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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人榜”叫好之后的思考 毛时安 文汇报2012-05-11第十一版 2001年10月，我曾在《文汇报》“文汇时评”专栏发表了题为《明天还有什么戏可看》的评论。在那篇文章中，我匿名引用了中国艺术研究院资深学者龚和德先生的判断。他认为，目前全国各方面成熟、仍然处于旺盛期的戏剧编剧，乐观一点估计，不会超过十个。京剧作曲，他略略数了数，估计在五个左右。龚先生一生在戏曲领域工作，酷爱戏曲、熟悉戏曲，他的统计我相信是八九不离十的。在那篇时评中，我还指出了上海戏剧人才的匮乏和断层：“上海是我国戏剧创作的重镇。京、昆、越、沪、淮五大剧种，除文革浩劫，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各院团都有‘十大编剧’、‘八大编剧’的强大阵容。尤其是京剧和昆剧，更是强手如林，各自拥有数十位高手，甚至规模较小的淮剧团也有一批自己的‘扬州才子’……时过境迁，进入90年代后，支撑上海戏剧半壁江山的骨干编导、戏曲作曲，大部分还是60年代初上海戏剧学院三个戏曲编导班的毕业生。据上海越剧院艺术总监王济生二十世纪末预测，沪上五大戏曲团体跨入新世纪，成熟的编剧只剩下五六位了。” 2005年，受市政协委托，我曾就上海舞台艺术创作人才做过一次较全面的深入调研。在调研中发现：1.从1995年到2005年的十年间，上海舞台艺术编导均呈逐年下跌走势。一级编剧从17名到6名，仅剩1/3余；一级导演从14名到8名，剩57%；一级作曲从17名到8名，剩47%。2.三、四级主创人员数低于一级主创人员数，后继乏力；四级作曲为0，没有新生力量加盟。 可以说，人才问题是困扰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最大难题，也是制约上海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要瓶颈。无数的文化史实已经证明，对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来说，人才是关键中的关键。谁拥有了人才，谁就占领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近年来，上海围绕文化人才做了大量工作，创办了大学本科制的表演艺术学院，每年奖励优秀文艺人才，设立文教结合推进办，等等，也收到了一些成效。但总体来说，文艺人才严重匮乏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扭转。 就在文化人才极其短缺的困难情况下，《文汇报》当仁不让推出了“上海文化新人榜”专栏。这个专栏像一阵及时雨，把关心的甘霖洒向了有些干渴的文化土壤。首先这个专栏以广阔的视野、高昂的热情、充满青春气息的文字表达，连续推出了上海文化各行各业台前幕后的青年才俊。将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奉献、他们的才情、包括他们青春的风采和情怀，生动无遗地展示在广大读者的眼前。这是上海文化人才历史上第一次以一个如此完整方正的团队形式，在世人面前亮相。谁说上海文化人缺乏团队精神？请看这支代表着上海文化未来、充满着青春活力的年轻文化团队。正是“上海文化新人榜”的倾力推出，使这批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才俊，有了他们的名声，有了被文化界和社会广泛接纳认同的可能，有了全社会为他们进一步提供帮助、创造空间的可能。其次，对于《文汇报》自身文化记者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这也是一次有力的推动。年轻的记者在面对与自己同样年轻的采访对象，彼此之间心灵的无碍沟通，既激发了记者们的灵感和才情，让他们把这些采访写得生动活泼，妙笔生花，不拘一格，带着鲜活的灵气，也使他们从青年文化人才的奋斗和成才之路上发现并找到了自己前进的动力和坐标。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文化名人，同样需要一大批胸襟博大视野开阔具有献身精神的名记者。由他们共同来支撑起上海文化云蒸霞蔚的灿烂云天。尤其是《文汇报》这样一份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文化类大报，理所当然地应该拥有一大批高素质的名记者。正是“上海文化新人榜”让我们在认识文化新人的同时，认识了一批年轻活跃的文化记者。最后，“上海文化新人榜”给文化界和全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心灵震撼和心灵冲击。