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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0年，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宋朝，史称北宋。在随后的十多年间，宋军先后攻灭荆南、后蜀、南汉等割据政权，由北宋来终结五代十国战乱局面的大势已经形成。面对浩浩荡荡的统一潮流，南唐后主李煜以武力抗拒，而吴越国王钱俶（chu4）则“自献封疆”，从而形成了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区是武力统一还是和平统一的不同结果，并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历史的启迪。 一 南唐由李煜的祖父李昇创建于937年，曾是地跨长江南北的强国。 李煜的父亲南唐中主李璟在位期间，周世宗柴荣曾率兵讨伐南唐，南唐军屡战屡败。李璟不仅丢失、割让了长江以北的全部疆土，还被迫削去皇帝称号，向后周称臣纳贡。善于填词的李煜当时写下了“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对南唐的未来深感迷惘。 李煜继位时，北宋已经建立。作为词人，李煜才华横溢；作为君主，他极不称职。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对他作了这样的评价：“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好高谈，不恤政事”。于是，南唐的国势日趋衰落。971年，北宋攻灭割据岭南一带的南汉，形成北、西、南三面包围南唐的态势。为了延缓宋军的进攻，李煜每年向北宋进贡巨额财宝，又贬损南唐制度，把国主的旨令“诏”贬称为“教”，将诸王降为国公，将尚书省降称为司会府、御史台降称为司宪府等。不少南唐的大臣已预料到王国的灭亡近在眼前。南唐名臣徐锴于病逝时反而庆幸“吾今乃免为俘虏矣”。 从973年起，宋太祖赵匡胤屡次要李煜到汴京朝觐，以便和平统一南唐。但李煜不肯放弃割据，“称疾不行”，并宣称“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974年，赵匡胤令大将曹彬率军进攻南唐，使南唐错失了和平统一的机会。宋军包围南唐都城金陵后，赵匡胤和曹彬都曾劝告李煜停止抵抗，以免全城生灵涂炭。李煜仍迟疑不决，直到城破被俘。对于李煜不识时务的行为，马令在《南唐书》中作了如下评论：宋朝建立后，“普天之下，莫不翘首太平”，而李煜仍“窃土贼民，十有六年，外示柔服，内怀僭伪，岂非所谓‘逆命’者哉！” 吴越国由钱俶的祖父钱镠（liu2）创建于907年，其疆域包括今浙江、江苏、福建的十三州和一军。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钱镠一直以“善事中国”和“保境安民”为国策。临终时，他又嘱咐子孙“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即在中国出现统一的形势时应迅速放弃割据。此后的四代吴越国王都遵循钱镠的遗训，始终没有称皇称帝，而是一直向中原的朝廷称臣纳贡。 在北宋发动攻灭南唐的战争后，李煜曾致书钱俶：“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吴越国丞相沈虎子也有南唐是“国之屏蔽”之说。但钱俶认清当时形势，不仅没有援助南唐，反而遵照赵匡胤的命令，派出大批精锐夹击南唐。南唐灭亡后，对于是否交出吴越国的疆土，钱俶也曾心存侥幸。978年，钱俶第二次去汴京朝觐时，曾经依附南唐的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向宋太宗赵光义献上了漳、泉二州的土地。钱俶又一次感受到北宋统一的巨潮不可阻挡，“不速纳土，祸且至”，最终决定“保族全民”，将“三千里锦绣山川”和十一万带甲将士，悉数献纳给中央政权，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一个强盛的割据王国与中央政权的和平统一。 