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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 李清照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赏析】 这首词作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远离之后，寄寓着作者不忍离别的一腔深情，是一首工巧的别情词作。 词的起句“红藕香残玉簟秋”，领起全篇，上半句“红藕香残”写户外之景，下半句“玉簟秋”写室内之物，对清秋季节起了点染作用。全句设色清丽，意象蕴藉，不仅刻画出四周景色，而且烘托出词人情怀。意境清凉幽然，颇有仙风灵气。花开花落，既是自然界现象，也是悲欢离合的人事象征；枕席生凉，既是肌肤间触觉，也是凄凉独处的内心感受。起句为全词定下了幽美的抒情基调。 接下来的五句顺序写词人从昼到夜一天内所作之事、所触之景、所生之情。前两句“轻解罗裳，独上兰舟”，写的是白昼在水面泛舟之事，以“独上”二字暗示处境，暗逗离情。下面“云中谁寄锦书来”一句，则明写别后的悬念。接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两句，构成一种目断神迷的意境。按顺序，应是月满时，上西楼，望云中，见回雁，而思及谁寄锦书来。“谁”字自然是暗指赵明诚。但是明月自满，人却未圆；雁字空回，锦书无有，所以有“谁寄”之叹。说“谁寄”，又可知是无人寄也。词人因惦念游子行踪，盼望锦书到达，遂从遥望云空引出雁足传书的遐想。而这一望断天涯、神驰象外的情思和遐想，无时无刻不萦绕于词人心头。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句，承上启下，词意不断。它既是即景，又兼比兴。其所展示的花落水流之景，是遥遥与上阕“红藕香残”、“独上兰舟”两句相拍合的；而其所象喻的人生、年华、爱情、离别，则给人以凄凉无奈之恨。 下片自此转为直接抒情，用内心独自的方式展开。“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二句，在写自己的相思之苦、闲愁之深的同时，由己身推想到对方，深知这种相思与闲愁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面的，以见两心之相印。这两句也是上阕“云中”句的补充和引申，说明尽管天长水远，锦书未来，而两地相思之情初无二致，足证双方情爱之笃与彼此信任之深。这两句既是分列的，又是合一的。合起来看，从“一种相思”到“两处闲愁”，是两情的分合与深化。其分合，表明此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其深化，则诉说此情已由“思”而化为“愁”。下句“此情无计可消除”，紧接这两句。正因人已分在两处，心已笼罩深愁，此情就当然难以排遣，而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了。 “此情封锁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三句最为世人所称道。这里，“眉头”与“心头”相对应，“才下”与“却上”成起伏，语句结构既十分工整，表现手法也十分巧妙，在艺术上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当然，这两个四字句只是整首词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非一枝独秀。它有赖于全篇的烘托，特别因与前面另两个同样工巧的四字句“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前后衬映，而相得益彰。 ________________ 《一剪梅》写作背景 这首《一剪梅》是李清照的早期作品，当作于1103年（北宋崇宁二年）的秋天。“花自飘零水自流”这一句，实在是条极不吉祥的预言，像埃及金字塔里那条法老的诅咒，“谁要触动了我，谁就不得好死”那样，其应验之灵之准，使得她的一生，那任由沉浮的际遇，那难以自主的命运，果然脱不开“花自飘零”四字谶语。 李清照作此词时，正芳龄二十，是与赵明诚婚后的第三年。花样年华，新婚燕尔，应该是女人最好的岁月、然而，正是从这首词开始，被流水不知带往何方的飘零命运，也就开始了。这位才女，其命运不济的一生，其不知所终的结局，既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文人的悲剧，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无辜女诗人的悲剧。 故事得从1100年(元符三年)说起，这年正月，哲宗驾崩，赵佶嗣位，是为徽宗。这位在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起来。 1102年(崇宁元年)夏5月，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人，被藉为“元祐奸党”。 7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顺藤摸瓜，在劫难逃。7月乙酉，定案“元祐奸党”17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罢官。 9月，宋徽宗御书奸党人名，凡百有二十，刻石京师端礼门，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 1103年(崇宁二年)4月，毁司马光、吕公著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 9月，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党人碑刻309人，李格非名列第26。 