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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青铜剑的来源
段渝：商代中国西南青铜剑的来源 分类： 历史考古（资料） 【作者简介】段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71。
（一）
剑是古代中国最常用也是最普通的兵器之一，中国古代从青铜剑制作到铁剑制作的发展历程，是在先秦时期完成的，而钢剑制作也是从先秦时期开始的。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学上还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有剑的形制，先秦秦汉文献对于剑的记载也是周代及以后，而以春秋战国秦汉为盛。这一事实表明，在中国古代史上，剑这种近距离短兵器的出现，是从制作青铜剑开始的。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基本没有异议。
对于中国古代青铜剑的起源，学术界长期以来认为是在西周时期，①通常把1956-1957年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中出土的一把剑身为柳叶形的青铜短剑作为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剑。[1]后来，由于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出土的青铜剑的形制来源于山西保德县林遮峪，[2]而这种剑型与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出土的柳叶形青铜剑有所不同，于是学术界又认为这两种短剑都是殷周时期一些少数民族的兵器，[3]前一种具有西南地区文化的特征，[4]后一种则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5]
至今，关于柳叶形青铜剑在中国出现的最初年代是在商代这一点，学术界的看法已基本趋于一致，但关于柳叶形青铜剑在中国的最初出现地域或发源地，却存有相当争议，有的认为起源于陕西，有的认为起源于中原，有的认为起源于四川，迄无定说。不过多数学者认为柳叶形青铜剑的发生地是在中国，却是分歧当中的一致。
不久以前，有学者对于中国商周时代柳叶形青铜剑的来源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卢连成先生在《草原丝绸之路——中国同域外青铜文化的交流》一文中，指出青铜剑在西亚杰姆代特文化出现的年代为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2900年，是当时普遍使用的短兵器，认为中国的柳叶形剑可能受西亚杰姆代特·奈斯文化及后来的苏美尔—阿卡德(Sumer-Akkad)青铜文化的影响，经伊朗高原传至中亚、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6]林梅村先生赞成这一意见，并且在《商周青铜剑渊源考》一文中，进一步认为柳叶形青铜剑是由印欧人于公元前2000年迁徙到罗布泊和哈密盆地时随同带至，并认为“剑”是吐火罗语月氏方言，在陕西长安张家坡、贺村，甘肃灵台白草坡，以及北京琉璃河等地西周早、中期墓中出土的柳叶形青铜剑，应是周人所接受的北方草原文化影响所致。[7]这一新观点的提出，显然使原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本文从中国西南与中原和北方系青铜剑以及与印度和近东青铜剑进行概略比较的角度，对中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来源问题进行初步讨论，以就教于海内外专家学者、博学通人。
（二）
迄今为止考古学提供的一个基本事实是，陕西长安张家坡、贺村，甘肃灵台白草坡，以及北京琉璃河等地西周早、中期墓中出土柳叶形青铜剑，在中国境内既不是时代最早的，也不是发现最多、最集中的。早于上述出土西周早、中期柳叶形青铜剑的地点，是在中国西南的古蜀文化区，这里早在商代中晚期就有了这种剑型。
典型的蜀式青铜剑是柳叶形短剑，其特征是扁茎、无格、剑身呈柳叶形、剑茎与剑身同时铸成。这种剑可分两类，一类剑身较宽而薄，中起脊，两侧有血槽，剑基多浅刻虎纹和巴蜀符号；另一类剑身较窄而厚，不见纹饰符号。这种剑型，学术界一般称之为“巴蜀式柳叶形青铜剑”。不过，从这种柳叶形青铜剑的发展演化序列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后一类的形制不但在出现年代上早于前一类，而且在造型和工艺上都显得较为原始。因此，前一类剑应当是从后一类剑演化而来的。后一类剑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主要分布在古蜀文明的中心地区成都平原，前一类剑则主要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广泛分布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和渝东长江干流及其周围地区。很明显，在西南地区巴蜀文化区，成都平原是柳叶形青铜剑的使用和传播源所在。