二 李煜、钱俶对于国家统一的不同态度，使南唐军民、吴越国军民因而在生命、财产等方面付出了截然不同的代价。 为了抵抗宋军和吴越国军队的进攻，李煜几乎将境内所有成年男子都赶上战场。在形形色色的南唐军中，甚至有“以纸为甲、以农为兵”的“白甲军”。多次交锋后，暴骨于战场的宋军、吴越军士兵，特别是乌合的南唐军士兵不计其数。 南唐的百姓同样苦难深重。常州、润州等地的百姓都经历了被困孤城的灾难。金陵的百姓身处围城长达近一年。宋军攻城时，“四面矢石雨下，士民伤死者众。”由于长期被困，“城中斗米十千，死者相籍”，而更多的贫民则死于饥饿。到城破之日，尽管赵匡胤和曹彬都严令将士不得滥杀，但并未能制止杀戮。陆游在《南唐书》中写道，“王师既入建康，惟后主宫门不入。”除受到特别保护的李煜宫室外，金陵全城，不论是平民的蓬门，还是官宦的朱门，宋军和吴越军全都破门而入，进行肆意的抢掠直至残杀。南唐的勤政殿学士钱未率家人出逃，就被全家杀尽。乱兵还纵火焚烧梁朝时建造的高十余丈的升元寺阁，躲藏在阁中的上千名男女都在震天的哭叫声中死去。 李煜降宋后，江州守军仍未投降。被围数月后，宋军攻入江州，杀尽全城的男女老幼，“死者数万人，所略金帛以亿万计”。据说赵匡胤曾下旨赦免当地的军民，可惜在他的旨令到达的前一天，宋军已经屠城。 此外，李煜的顽抗还使珍贵的文化遗产遭到了浩劫。东吴、东晋与南北朝时宋、齐、梁、陈四朝都在金陵建都，城内外的六朝古文物、古建筑不可胜数。到城破之日，不知有多少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在战火中化为劫灰。李煜拥有万余件书画珍藏，其中有不少是三国时大书法家钟繇和晋代书圣王羲之的作品。城破前，李煜命令保管这批瑰宝的宫嫔：“此皆吾所宝惜，城若不守，即焚之，无使散逸”。城破时，李煜并未像他扬言的那样去赴火自焚，这批无价之宝却已永远灰飞烟灭。 由于和平统一，吴越国军民无一人死伤，也无丝毫的财产损失。宋太宗赵光义曾当面称誉钱俶：“卿能保一方以归於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新五代史》的作者欧阳修指出：“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乐。”北宋时曾任杭州知州的苏轼同样盛赞钱氏给吴越居民带来的福祉：“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明代的朱国祯更加明快地指出，钱氏“完国归朝，不杀一人，则其功德大矣”。在吴越国统治时期，时人对这个割据政权没有多少好感，并留下若干吴越国“重敛虐民”的记载。钱俶“纳土归宋”后，躲过一场战争浩劫的吴越居民感谢钱氏的功德，世代流传的都是钱王兴修钱塘江堤等利国利民的事迹，甚至有钱王射退钱塘江潮之类的传说。直到六百余年后的明代末年，人们仍可看到“吴越之民，追思钱氏，百年如新”的情景。 三 李煜、钱俶对于国家统一的不同态度，还影响了南唐国都金陵、吴越国国都杭州及其周边地区数百年的盛衰。 金陵有虎踞龙盘的形胜，是六朝古都，自三国时起一直是东南重镇。唐朝灭亡后，吴国与南唐先后建都金陵。经过两国近百年的经营，在五代十国的战乱岁月中，金陵及其附近地区仍维持了令人羡慕的繁荣。李煜便描绘过“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枝作烟萝”的南唐宫殿，回忆过春游上林苑时“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繁盛。然而，经过宋军对金陵城近一年的围攻，又经过城破时的烧杀，金陵及其邻近地区被战火摧残得千疮百孔。北宋时，欧阳修在途经金陵时便为当地的残破而悲伤：“金陵以后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同时期的王安石在词作《桂枝香》中所描的金陵也无六朝时的纸醉金迷，而只有“寒烟衰草凝绿”的肃杀气氛。此时，距北宋统一江南已逾半个世纪，但金陵仍未从这场兵燹中恢复元气。直到近四百年后明太祖朱元璋在金陵建都，这座古城才重现生机。 与此完全相反的是，受惠于和平统一，吴越国的都城杭州进入了长达数百年的空前繁荣时期。