果在这一场大屠杀中，败者尸横遍野，而胜者的损失极为轻微。在现代，这种肉搏式的战斗已经很少，突破防御后，往往一方溃败逃走，另一方乘胜追击，其目的是防止敌军重新组成一个紧密结合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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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回侧翼的行动比在战线中的行动要求更大的机动能力。因此，侧翼部分通常都是用骑兵组成，近时又改用摩托化和装甲化的部队。一方要想执行一个突破的行动，则必须有远比敌方优越的攻势能力；要获得这种能力，必须使突击部队（例如重骑兵、战象、坦克等）与支援火力（例如箭矢、石弩、步兵及炮兵的支援火力等）巧妙地结合。一方在总体上必须有足够的机动性，才能迅速突破对方的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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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种攻击方法之间应如何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形以及双方兵力的相对大小，但也受制于一方的攻击技术较之敌方的防御技术的有效程度——而防御能力却在不断的增长之中。最初，防御的基础是战线中每人使用其武器的技巧，尽管他也许会受到一个防护物的保护，有时还受到一些障碍物如壕沟或栅栏等的保护。不久防御者开始使用各种不同的投射武器，从弓矢到枪炮。攻击者被迫采取适当的战术来对付，即使用更强大的火力来压制敌方的火力（换句话说，就是使其效力减少到可以忍受的程度），甚或在准备突破的点上，将敌方的人墙摧毁。随着兵器的发展，在某些时期防御占上风，在另一些时期进攻占上风；这就使战争的方法发生很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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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会战的设计当然并不如此简单；作为包围或突破行动的准备，还会采取佯攻和扰乱行动。这些行动的主要目的是牵制敌军的兵力，使他们害怕、疲倦和受损失以动摇其军心，然后再集中力量打击侧翼或中央的决定的点。不过，敌人通常也都有预备队，以抵挡我方的决定性打击。所以在准备阶段中，必须使敌人消耗其预备队。其办法或者是通过佯攻，将它引诱到错误的方向上，或者使敌人将实力消耗在局部性的行动中。所以，一次会战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时间或长或短的准备阶段，一是决定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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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本质上说，会战的战略是简单的。其所以会变得复杂起来，是因为其工具是人而不是机器，尽管有时人也许是为机器服务的。一支军队就是一群有组织的人，而维系其内在团结的因素是纪律和相互信任。所以与一切以物质因素为基础的计划不同，会战的艺术更多地强调维持和加强我方部队的心理团结，同时破坏敌人的心理团结。总而言之，心理因素十分重要。它是各种不同的技术和计谋的基础，例如，出战前以染料涂身、战斗呐喊、或者佯攻和奇袭时使斯托卡俯冲轰炸机投下啸声炸弹，其设计都以产生拿破仑所说的“高潮”为目的，所谓“高潮”就是敌人的崩溃。要产生这种“高潮”，在战略上并无规则可循。其目标有时为敌方行列中的士兵；有时也可能是敌方的指挥官，为的是摧毁他对自己的部署所具有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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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运用优越的战略，从而仅仅采取军事手段，有时即可决定胜负，而不必经过一场严格意义的大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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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分析仅适用于陆战。在海上或空中心理因素就没有那么重要，因为这时人受其装备的约束而团结在一起——你不能放弃你的船只或你的飞机。所以在海军和空军的战略中，一般说来装备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象速度、机动能力、射（航）程、保护、齐射（齐投）的威力等因素通常都是具有决定性的。更进一步说，在陆上的目的是瓦解敌人的组织，而在海上或空中却是要使敌人遭到毁灭。海军重视其所击沉的船只数字，空军重视其击毁飞机的数字。由此可以推断，除非双方的实力大致平衡，就一定有一方会拒绝会战。因此，在装备方面如能保持优势，则仅凭此种优势的“存在”，就能构成重要的威慑。海空军的战略与陆军战略之间，还有一个差异，就是海上和空中不象地面那样受各种复杂情况的影响。由于海上或空中的会战是在一望无际的海面或在天空实施的，其仅有的障碍是风向、日光和云雾，因此可以事先作出更好的计划和图解。此外，使用行列队形来进行战斗的观念在陆战中非常重要，但在海战中只是暂时还在应用，在空战中则从来不曾应用过。一次空中会战是许多个别战斗的总和，其目的是消耗敌人的实力，方法是击毁其在地面或空中的装备。所以其观念与陆战的观念具有根本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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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注意的是，在今天，这种根本性的差异对于我们的全面战争观念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陆上战略的目的是瓦解敌人的组织，所以它凭借计划和谋略来实现决定。空中战略则纯粹以物质性的毁灭为目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以工业潜力作为计算的基础。在我们对于现代战争的思考中，这两个观念既互相冲突，又互相结合。