1104年(崇宁三年)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 1106年(崇宁五年)春正月，慧星出西方，太白昼见，沼求直言，方有毁碑之举。 1108年(大观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党禁至此稍弛。(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令李清照集笺注》)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杀净臣，不得杀读书种子。刻石铭碑，藏于禁中，是否如此，未见正史，不敢断言。但赵姓皇帝对待知识分子，在历朝历代中，尚属礼遇，大体而言，刻薄是有的，残暴还说不上。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长级，国务委员级，副总理级的高层职务，也就只有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和苏轼等人达到如此官位。他们出入宫禁，位列中枢，掌握机要，筹谋决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当官，绝不是当摆设，充玩意儿，起花瓶作用的闲差虚位。有职有权，有威有势，足够让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诗人，艳羡不已。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也非等闲人物，以礼部员外郎，拜提点京东刑狱、作为河南、山东一带的“司法厅长”，“警察总监”，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论，混账如赵佶者，尽管修理文人，不遗余力，通过“党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运动，倒没有开过杀戒，没有砍人脑袋，总算不违祖宗规矩。不过，他先打“元祐奸党”，后打“元符奸党”，雷厉风行，严惩不贷，斗争从严，处理也从严．充军发配，妻离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师内外，杀气腾腾，鬼哭狼嚎，也是蛮恐怖的。 北宋白神宗变法以来，到徽宗的“双打”，知识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烧饼”，烙了这面再烙那面，烤焦这边，再烤那边，今天把这拨打下去，明天把那拨抬上来，后天，给打下来的这拨昭：写，再后天，又将抬上来的那拨打下去。这过程，正是李格非所受到免官、下放、复职、再谪的政治遭遇。他在哲宗朝元祐年间，因蜀党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宁年间洛党抬头，又遭被打下去的噩运。 可是，“元祐党人”都是正直的知识分子，都是有才气的文人，而对立面“元符党人”，几乎无一不是小人。知识分子的本性，土可杀而不可辱，辱比杀更能挫折识文断字之辈。宋徽宗这种铭刻在石板上的“元佑奸党碑”，可以算是中国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比西方的耻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当代历次政治运动中，出现过的大字报、戴高帽、批斗会、“喷气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鉴宋徽宗的这一手。 现在已经找不到李格非到广西以后的情况资料，但他女儿却因为是奸党的亲属，在开封的日子，不怎么好过。第一，她不能不挂念谪放远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运。株连一说，虽然出自秦朝，但是各朝各代的统治者，无不奉为圭臬。宋朝，不可能有“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给出路”政策，但不可能没有以蔡京为首的“双打办公室”，以高俅领衔的“清查奸党工作组”。在中国，只要一搞运动，整人者，层出不穷，告密者，纷纷出笼，检举者，望风捕影，打小报告者，如影随形，立刻就是小人辈出，奸佞纷呈，恶狗满村，爬虫遍地的兴旺景象。一个诗词写得如此出色，人品生得如此出众的女诗人，能逃脱得掉这么多“业余警察”的眼睛吗? 我真为当代那些受到无微不至呵护的美女作家额手称庆，她们幸亏没有生在宋朝，而托福生在有如此众多好色之徒的中国当今文坛，才有这份好运气的。 幸好，李清照的先生赵明诚很爱她，是她在那不堪屈辱的日子里，惟一的精神支柱。这位在大学“读研”或者“考博”的丈夫，既没有跟她真离婚或假离婚以划清界限，也没有立时三刻大义灭亲把她扫地出门，而是四处求情，辗转托人，送礼请客，以求宽容，挨一天算一天，尽量拖延着不走。 实际上，赵明诚完全可以求他的父亲赵挺之，这位官至尚书左丞除中书侍郎，相当于副首相的高级干部，只消说一句话，谁敢拿他的儿媳怎样。然而，此人很不是东西，“炙手可热心可寒”，就是李清照对这位长辈的评价。 赵挺之不会为“双打分子”的子女李清照缓颊的，一方面是亲不亲，路线分；另一方面便是一种阴暗心理了。此人几乎诌不出几句像点样子的诗词，很生闷气，这和当年江青死整20世纪30年代文化人一样，对他的儿媳，有妒火中烧的文人情结啊! 正是这许许多多的外部因素，李清照相当不是滋味，才有这首前景渺茫，后果难料的《一剪梅》。明人王世贞评说此词：“可谓憔悴支离矣”(《弁州山人词评》)。这四字评语，可谓大奇。只有笛中人，过来人，才能作此等语。因为其父王仔，藏有《清明上河图》，严东楼想要，王仔不敢不给，但又舍不得，只好搞了一份赝品送去。谁知被人揭发，由此忤怒严嵩，便找了别的藉口，将他关进大牢。王世贞营救无计，眼看其父瘦毙狱中。这种相类似的感受，从时代背景这个大的角度，来忖度李清照写作时的心态，是说到了点子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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