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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姑”是一位瘦弱文雅的年轻姑娘，那时只有二十二三岁，原名孔秀芳，后改名方兰。香港沦陷前在崇德学校当老师。方姑的亲生母亲，也因为游击队传送情报，被日军杀害了。 抗战胜利后，方姑和她的队友们回到各自的街区、工厂，继续各自的人生。当初举着白旗向日军投降的英国总督杨慕琦重返香港，复任总督。之后，港英当局每年都要举行光复纪念日，但是，香港人民坚持抗日斗争的历史被遮蔽，方姑和她的队友们，似乎在香港的记忆中消失了…… 方兰，香港市区抗日游击队队长兼指导员。 方兰，原名孔秀芳。1921年生于香港，毕业于崇德学校，以小学教师为业。1938年被选为香港儿童团总团长，同年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军占领香港后，撤离市区至新界，担任港九抗日游击大队女子队长、干部队长。1943年潜回香港，组建市区中队，战斗至日本投降。战后任中共香港大屿山区委书记。1948年，中共党组织调方兰至广东工作。1949年后，历任广东省妇联秘书长、副主任、主任。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1998年病逝于广州。  此照是方兰所存个人照片中拍摄时间最早、最年轻的一张。约摄于1950年广州，时年29岁，任广东省妇联秘书长，兼广东省总工会女工部部长。 母亲遇难 自从“方姑”在香港组织地下游击队以来，她无论去哪里，母亲总跟在身边，警惕的眼睛注视着前后左右，一旦有危险，母亲就会像母狮一样扑上去保护自己的女儿。 跟着女儿走过一两次，游击队长方姑常去的几个接头地点和人，母亲全都默记在心里。后来，方姑队长和几个联络点之间传来的消息、信件、情报等等，往往都由母亲——冯芝、冯妈妈，默默地来回传递。母亲是方姑也是市区中队最忠实可靠的交通员，是不在编的游击队员。这天，和往日一样，阿四挎着一只盛满了“中草药”的竹篮，来到了方姑的妈妈家。阿四是方姑家邻居的女孩，虽然十分诚实可靠，但母亲总认为她是个孩子，遇到繁重和危险的任务，阿四的角色就会由母亲自动代替。阿四从竹篮里提起一串咸鱼，“冯妈妈！这是阿芳姐孝敬你的。”放下咸鱼，急着就要走，说是要给药材铺去送药材。冯妈妈拿出几条咸鱼递到阿四手里：“回家去看看你阿爹，药材铺我去。”阿四知道拗不过冯妈妈，说：“那好，我一会儿就过来。方姑交待了，天黑以前一定要返回坑口。” 这一老一少，向来配合默契。她们说的“药材”、“药材铺”，全都心知肚明，无需多动唇舌。阿四提着咸鱼，母亲拎着草药，各自去了。游击队员伍惠珍家开的“伍记药材铺”，是方姑队长直接的联络点。中队部发给各地段各小组的指令、宣传材料或其它物品，各地段各小组向中队部报告的情报消息，都是在这“伍记药材铺”交接传递。这是游击队的核心秘密。 伍惠珍计算着日期，知道坑口“家里”今天要来人，坐在店里静静地等候。药材铺既按方配药，也收购药材。自从做了游击队的联络点，把收购业务改在了后店。 冯妈妈挎着竹篮来了。这时店里没有其他人，冯妈妈还是照规矩说：“伍小姐，乡下送药材来了。”伍惠珍应答：“冯妈妈，后店看吧。” 两人进了后店，伍惠珍把那些称作“药材”的草根树皮扔到一旁，取出一只油布包裹，放进柜子。又从柜子里取出几封信件，还有一张卷成“火柴棒”似的纸条，全都交给冯妈妈。伍惠珍指着那支“火柴棒”特别叮嘱：“送来的人说非常重要，要格外小心，搞不好要掉脑袋的。”冯妈妈将那“火柴棒”装进贴胸的口袋，把那些信件放入竹篮，又将那些草根树皮覆盖在上面，藏得严严实实。两人不动声色地交接完毕，伍惠珍将冯妈妈送出店来。 