使我们认识到，就在我们焦灼地呼唤等待文化名人的时候，在上海这座藏龙卧虎的城市，正有一批文化新人破土而出、蓄势待发。以这样的势头持续而不间断地努力下去，上海文化理当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文化是一种充满创造性活力的精神产业。年轻人是城市里、人群中最充满创造活力的群体。许多文化大师都是从年轻时代怀着一份热烈梦想起步的。2010年，我们缅怀曹禺大师百年，中国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雷雨》就是他23岁时的作品。而发现、发表《雷雨》的编辑巴金，当时也是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20岁上下已经名扬菊坛，有了一代名伶的风范。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从在五线谱上成型到第一次旋律响彻上海舞台，它的作曲何占豪、陈钢，首演者俞丽拿，都是上海音乐学院鲜为人知的学生。如果我们真正热爱文化，真正希望这座城市文化的发展是像“长江后浪推前浪”那样，是具有可持续性的，那么，请让我们把自己深情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我们的文化新人。给年轻人一份机会，就是给未来十分辉煌。 解决文化人才短板，大体上有三条路径。 首先是现有人才的使用和重视。上海目前人才状况到底如何？有优秀潜质的人才在哪里？应该承认，尽管人才匮乏，但上海人才还是有的。故而，现有人才的使用和重视，是解决当前人才燃眉之急的首要之举。要敢于突破陈规，解放思想，打破论资排辈的陋习。尤其要突破人才问题上摆摆平，回避责任风险，以免最后造成人才积压浪费，无法脱颖而出的被动局面。 对现有人才的发现、发掘，尤其是对未成大名家但有潜质的新秀，创造竞争和脱颖而出的环境，至为重要。在上海文艺界的一次元宵联欢会上，沪剧新秀王丽君和京剧女花脸耿露的演唱，赢得台下一片喝彩。我当时问市文教结合推进办副主任马博敏，她们如何？她对我说，确实是人才，但在她们各自的院团，因为人才堆积，肯定轮不上她们，让她们做主角、挑新戏。文艺人才有行业特殊性，其中有的行业，如舞蹈、杂技艺术生命很短暂。而且他们艺术最光彩的时候，往往就是青春靓丽的年岁。如果没有施展才华的舞台，也许我们就会错过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对于这些年轻的文艺人才，我们必须要有周详系统的培养、使用规划，舍得为他们投入，为他们量身定制打造作品。诚如梨园们常说的“戏饱人”。一个年轻演员有了一个或几个以他为主角的成功作品，成为艺术家也就水到渠成了。当年，上影导演梁山还只是一个20岁才出头的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大导演黄蜀芹大胆启用他，让他在第一线具体执导长篇电视连续剧《孽债》。发现拍得不太好的地方及时指导他重拍。结果作品播放以后，在全国引发巨大轰动。梁山就此一举成名。 让汉字在信息时代流光溢彩，被人们称为“当代毕昇”的王选，在成为三院院士时说，“在高新技术领域，年轻人有明显的优势，55岁以上的专家绝对是创造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哪里有57岁的权威呢？”王选有个从不离身的笔记本，记录着身边几百名年轻人的性格、特长、职称，甚至是住房情况，而且不断根据情况变化加以修订，为最大限度调动年轻人聪明才智提供依据。每次介绍新的研究成果，他都要把幕后的新人隆重推到前台：“来，你站起来，让大家看看。”科学事业是这样，艺术事业尤其是这样，天才而早慧。在发现使用现有年轻人才上，大家都应该做王选这样的“有心人”，我们的文化事业才能真正做到兴旺发达，后继有人。 其次是引进人才。现在上海文化界各领域有不少领军人才都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全国各地引进的。如上海京剧院的陈少云、李军、安平、赵群、李国静，上海越剧院的钱惠丽、单仰萍、方亚芬……人才引进是解决上海紧缺稀缺人才的终南捷径。 但在引进人才上我们应该克服两个“误区”。一是把引进的目光完全集中在极少数大腕大牌身上，用高额薪酬，甚至高档住房吸引他们。恕我直言，这些大牌大腕，有的看中的是广阔的文化市场的丰厚利润，你不“吸引”他，他也要“进入”的；有的则名声极大，甚至有国际声誉，可惜其文化创造的高峰期已过。虽然尚不到江郎才尽，但也是强弩之末了。这些人才引进不引进不但对文化原创力的提升，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毫无促进，而且白白地占用了宝贵有限的文化资源。