关于这一点，我以后还要再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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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力量所进行的战争中，会战的行动时间是极有限的。所使用的兵力必须首先使其达到可以互相搏斗的距离，自然，每一方都试图在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下进入会战。构成这个过程的部署和调动的总和就称为“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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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也象会战一样，甚至还有过之。由于武器和装备的改变，作战也处在大范围的演进之中。也还有其他的因素企图使作战发生更大的变化，例如地形以及与所使用的兵力及其机动性相比的战场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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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第一阶段包括的时间很长。从古代一直到18世纪末叶。在这个时期中，作战与会战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其原因是在整个这一时期中，装备的条件使一个孤立的分队只能具有一种极有限的抵抗能力。要想在行动时获得安全，必须经常保持兵力集中。当时的军队规模相当小，所以在空间中只不过是构成一个点而已，其一切的努力是为了击败空间另外一个点，也就是敌方的军队。此外，一支军队在摆成“战斗序列”之后，也就是延迟几个钟点到一整天之后，才能开始战斗。因此，当两军遭遇时，一方或双方都经常可以用撤退的方式拒绝会战。一支军队可以向敌方要求会战，也可以接受敌方的会战要求，但也可以拒绝。这就是所谓“互相同意的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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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环境中，作战的目的就是强迫敌人在对他不利的条件下接受会战。其方法即为侵入和蹂躏他的国土。为了使这种作战方法归于失败，防御者可以利用一种棋盘式的据点体系掩护自己，而军队则在棋盘上运动。结果，进攻者为强迫防御者出而应战，不得不围攻某些重要的城市，并以占领它们相威胁。这种以筑垒城镇网为基础的作战方法，就成了作战艺术的最高表现，在17世纪尤其是这样。后来人们认为这种战略是胆小的表现，但事实上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十分明显，这是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答案。而且，会战总是一种冒险的行动，其结果可能对整个战争的结局产生好的影响，同时也减少了军队本身所代表的巨大财富。所以一个将军将会作一切的努力，使自己只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接受会战；或者他确认自己拥有巨大的数量优势，或者他认为在地形上据有高度有利的位置，这些都使他有几乎必胜的把握。其结果是战争往往旷日持久，而不具有决定性，其间穿插着一些围城战。这种观念是非常合乎逻辑的，沙克斯元帅在其所著《战争艺术总论》中，对此作了清楚的论述：“我是不欣赏会战的，而我也深信，一个称职的将领可以打一生的仗而不被强迫接受一次会战。应当常用局部性的战斗一点一点地消耗敌人。这是使敌人屈服和达到我方目的的最有效方法。我无意暗示，如果有击溃敌人的机会出现，也不应向敌人攻击，而只是说，使战争摆脱会战带来的危险是可能的。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这位将领就已经尽善尽美了。”这就是古代作战的性质和目的。许多人认为这是指导战争的软弱无力的方法，还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作者过于小心谨慎的表现。这些议论是多么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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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18世纪末，有一些最好的军事首脑，例如普希古尔，弗拉德，尤其是吉伯特开始明白，新的武器将使一种更具有决定性的作战形式变为可能。已经发生的事实是滑膛枪的发展使火力大为增强，这就有可能采用三列的单薄战斗序列；同时这转而使筑垒的防线越来越扩大，最后导致一切作战行动的瘫痪。于是战争无限期地拖下去。火力的增强意味着一个孤立的支队都能作长久的抵抗。所以现在一支军队可以分开运动，并能从农村取得给养。这就是这个时代的伟大理论家所发明的“区分的原则”，这个原则开辟了一个美好的前景，注定了将在作战的艺术上产生一次伟大的革命。吉伯特曾经呼唤“新的亚历山大”将他的理论变为实践。回答他的祈求的是拿破仑，他是了解这种新发展所带来的一切可能性的第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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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作战体系的基础，把以下两个不同的组织形式严格区分开：一是由疏开队形编织成的散松的网，这是他用于作战的部署；二是会战要求的集中部署，他的敌人还是依照传统的老规矩行动，或多或少地保持集中的方式。拿破仑的那种广为分散的部署，使敌人无法看出他企图在哪里集中兵力，以迷惑敌人，并使之瘫痪。如果敌人静止不动（如在乌尔姆），他就可予以包围，或者做得更好些，即迂回到敌人后方并切断其交通线，从而迫使敌人反转身来背向正面战斗（如在耶拿）。不管怎样，甚至在不利的条件下，他总能够使敌人无法撤退，被迫接受会战。所以在这个历史阶段，支配的因素是作战而不是会战。战争又再度变成了一种具有决定性和压倒性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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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破仑时期，作战的技术固然是活跃的，但它还是要以后勤为基础。