冯妈妈回到家里，伍惠珍叮嘱她的话音总在她耳边响起，“非常重要”、“要掉脑袋的”。她打定主意，找出一件夹衣，拆开一条缝，将那支“火柴棒”藏进衣服夹层，又找出两件旧衣服，全都放在竹篮里。 刚收拾停当，阿四回来了。冯妈妈用不可争辩的语气说：“今天我和你一起走。”天真的阿四乐了，“又想我阿姐啦？”冯妈妈笑了，“妈妈想女儿，犯法呀？”一老一少相拥着，高高兴兴地出门而去。 她们来到筲箕湾码头。这里多是一些贩运鱼菜柴草的民间小船，平常不检查。已经是下午时分，正是渔民菜农返回新界的时候。突然开来一队警察，由日本宪兵指挥，进行突击检查，任意没收物品。这种检查，实际上是他们搜刮财物的一种手段。有人塞给警察几张钞票就过去了。有些船只迅速离岸而去。日本宪兵朝海上乱打枪。码头上一片混乱。冯妈妈的心紧张地跳了几下。她很快镇静下来，已经来不及下船了。冯妈妈悄声对阿四说：“挡住我。”冯妈妈靠在阿四身后，从竹篮里掏出那些信件，迅速地撕碎了掷入海水中，然后挎着竹篮若无其事地站在一边。这时，一个印度“摩罗差”过来检查。这些印度人，受雇于日军，他们一般同情中国人，但也不会错失眼下这种发财机会。他把冯妈妈的竹篮翻检一遍，除了几件旧衣服没有其它东西。这个“摩罗差”知道中国人喜欢把值钱的东西藏在衣服里，他拎起衣服从上到下地摸索，搜出了那只“火柴棒”。冯妈妈正要掏钱贿赂“摩罗差”，一个日本宪兵从“摩罗差”手中夺走了那个火柴棒似的纸卷。乘着“摩罗差”向日本人报告，冯妈妈拉住阿四的手，低语交待：“你我不认识，你跟我一起走路，什么都不知道。”阿四望着冯妈妈，快要掉下眼泪。冯妈妈用力握了一下她的手，示意沉住气。 日本宪兵厉声喝问：“你的，干什么的？” 冯妈妈回答：“收估衣，做水客。” 宪兵手举着那小纸卷：“这个的，是什么？” 冯妈妈回答的理直气壮：“我收了旧衣服拿到乡下去卖，衣服里夹那么个小东西，我怎么知道？” 日本宪兵命令“摩罗差”把冯妈妈带走。“摩罗差”指指阿四，冯妈妈抢着说：“她只是和我一起走路，不相干的。”日本宪兵喝道：“通通带走！” 母亲和阿四被捕了。 这一天，是1944年3月17日。 傍晚，方兰坐在坑口海边的礁石上，等待交通员阿四由市区归来。随着夕阳西沉暮色渐浓，她的心情越来越焦急，胃部愈来愈疼痛。长久以来，环境残酷，安危无常，身心处于紧张状态，患上了神经性胃炎，一紧张胃就痛。天已经全黑了，月光映照着海面，船已全部靠岸，海面上空荡荡的再也看不见划动的船只，喧哗的码头也渐渐寂静，可是没有阿四的踪影。 方兰凝神端坐在礁石上，夜色中像一座雕塑。海水轻轻地拍打着礁石，溅起的水花落在她的身上，她全然没有感知，脑海中翻腾着各种各样可能的设想，又一个一个地推翻。不，阿四是个听话的孩子，是个守纪律的交通员，她一定会按规定当日返回。可是，黑黢黢的夜晚，静悄悄的海滨，仍然没有阿四的踪影。 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方兰心中不可遏止地升起。 游击队员陈佩雯轻轻地来到方兰身旁。 坑口归来的船家相告，今天下午在筲箕湾码头，日本鬼子抓走了两个妇女，一老一少。是啊，是她们了，母亲和阿四。 方兰和陈佩雯，谁也不愿说出口。两人静静地坐在海边，等待天明。 天刚蒙蒙亮，船艇开始出港了。方兰要陈佩雯留守，她一人到市区去作应急安排。陈佩雯第一次违抗命令：“不行，万一你……”下面的话“出事了”她没有说出口，“我向大队怎么交待。今天我一定得跟着你，要死我和你一起死。”方兰为自己的战友感动，但她还是批评阿雯：“又犯幼稚病，我们还没到死的时候。要死也得法西斯先死。”阿雯坚持要与队长方姑同行，方兰只好答应。 两位客家女登上一艘渔艇。由坑口至香港，小艇行约二小时，她们从筲箕湾上岸的时候，太阳刚从海面上升起。湾仔大道东101号，也就是方兰的家门前，站着两名荷枪的警察。两位客家女低头从门前匆匆走过。