二是一味以高额物质利益条件引进人才。其结果是人才“要价”越来越高，开口就向引进方要房子、要票子，稍有不满就另择高枝，或者引进以后就坐享其成不思进取。而且引进不当还会压制了本地人才的发挥。尤其是现在全国各地都为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比拼人才，在不断扩大人才引进的力度。因此，人才引进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人才引进除极少数顶尖人才外，更应该着眼于尚未成大名而有广阔发展潜质，在当地并未得到充分开掘和重视的人才。这样的文化人才，引进成本低，而且发展空间大。尤其是上海具备外地所没有的，有利于年轻人才向高端培养发展深造的文化艺术类大专院校和展现才华的平台。上海引进人才的主要吸引力不应该过多建立在物质吸引的基础上，而应该更多着眼于人才发挥的平台和施展才华的整体文化环境上。让英雄有用武之地，有恨不相逢未嫁时，只感叹来上海发展太迟的遗憾。“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倘若我们简单一味地以“利”吸引人才，很可能人才最后蜕变成唯利是图一事无成的势利小人。相反，以事业的发展，以对事业的挚爱为前提引进，人才才能真正实现人尽其才。在人才引进的义利观上，我是主张“义利结合，义字为先”的。 最后，从长远的战略层面，人才必须着眼于未来，着眼于培养，要花大力气认真研究文化人才教育培养的一般规律，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培养的规律性特点。 在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上，引进总是少数的、眼前的，培养才是多数的、长远的、根本性的。当然，教育、培养仅仅是人才的第一步，更重要的还在日后漫长的人才才能的发现、开掘和实践中。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积累过程。我们只能慢慢地给予，仔细地观察，精心地呵护。 现在讲文化人才，都把目光集中在高端顶尖的人才身上。但在我看来，关注高端拔尖人才固然没错，但更重要的是关注人才队伍的基础夯实。要解决文化人才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我们不能指望文化人才培养一个就能造就一个，只有数的扩大才有质的突破。首先是上海市民整体文化素养的提高和文化认同的加强。其次是有一大批文化艺术的业余爱好者。再次有数量巨大的各门类专业文化艺术工作者。从中一级级往上收拢，然后自然会有出类拔萃的艺术大家涌现出来。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一定要有所作为，有进取心，但同时也要有一颗平常心，千万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我们还要在体制上解决好文化艺术人才的管理。现在对艺术家往往是当面说好话捧上天，背后议论的多。其实对艺术人才的真正关心，应该是既有物质的投入，更有情感的关怀；既有为他们的成就欢欣，更有在他们困难时的鼓励，还包括在他们出现不足时的及时委婉地指出和批评。可惜的是，现在往往后者做得较少，甚至不做。其结果让有些极富才华的青年人才，渐渐失去了艺术上进取的锐气，攻坚克难登上艺术高峰的意志。 我一直主张，对于文化人才，媒体不但要对名家大师锦上添花，更要对初出茅庐的无名之辈雪中送炭。要有眼光，有勇气，以“新松恨不高千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为文化新人的第一次登台亮相，喝彩、加油。对于文化名人来说，媒体不吝其辞的赞美，他们已经司空见惯、熟视无睹。可是，对于那些文化新人来说，他们第一次登台、第一次出手，就能听到来自像《文汇报》这样权威媒体的第一声喝彩，是一种何等的鼓舞和力量。那些一两千字的评论会成为他们美好人生回忆中的一个永远的亮点，成为他们甘于寂寞坚守文化阵地，向人生和艺术高峰进步的不竭的力量。就像茫茫雪地中的前行者，看见了远方森林小屋的一豆灯光那样，温馨着你的心。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衷心祝愿《文汇报》能一直为文化新人的涌现和成长，摇旗呐喊，鸣锣开道。为上海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未来作出浓墨重彩的贡献。 (作者系上海市政府参事、文艺评论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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