其基本内容就是一连串的行动计算（是否有集中的可能性，各部队是否能互相支援，敌人能否被包围等等），再加上使这些行动变为可能的后勤计算。此外，拿破仑的军队行动敏捷，所以能很快地投入战斗或脱离战斗。因此他的作战战略就使他能够连战连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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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慢慢地他的敌人也学会了这套游戏规则。他们逐渐地不再跟着拿破仑的曲调跳舞了。结果，在他们这一方也采取散松的网式作战部署，以掩护战场的大部分。因此我方再按拿破仑传统模式行动就日益困难。最后，法国在资源方面的全盘劣势导致拿破仑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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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拿破仑的作战战略中获得的教训，往往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以为在他的行动里可以找到一套普遍有效的答案，而事实上，那些答案只在当时的条件下有效。我们不应因为这位大皇帝的计算所具有的数学正确性而受骗，事实上，他有其他的优势。他的思想远比他的敌人先进，而且法国陆军是在革命的旗帜下作战的，这个政治光环增强了他的优势。几乎在任何地方（例如意大利和日尔曼），爱国者们都给予法军以帮助和抚慰。但是，当不再有爱国者的时候，例如在西班牙和俄国，他的那种作战方法所冒的危险就太大了。拿破仑以后，就再没有人能够运用他的那种作战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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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体系的消亡还有一个更具决定性的原因。那个体系，对于火力曾一度是最为适应的。但随着火力的继续增强，拿破仑的战略就不灵了。在19世纪时，火力和军队的数量同时增加，使得本来适宜于运动的部署，越来越快地转变为会战所要求的部署。过去为了运动而作的部署，是用平行纵队组成的广为散开的网，现在却变成了“正面”，无论是为了运动还是为了会战，在地面上的部队都足够密集，可以构成一道几乎连续不断的人墙。在演进的最后阶段，作战和会战合为一体。沙克斯元帅和拿破仑运用的那种古老的作战艺术就完全消亡。而会战的战略变得像过去的作战战略同样重要。火力的突破行动变得困难了。因此，重要的作战变为把正面延伸得宽于敌人，以实施对其未设防侧翼的包围（例如沃尔斯、色当、沈阳之战，以及施利芬计划）。由于武器生产成本日益低廉，加上征兵制的普遍实施和铁路的出现，这就有可能建立和维持越来越庞大的陆军，同时正面日益加宽，而防御的人力可以不断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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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出现了当时人士所不理解的新发展，这就是：要使对敌人侧翼的包围具有决定性作用，只有迅速予以实施，不让敌人有时间撤退或动用其预备队。只要正面仍相当狭小，而敌方预备队的机动性并不比我方实施包围的兵力高，这种局面就可以造成。但是到了1914年，这种部署也没有效果了；这时正面已延伸到了两百哩的长度，而施利芬计划的目的是用徒步前进的步兵去包围法军的一个侧翼。在侧面受到迂回时，正面采取撤退的方法自救。忠于这一时期战略学说的敌人又发动了一个新的迂回运动，结果又受到反迂回。这就是所谓“奔向大海”，它标志着包围战术的最后破产。于是，正面一直从瑞士延展到北海，作战的活跃时期就告一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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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跨整个战场，构成一道稳定的正面，这是双方都感到十分惊奇的现象。然而，在美国内战和日俄战争时，就已见到这种现象了。在那两次战争中，野战工事曾大规模地被使用，不过仍存在开放的侧翼，就是说迂回的行动仍有可能发生。出现这样一条连续、固定的战线，是由于下述两个事实：步兵装备了机枪并得到有刺铁丝网及堑壕的保护，其防御能力已非常强；同时所用兵员的数量非常大。因为迂回的行动已不再可能发生，于是作战或会战都只剩下了一个企图，就是突破敌方的正面，以求随之恢复作战的机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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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战争现在似乎不再是一个运动的问题，而是一个火力的问题。其要点是首先集中足够的装备（火炮和弹药），以摧毁敌方的正面，然后再使用大量的步兵来扩大火力所造成的缺口。正如包围行动的失败是由于迂回的侧翼缺乏适当的机动性，现在，突破行动的失败同样是由于以步兵实施攻击，不能象敌方的预备队那象可以利用铁路或公路实现快速运动。于是攻击陷入“口袋”，这使参谋部的军官们大失所望，他们不了解战术机动性的重要性和可能的效果。突破既已不可能，于是作战退化成为消耗战（凡尔登和索姆河之战），而人们却自我安慰地说，他们正在消耗敌方的预备队。福煦终于想到一种连续有限攻势的作战观念，其目的是制造许多可以互相支援的“口袋”。不过，在法国这种战术必须使用大量的资源。作战，或者如当时所称的“战略”，除了双方在物质资源上作拼命的竞赛以外，就再无其他的意义。我们正是带着这个原则，进入1940年的战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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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的战役显示了上述这个原则的失效。在战术方面的新因素是飞机和坦克的结合，面对着我们的静态直线式的正面，敌人到处都可以实现迅速的突破。其原因是攻击的战术机动性与对方的预备队的战略机动性相比，终于已经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水平。这样，运动战又再度是可能的了。作战于是分成了两个阶段：先是短促而猛烈的阶段，这时供突破之用的兵力进入位置，发动攻击；接着就是扩张的阶段，进行深入的穿透和包围，这是具有决定性的行动。