关于成都平原的巴蜀式柳叶形青铜短剑的起源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看法颇不一致，或认为起源于中原，或认为起源于陕南。这些认识，主要是基于过去柳叶形青铜剑在巴蜀地区发现的年代不早于春秋，而同样或类似的剑型在陕西宝鸡茹家庄、竹园沟，长安张家坡，甘肃灵台白草坡，以及北京琉璃河等西周早、中期墓葬内有一定数量的发现。[8]但是，由于近年考古发掘的新进展和新材料的不断出现，使这种认识已有重新研究的必有。
1986年春，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相当于商末周初的地层中，出土1件柳叶形青铜剑，长24厘米。[9]同年夏在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内出土1件柳叶形玉剑，扁茎、无格、茎上一圆穿，残长28厘米，[10]年代相当于殷墟一期。1985-1989年在成都市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发掘中，在第12层出土1件青铜剑，剑身呈柳叶形，中起脊，扁茎、无格、茎无穿，残长20.2厘米，年代为晚商。1990年在成都市十二桥新一村晚商地层内又出土1件柳叶形青铜剑，残长20.9厘米。[11]这几件柳叶形青铜剑，不仅年代早，而且形制原始，尤其是成都十二桥和新一村所出，茎上无穿，应是这种剑的早期型式。这表明，无论从年代还是从形制上看，成都平原出土的柳叶形青铜剑，均早于宝鸡、长安等地所出同类剑。由此可见，柳叶形青铜剑的最早使用地应在成都平原古蜀地区，其年代为商代晚期或更早。
在古蜀文明辐射圈内的西南夷道上的四川西昌大洋堆，出土1件时代相当于商代的匕首式柳叶形青铜短剑。②这种形制的青铜剑，不论在西亚还是小亚细亚地区，都是青铜剑比较早期的形制。在云南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中，青铜剑亦是仿自古蜀柳叶形青铜剑，其不同点仅在于滇式剑的剑茎呈扁圆形，而蜀式剑是扁茎。[12]贵州赫章可乐战国墓葬以及威宁中水汉墓内出土的青铜剑，[13]则完全是对古蜀柳叶形青铜剑的改装。
古蜀文明区内柳叶形青铜剑的发现，年代既早，数量亦多，分布也很集中。从时序上看，在商代晚期，柳叶形青铜剑主要是集中分布在成都平原；商周之际和西周时代，柳叶形青铜剑主要是向北发展，延伸到陕西南部；春秋战国至西汉早期，柳叶形青铜剑陆续而且呈连续性地向四川盆地东部地区以及四川西南地区和云南、贵州等西南夷地区辐射，成为西南地区最主要的青铜剑剑型。
（三）
四川盆地青铜兵器的组合，常常是戈、矛、剑、钺配套使用，这在考古发现的巴蜀墓葬里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其中的剑为柳叶形，钺为銎内。蜀式青铜钺可约略分为直内和銎内两类，直内钺刃部外突近半圆，銎内钺圆刃，身近斧形，这两类青铜钺均不见于商文化，它们在成都平原古蜀地区出现的年代均为商代晚期，两者之间不大可能具有演变关系，但銎内钺的演变脉络较明显。西周以后，蜀式青铜钺均为銎内钺，直内钺已不见使用。
商代考古中，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青铜扁内斧（钺）不与青铜剑形成兵器组合。这个现象说明，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地区所发现的青铜扁内钺和柳叶形剑，不是一同（成组合配套）在当地发生、发展并配合使用的，二者应分别发生在不同地区，并且不是作为作战武器功能的系统配置来使用的。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车战使用长兵器，短兵器并不适用，所以夏商时代黄河流域几乎不见青铜剑，这是与当时的战争形式和环境相适应的。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铜钺为直内，有的学者认为是经过改装的近东战斧。③二里头的直内钺不与剑同出，这是因为当时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还没有青铜剑的使用，说明斧与剑在黄河流域的开始行用，不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不具有共时性，仍然表明斧、剑二者的来源不同。
西南地区古蜀柳叶形青铜剑与銎内钺组合配套使用，銎内钺为砍劈武器，其功能与斧相同，仅形制稍异，古蜀銎内钺的钺身尤近斧形，在有的地方出土的斧和钺，形制几乎完全一致，区分不出哪是斧，哪是钺。仅从这两类兵器的组合看，古蜀与中原的兵器组合确有不同，分别属于不同的武器系统，有不同的渊源，尽管二者存在交流关系。[14]由此可见，古蜀柳叶形青铜剑与銎内钺的组合配套使用，显然不是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传入的。饶有兴味的是，近东地区的柳叶形青铜剑常与管銎青铜斧形成青铜兵器的组合，古蜀的这种情况与近东文明非常近似，应是通过南亚和中亚地区引入的近东文明因素（详后）。
有的学者认为，西南地区的柳叶形青铜剑滞后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是所谓文化滞后原理的体现。其实不然。大量考古发现已经证实，古蜀柳叶形青铜剑出现的年代比中原黄河流域早，黄河流域的柳叶形青铜剑出现在西周早期，而古蜀的柳叶形青铜剑出现在商代晚期，并且古蜀柳叶形青铜剑不但连续使用的时间很长，从商代晚期直到战国秦汉，而且在出土柳叶形青铜剑的数量上，也是最多、最集中的。同时柳叶形青铜剑与銎内钺也是长期组合，直到战国秦汉。古蜀柳叶形青铜剑的这种发展情况充分说明，它是一个具有自身连续性和系统性的文化传统的存在、发展和延续，而这是所谓文化滞后说所不能解释的。