她们去了“伍记药材铺”，去了和中队部直接往来的各个联络点。 方姑得到证实，在母亲和阿四被捕二三个小时之后，宪兵从海军制船所抓走了提供情报的游击队员张咏贤。伍惠珍交给母亲的那只“火柴棒”，正是关于日本海军制船所的一份重要情报。宪兵截获了这份情报，根据内容和笔迹，按图索骥，追查到海军制船所绘图室，随即逮捕了张咏贤。 方兰当即指令各地段各小组，改变联络路线，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 之后，方兰来到妹妹阿娥的家，陈佩雯寸步不离地跟着她。阿娥抱着姐姐哭了起来，“阿姐！妈妈……”阿娥告诉姐姐，昨天下午警察来通知，母亲和阿四暂时关押在筲箕湾区役所，等候宪兵部发落。阿娥给母亲去送饭，母亲让阿娥告诉方兰：不要管她，她不会做对不起自己女儿的事。 方兰在心里谴责自己，是她把母亲带入了危险的境地。 阿娥从痛苦中清醒过来：姐姐！你快走！日本人昨天就到家里去搜查过了，现在还派警察守在家门口。 方兰和陈佩雯回到坑口，立刻放弃杂货店，撤回槟榔湾去了。 游击队员“大头九”提出了营救母亲的方案。关押母亲的区役所后面有一条沟渠，渠内有流水通往海边。可以摇一条小艇进去泊在区役所楼下，游击队从区役所冲上楼去，将母亲用绳索从楼上吊放在小艇上，小艇就可以迅速划到海上。“大头九“说，他已经划着小艇从海边沿沟渠实验过，在区役所四周查看过几回。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只等方姑队长一声令下，今天夜间就采取行动。“大头九”拍拍腰间，“家伙我都带着。”自从母亲被捕二三天以来，方兰不能吃饭不能睡觉，心急如焚。母亲正在受敌人折磨，听说已经用过电刑，让狼狗惊吓。母亲正在为她受难，她多么想冲进去救出母亲。方兰担忧，万一从母亲和阿四那里泄露了什么，市区中队就会全军覆没。她迫切地期盼母亲早一天安全归来。她听完“大头九”的营救方案，本能地握起她的左轮手枪，不假思索地喊一声“走！”带着“大头九”直奔茶果岭。过海到筲箕湾，沿着“大头九”所说的那条沟渠，直接到了区役所后面。这时，方兰的心态已经趋于平静，仔细地观察着楼上的每一个窗口。有一个窗户钉着铁条，想必那就是关押母亲和阿四的房间。区役所没有正式牢房，方兰再到区役所正面去观察，门口有两个“摩罗差”站岗，还有两只狼狗守着，不时地向过往行人狂吠。楼上走廊有日本宪兵来回走动。 方兰冷静了下来：解救行动肯定会被敌人发觉，只有以死相拼。一旦行动失败，那将是市区中队整体的消亡。我有这样的权力吗——为了营救自己的母亲？“妈妈！”方兰在心中呼唤，“以更多其他人的生命来救您，妈妈！您同意吗？”方兰多么希望母亲此刻出现在那个窗口，让她瞧一眼妈妈！方兰似乎看见了母亲的笑容，听见母亲在说：“我懂，秘密。”方兰向“大头九”打出“撤”的手势，离开了区役所。 几天之后，阿四被释放回来了。在槟榔湾，阿四抱住方姑一场大哭。慢慢平静之后，讲述了这些日子在牢里的经过。 从被捕的那一刻起，母亲就再三交待阿四，互不相识，互不相干。后来，无论什么人什么时候审问，阿四都一口咬定，做出傻乎乎浑然无知没有干系的样子。日本鬼子从始至终逼问母亲一个问题：那只“火柴棒”是谁给你的？你要把它交给谁？母亲从始至终就一个回答：我收估衣收来的，拿到乡下去卖，哪晓得衣服里夹着那么个小纸棍？不是你们搜出来，我还不知道哩。母亲蛮有理，说话语气总是占上风。日本鬼子牵来狼狗对着母亲嗥叫，震慑母亲的神经，企图让母亲在神经崩溃的状态下再说出什么。母亲抱着脑袋侧转身躲在墙脚，任你怎么疯狂嗥叫再也不理睬。有一次上电刑，一通电，母亲就晕了过去。醒过来还是那个说法。有一次，日本鬼子问母亲，那张纸上写的什么？母亲回答的更好：我不识字，我怎么知道？纸在你们手上，你自己看呀！审了多少回，结果都这样，他们真拿老太太没办法。