说来也奇怪，这恰好是18世纪体系的复归：会战的行动在前，并构成决定性作战的准备。运动因素又再度占有主要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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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了上次大战的末期，这种发展有点过时了，这是因为防御的战术已经使突破的行动变得不那样容易。在苏联和西线的作战都包含一连串的会战，每个会战后面都接着有一个扩张的阶段。在第一阶段内的主要因素为攻击能力，在第二阶段内则为机动性。几乎没有一次作战象18世纪那样纯粹是运动，也许唯一的例外是在利比亚，因为在那里的兵力与广阔的战场相比太小。所以作战与会战仍然混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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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1939年到1945年之间，有一个新的作战概念第一次应用于实际，这就是：利用空军所造成的消耗，也有实现决定的可能。在30年代，这个概念各自同时在英国和意大利发展起来，其前提是陆军已不能实现一个决定。事实上，从杜黑的观点来看，由于当时的战术限制再加上阿尔卑斯山的障碍，陆军是软弱无力的。英国皇家空军也希望仅凭空中行动来决定胜负，尽管事实上，1940年刚刚证明在陆上仍有决定胜负的可能。于是英国的轰炸机指挥部以炸毁德国为己任，以后他们又获得美国人的增援。所使用的资源非常巨大，其消耗也很惊人，但轰炸本身却没有决定意义。正象1918年一样，战争的胜利是一连串陆上会战或陆空会战的结果，封锁和轰炸造成的消耗起辅助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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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原子武器，我不准备在这里讨论。但是就常规战争而言，也有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提供现代装备而且准备核战争都需要较大的军费开支，所以各国武装部队的数量相对变得较小。同时，兵力的机动性也比过去增大，所以陆上的兵力又一次面临这样的问题：是应该疏开以掩护一个对他们来说的确是太大的地区呢？还是相对集中在一个狭窄的正面上，而宁愿出现由此产生的缺口和未设防的侧翼呢？直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似乎只获得一部分的解决；从技术上说，如不使用相当的兵力，要想使大片地区处于日夜监视之下，是不可能的；所以某种程度的疏开是不可避免的，但结果是能够获得适当防护的地区就太小了。由于摩托化或空运的兵力所具有的机动性太高，所采取的正面若不足以掩护整个的战场，那也是危险的。毫无疑问，在二者之间一定会有一个折衷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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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以往战略演进过程的研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想在常规战争即非核战争中获得第一次大战式的那种稳定正面，是不可能的。所以战略情况是非常多变的。摩托化和高度的通信已使现代兵力获得了很大的机动性，所以机动变得更为重要。现在非常迅速地决定战争的胜负也许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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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于有了空军和空运兵力。陆上会战就有了巨大的纵深。会战将在一个地区而不是只沿着一个正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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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简短的分析，可以引出下述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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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根本上说，作战中的主要因素在两个极端之间变动。其一端为运动，另一端为兵力。有时前者最为重要，有时后者最为重要，但在中间阶段内，二者各有其不同程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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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种演变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战术因素的支配。这些战术因素，视武器、装备和战斗方法的不同而变化，可以简化成为下列四项：（a）攻击能力。（b）防御能力。（c）战略机动性（即非会战时的机动性）。（d）战术机动性（即会战时的机动性）。由于这四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经常变化，所以作战问题的答案也就多种多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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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能动用的兵力与空间相比的大小是另外一个支配演进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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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作战（按照确切的词义解释）已不能产生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注意力就转移到打消耗战上，其结果是花费了巨大的军事努力，双方的战斗员都精疲力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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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上述因素相对重要性的变化，作战可以是：运动战但不具有决定性；运动战并具有高度的决定性；持久战或纯粹的阵地战。