隋代之前，杭州（当时叫钱塘）只是个山中小县。在隋代，始建城垣的杭州城小民稀。到唐代，杭州发展为东南名郡，但其地位和名声远逊于金陵、苏州和越州（绍兴）等江南名城。五代时，由于吴城地区享有大约九十年的相对和平时期，钱氏政权又注重兴修水利，开垦荒地，使得吴越国的都城杭州日趋繁荣。到北宋统一时，长安、洛阳、扬州等盛唐时最繁荣的大都市全都残破不堪，金陵也因李煜的顽抗而遭受浩劫，只有杭州因和平统一又一次免遭战火的劫难。于是，北宋时杭州便名副其实地上升为“东南第一州”。当时词人柳永在词作《望海潮》中生动地描述了杭州“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羌管弄晴，菱歌泛夜”的繁华景象。 元代末年，中国再次陷入战乱。可惜的是，此时的杭州已无“保境安民”的钱氏政权。杭州遭受明军长达三个多月的围攻，居民死亡大半，它这才摘下天下第一州的桂冠。即便如此，“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早已深入人心，杭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已不可动摇。 四 李煜、钱俶对于国家统一的不同态度，也给他们本人及其后裔铸造了完全不同的命运。 宋军攻陷金陵后，李煜没有自杀的勇气，只得向宋军“跪拜纳降”。李煜合族三百余口都成了宋军的俘虏，并被押解到汴京。虽然宋军没有向赵匡胤行“献俘”礼，李煜仍经历了亡国之君经典的投降仪式：“面缚衔璧，群臣舆榇”。赵匡胤赦免了他，但又颇为侮弄地封他为“违命侯”，将他软禁于汴京。赵匡胤死后，宋太宗赵光义改封李煜为陇西郡公，使他从侯升为公，而且去掉了“违命”两字，但他阶下囚的身份其实并未改变。 钱俶归宋后受到空前的礼遇。赵光义“申誓于山河”，发誓永保钱氏子孙富贵。钱俶先被封为淮海国王，后改封为邓王等。对于抵达汴京的近三千名钱氏族人，赵光义让他们“文武自择其官”，被授予官职者有上千人，不少人出任或在后来升任节度使、观察使、将军、尚书直至当上宰相。钱俶之子钱惟演等还成了“尚公主”的驸马。北宋末年，在开封等地的钱王后裔已达上万人。因此，当时的人们都说，“忠孝盛大，惟钱氏一族，信为善之报不虚。”宋代灭亡后，后世的人们鉴于钱王的历史功绩，对其后裔仍很敬重。明代初年，钱王后裔、江西建昌知府钱克邦在办理税粮时有过失，可能会被朝廷处死。其子便带着唐昭宗李晔赐给钱俶的恕本人九死、子孙三死的金书铁券，去南京“诣阙自陈”。明太祖朱元璋召见了这个少年，对他说，“五代时天下大乱，各据偏方，尔祖能保两浙之民不识兵革。到宋朝来知太祖、太宗是真主，便将土地归附。尔之祖先忠孝好处，可延赏也。”朱元璋法外施恩，赦免了钱克邦，并发回已经查抄的田产家财。在清代，乾隆皇帝在迭次下江南时多次亲临西子湖畔祭祀钱王的表忠观等处，并在一首御制诗中称誉钱王“端因识时务，可以号英雄”，称誉钱氏子孙“勖哉钱氏族，百世守家风”。 《表忠观碑》，苏轼书于元丰元年（1078年）。1942年眉山行政督察专员陈炳光、眉山县长张玉阶、民教馆馆长夏眉寿、诗人陈秉哲等集残拓刻石。碑文是苏东坡在徐州知州任上应杭州知州赵忭所请而作。该文表彰了五代吴越王钱鏐一门"三世四王"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忠懿王钱俶降宋后，使江、浙一带"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为中国文化的南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百家姓》这本小册子中，钱氏排名仅次于皇姓赵氏，足见钱氏的地位。赵忭请求中央朝廷对钱氏宗庙加以修葺和管理，苏轼倅杭时早有同感，因而写下具有钱氏简史的雄文。对于这篇碑文，王安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誉为"三王世家"体，即司马迁的《史记》文体。此碑不仅成为文章轨范，书法也为后世喜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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