前天，母亲和阿四被带到宪兵部，和被关在那里的张咏贤互相指认。阿四看见张咏贤猛一吃惊，母亲暗中捣了阿四一拳。宪兵问，你们认识吗？母亲抢着回答，不认识。宪兵又问，见过吗？母亲走到张咏贤面前，做着辨认的样子，拉住咏贤的手轻轻一握，说，我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张咏贤和阿四互相都说不认识，没见过。宪兵把她们三人关在了一起。宪兵一走，三人紧紧地靠在一起。母亲抚摸着咏贤，察看她身上的伤痕。张咏贤说，他们审问我，我就是一句话，不知道。他们就用皮鞭抽我，我还是不知道。母亲和阿四忍不住掉下了眼泪。母亲说，我们进来了，不能再连累外面的人。咏贤说，冯妈妈，你还记得吗，去年冬天的那个晚上，在我家里，方姑领着我们宣誓，我是对天发过誓的。那天晚上，母亲一直守候在门外。 第二天，她们三人被带到宪兵部接受审问。和以往不同的是，除了宪兵队长，多了一个穿着海军制服的日军官佐。无论怎么审问，阿四还是那个谁也不认识谁也不相干的傻丫头。无论问什么，张咏贤都回答一句“不知道”。宪兵队长恼羞成怒，用日语吼叫，张咏贤回敬一句：“上帝会惩罚你们的！”再也不说话，保持沉默。审问母亲，母亲还是那句回答过多少遍的话：“我是收估衣的，拿到乡下去卖……”宪兵队长拍打桌子，探出半截身子逼向母亲，气势汹汹地问：“老太婆！你到底是什么人？”母亲感到莫名其妙，这还用问吗：“我是中国人啦！” 母亲冯芝和咏贤姑娘，由宪兵部移交给了驻港日本海军刑事部(即军事法庭)，阿四被释放。 这以后，母亲和张咏贤被囚于香港赤柱监狱，不准探视。她们在狱中的情况，无从得知。也没有任何消息由狱中传出。 日本海军刑事部，最终对冯芝、张咏贤强加“间谍罪”，判处死刑。 1944年6月22日，60岁的母亲冯芝，19岁的咏贤姑娘，在香港加路连山，遭日军枪杀。 人们记住了，她们俩面对日本法西斯，各自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张咏贤说：“上帝会惩罚你们的！” 冯芝说：“我是中国人啦！” 方兰没有哭。她把眼泪藏在心内。她不能去安葬自己的母亲。日本特务正在寻找冯芝的女儿、抗日激进分子孔秀芳。“孔秀芳”作为符号已不复存在。有一位“方姑”，领导着港九市区游击队，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抵抗活动。 作者附记 抗战胜利之后，港九独立大队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编入华东野战军。由于人员总数有一定限额，市区中队仅有黄扬声等数人随军北撤。方兰和大多数队员仍然在香港各谋职业，各自生存，与普通市民无异。 本文的主人公“方姑”方兰，抗战结束后仍在香港以小学教师为职业，担任中共香港大屿山区委书记，从事地下党活动。1948年，中共党组织调方兰到广东工作，从此离开香港。新中国成立后，方兰历任广东省妇联秘书长、副主任、主任，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上世纪80年代，在香港西贡区民间人士和旅英香港同乡的捐款资助下，一座“烈士碑园”终于在风景秀丽的西贡轩竹湾落成。挺拔而又庄严的“抗日英烈纪念碑”，在民间留下永久的记忆。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大典。方兰和原港九大队、市区中队的老战友们，集体赴港观光。方兰徘徊在烈士碑园，仿佛又听到了母亲的声音：“我是中国人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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