每一种变化来临都使当时的人感到意外，因为在每一个时期，人们都认为当时流行的作战战略原则是永久有效的，而事实上，它们在经常改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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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最后一点表明，了解作战战略结构是多么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在它改变时惊惶失措，才会在可能的情况下比敌人迅速而正确地评价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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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进的每一个阶段，战略对策只能在一定限制内运用；这些限制是由技术上可行的作战行动确定的。在这些限制内，军事指挥官要决定他应采取何种动作，以执行政治当局所赋予他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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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动作种类的选择，显然要根据所指定的任务、敌方和己方兵力的相对强弱以及地形诸条件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所给的任务可以归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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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征服领土或不让敌人征服领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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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消灭敌方兵力或消耗敌方兵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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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采取迅速行动或争取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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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了当时的武器和其他条件加在战术和作战计划上的限制之后，所应采取的行动可能难些也可能易些，但将会严格限制在几种可能性之内。在第一章的战略分析中曾经指出，指挥官必须作出的行动步骤选择就是战略的一个方面。决定在一次战争中所应采取的战略态势就是这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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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拟在这里将有关战略决定所包含的各种复杂问题再重述一遍，因为前面已经讨论过了。现在只准备对战略对策中迄今所应用的几种主要手法略加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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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我方的资源优于敌方，且我方的打击能力适当时，战争应取攻势，其目的是为寻求决定性的会战。这就是使用直接手段的攻势战略；其目的是集中最大量的资源，以摧毁敌人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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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我方的优势并不那样明显，或者是由于当时战术条件的限制，攻势行动很少可能产生决定性结果，则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a）先用防御行动消耗敌人，随之进行反攻。这就是直接的攻守并用战略。（b）在主力行动之前，先用一种牵制性的攻击使敌人丧失平衡。这就是使用间接手段的直接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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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可动用的军事资源不足以获得理想的结果，则军事行动只能起辅助作用；这时的行动部署将是一种间接“调式”的总体战略，决定胜负有赖于政治、经济和外交行动的适当配合。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力量可用于以有限的作战作局部性的力量比试，或用于以游击战术消耗敌人，再或用于以仅凭其存在的威胁对胜利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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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的战略态势一经决定，剩下来的事就是成功地执行计划。