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教育

“感动中国”为什么感动不了我

王海燕

　　看“感动中国”的时候还在家里过年，节日的喜庆一下子从吃喝玩乐的层面上升到了精神洗礼的高度。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向来泪腺发达，我也不例外，边看边稀里哗啦为纸巾生产商贡献销售额。

　　这种精神史诗的磅礴往往让人产生一种类似于畏惧的谦卑，其实刚刚看完今年的这档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哭完了，崇敬完了，感叹完了，我就满足地带着自己被洗礼得干干净净的灵魂去睡觉了，我觉得我不是没有感动，但是，似乎也没有那么感动。

　　一开始我是不敢承认这种“不那么感动”的感情的，一是因为节目的内容本身所表现的震撼性，二是因为人人都在感动。一般来说，我们敢于对那些明显的邪恶和不公表示自己的勇敢的逆潮流而动，但基本上不敢表现出对这种正面道德力量的丁点怀疑。我们大方地嘲笑焦点访谈的越来越主旋律，以示自己的犀利和正直，却不敢去思考一下到底是自己麻木导致了不感动，还是节目本身隐藏着某种让人不感动的东西，因为这直接指向我们真的没有感动。承认自己不高尚不过是表示不稀罕仰视的目光，但连对别人的高尚都不感动的时候，那简直就是穷凶恶极，罪无可恕，禽兽不如了。

　　我没有那么感动，又不想承担“穷凶恶极”这样大的罪名，我觉得我要为自己狡辩一下。

　　在2012年的“感动中国”中，仅仅支教一项就占去了两个名额，还在节目末尾特别回播了白芳礼老人的视频。三个事迹不止飚的现场嘉宾的眼泪哗啦啦泛滥，恐怕全国电视机前也没有几个观众没有泪目涟涟的。

　　当时候我只顾哭鼻子去了，后来我才惊觉，1987年经济刚刚起步，白方礼老人需要以个人的极大牺牲去资助一些孩子完成基础教育，这比较符合常理，但到2012年，一些地方的幼儿园都天价收费了，一些地方的学校都贵族化了，怎么还有那么多的孩子需要阿里木和胡忠们以近乎圣人的崇高帮助。

　　当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建设失败到十几年不变地需要这种个人牺牲时，能证明的除了政府的失职外，似乎实在不多，毕竟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显得那么偶然而微弱；同时当一个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在最艰苦地区的老师每个月只能拿到300块的时候，最能证明的也只是这个国家对它的公民的极大冷漠。

　　当然，“感动中国”也并不是毫无意义。比如如果我们看到一所北京正规小学和甘肃最偏远地区某小学的设备对比时，我们会立即愤怒地指责政府，义愤填膺，但当我们看到的是“感动中国”人物的崇高奉献时，我们只会哗啦啦流着眼泪感叹社会道德风气的良好发展。这不光巧妙转移了我们关注政府失职的视线，还让我们在意识层面构筑了一道社会主义河蟹气象。

　　同时，这种超乎正常人的道德力量在节目中表现出来一般都是神的面孔和高度，神的高度意味着什么呢？比如说吧，邓飞做免费午餐似乎轻松多了，该怎样生活还是在怎样生活，大家也都可以尽自己的力量帮着推一把，于是政府的免费午餐出来了。

　　但是这种仅仅只是人性的似乎很微小的帮助，让人觉得不以为然，更让cctv不以为然，正如感动中国节目组后面接受新闻调查的采访时说的那样：“泪点，泪点，一定要有泪点。”很明显，我们无论如何不会因为邓飞掉一滴泪。我们为白方礼老人的穷苦流泪，为阿里木的乐观流泪，为胡忠夫妇的牺牲落泪，我们的灵魂在洗礼中更干净了，我们震撼，热血沸腾，为自己的眼泪满足而欣喜。然后呢？洗洗睡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