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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二十余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天朝人民似乎并没有比一穷二白时来得更开心，说明要重新评价在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人们的幸福感和国民收入的关系。 总的来说，中国的财富是比以前有所增加，但不包括中产阶级。至于其他阶层的人民，生活满意度似乎骤减。 这些趋势并不是对资本主义或经济腾飞的非议，但确实暗示了用经济指标来衡量幸福感的不足之处。“没有证据表明增长了四倍的消费水平导致生活满意度的增长。”经济学家Richard Easterlin在5月的科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中提到。 “没有证据表明生活满意度会得到预期的提升。” 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家Easterlin在1974年发表了他的论文《实证证据－经济增长提升人类生活？》，他发现，金钱能让人更快乐，但只是一点点。 一旦满足了基本的需要，生活满意度就随着收入增加而递减了，总而言之，金钱买不来快乐。 伊斯特林悖论，这是一个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强有力的例证（但它有点争议：有研究者认为些悖论有误，更精确的数据显示出收入和个人幸福感之间存在直接持续的关系。） 这项新研究收集了中国人的社会态度、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程度，和经济发展下的大型社会学实验。 在1990年到2010年间，总体国民生产四倍骤增，而从6份不同的自我报告幸福感的调查数据看来，没有发现与经济发展相应的幸福感提升，相反，在1990年到2000年间，在90年代个人满意度在总体上还大幅下降，直到最近才反弹。 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集中在最富裕的人群，调查结果显示这跟心理学关于不公平的研究吻合。人们似乎有怨恨的天性，即使在绝对值上他们的境况有所好转。 然而，Easterlin和同事们依据实际历史情况，而不是用心理学研究去解释中国的经验，他们说这种趋势跟当初欧洲共产主义衰落时的趋势一样。
从1990年到2010年中国平均生活满意度6项问卷调查。图片来自：Easterlin et al./PNAS 在所有案例中，经济增长（以GPD为指标）与增长的失业率和社会安全网的失落相呼应，这两者都对个人幸福感有着直接的负面效应。 “从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经验得出回归到社会主义和中央控制低效的结论可能会出差错，”Easterlin研究小组认为，“但我们的数据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政策上的指示：工作与收入的安全，加上社会安全网络，对生活满意度来说相当重要。”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家Wolfer认为，早期和1990年代的数据只来自一外调查——价值观调查，Wolfer说，早年在中国的价值观调查很大局限性和代表性偏差，主要代表的是富裕的城市居民，他还说，这些引用的结果被问卷上问题呈现方式所歪曲。 以无偏差、可重复的方式测量出个人幸福感是一件相当具有挑战性的事。 Wolfers说，“中国的情况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希望我们有恰当的数据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的解释是，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可靠满意度数据去得出任何结论。”根据Wolfers说所，他和Easterlin都认同两点——准确地测量幸福感很重要，和有他的困难所在，近年来，幸福感已经成为经济学家们的主流指标，作为GDP的补充指标。
Image: A shack in a Hong Kong wetlands park, with Shenzen in the distance. (Roger Price/Flickr) Citation: “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1990–2010,” by Richard A. Easterlin, Robson Morgan, Malgorzata Switek, and Fei Wa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09 No. 20, May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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