由于敌人也同样试图使自己的计划能够获得成功，这就导致一种辩证法式的冲突，双方都企图在冲突中使自己的意志能够贯彻。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分析过控制这种冲突的原则。不过，这些原则的应用在各个时期不相同，所以战略对抗的形式也就纷繁复杂，以致令人几乎不能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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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时的条件，这种冲突或象两个剑客用轻剑作灵巧的决斗，或象使用重型马刀互相砍杀，或象用重得几乎难以举起的长槊比武，或象两个徒手者之间的角力。此外，在这种决斗中，双方的战斗人员同古代的斗剑士一样并不限定使用同一种武器。轻剑（拿破仑）可能与重型马刀（马克）对抗。一个徒手的人（殖民地人民）可能与佩有短剑的人（殖民主义者的军队）对抗。又好象一卷影片的放映可快可慢一样，战斗者有时动作神速．有时行动非常迟缓。在斗争性质上的每一变化都是当时的作战和后勤能力及双方指挥官的才智合成的直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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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甘末林将军曾经在为一本书作序时指出，1918年法兰西之战的最后阶段与1914年攻入阿登的第17号计划所依据的思想十分相似。他于是解释说，在这之间的几年，作战方法已经能同战略的要求相协调，于是战略终于获得了必要的资源，使行动部署变得实际可行。这种观点以地理上的相似作为唯一根据显然是错误的。这两个军事行动，虽然表面上很相似，而且发生在同一个地域，却处在不同的演进阶段和不同的环境中。1914年的阿登攻势是一种疯狂的行动，其理由有三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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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当时法军的进攻能力非常有限，注定了这个行动要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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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地形极为不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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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中央前进，只留下不适当的兵力对抗德军的右翼，致使我们有被包围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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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8年，上面三个情况有两个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尽管地形仍然不利，但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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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进攻能力已有相当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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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敌人到处被牵制，其预备队早已用尽；因此我们从中央前进时，就能以包围德军的整个右翼威胁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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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比较还可以看出1914年与1918年的另一点差异：1914年的兵力具有显著的机动性，而1918年的却极其笨重。换句话说，在这四年内，战略对抗的原则已经完全改变了。在1918年到1940年之间，甚至有更带根本性的变化，而在1940年到1945年之间变化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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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显示了军事艺术的基本困难，那就是军事艺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对于过去的军事总能通过有条不紊的推理过程予以解释，尽管可能夹杂着一定程度的推测。而在最近的将来，战略思想必定受到极大的关注。因此，我们既要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同时又要用有创造性的思想调整过去的经验，使之与新的方法相适应。任何新发明可能都会遭到巨大的困难，但一切例行公事的老办法注定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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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主要依靠猜测、多少有点令人害怕的对策中，理顺思想进程的关键在于了解作战战略的变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