为什么古蜀人会使用青铜剑这种兵器呢？这与这种剑型的功能和古蜀地区的环境有关。古蜀地区的中心是成都平原，向西据有四川西部高原，并且向四川西南山地和云贵高原扩张。在古蜀时期，尤其在春秋时期开明治水以前，成都平原森林密布，沼泽众多，古蜀人在没有进行车战的情况下（迄今考古学上还没有发现古蜀人使用战车的遗迹，历史文献同样没有古蜀人使用战车的记载），作战时使用短兵器，便于在森林中格斗，不但便于携带，而且便于近战。且短兵器不但是轻型武器装备，还可以进行中距离投掷，适合于在密林和山地作战，四川峨眉符溪、成都市罗家碾和成都市三洞桥青羊小区曾出土过带鞘的短小柳叶形青铜双剑，就是用于遥击的飞剑。[15]长兵器则适合于在平原和沼泽地带作战时使用。古蜀墓葬出土的青铜兵器，往往是长短配合，成组成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应环境的结果。所以，古蜀较早引入青铜剑，这是由它的需要所决定的，这就是古蜀之所以不车战、不骑战，却较早引入短兵器的原因之所在。这与商代中原车战适合使用长兵器而不用短兵器的情况完全不同。
在黄河流域尤其华北大平原上进行车战或集团作战，十分适合杀伤力很强的重型武器长兵器的施展，短兵器则完全不适用，所以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所发现的商周兵器，基本上是戈、矛等类长兵器。《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东伐商纣王时在商郊牧野举行的誓师大会上说：“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他所举出的这几类兵器，是当时最普遍使用的作战武器，全都是长兵器，恰恰没有剑一类短兵器。这就充分说明，商代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所使用的兵器，基本上都是长兵器，这与考古资料所显示出来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四）
柳叶形青铜剑的起源，其实也并不在中国西南古蜀地区，因为在古蜀地区迄今没有发现它的起源发生序列。相反，柳叶形剑在古蜀地区一经出现，就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剑型。这种情况表明，柳叶形剑是外来的剑型，是古蜀吸收其他文明的成果，而不是古蜀自身的发明。
从考古资料分析，柳叶形青铜剑发源于安那托利亚文明，时代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稍后在近东文明，继而在中亚文明中大量出现柳叶形青铜剑，到公元前三千纪中期，柳叶形青铜剑出现在印度河文明中，这种剑型在印度地区一直流行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中国西南地区出现这种剑型，时当商代晚期，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从柳叶形青铜剑的发生、发展、分布及其年代等情况来看，中国西南地区这种剑型，应是从古代印度地区传入。
在南亚印度河及恒河流域青铜文化中，既有柳叶形青铜剑，又有管銎青铜斧，它们显然来源于中亚地区。而在中亚西部的马尔吉那青铜文化和伊朗的卢里斯坦青铜文化及尼哈温德青铜文化中，柳叶形青铜剑均与管銎青铜斧并存的现象，又来源于近东文明的传统。在中国西南的青铜文化中，呈柳叶形剑身的青铜剑是使用最普遍的青铜兵器，尤其是古蜀地区，柳叶形青铜剑常常与銎内钺一道形成通用的兵器组合，但在古蜀地区却无法找到它们起源于当地的遗迹。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它们极有可能是通过南亚地区引入的中亚、西亚的青铜文化因素。这与古蜀三星堆文化青铜雕像文化因素是经由南亚吸收采借的近东文化因素的情况，[16]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在年代上也大致同时。
在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发现的柳叶形青铜剑，均为扁茎、无格、剑身为柳叶形，剑茎与剑身同时铸成，剑身有宽而薄与窄而厚两种。从形制上观察，印度河文明的青铜剑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形制。出土于Chanhudaro、Nal、Surkotada等地属于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的几件哈拉巴(Harappa)文化短剑，扁茎、无格、剑身较薄，呈较宽的柳叶形，长12-20厘米不等。在上述地点出土的另一类柳叶形剑，剑身较窄，较厚，中起脊，在剑基处有二圆穿，长30-35厘米。前一类与古蜀柳叶形青铜剑极为相似。很容易判断，两者之间一定具有同源的关系。
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青铜文化，时代在公元前27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这个时代，正是古蜀三星堆青铜文明从发展走向鼎盛的时代，也是古蜀柳叶形青铜剑初现的时代。由此看来，古蜀地区的柳叶形青铜剑这种剑型，应当是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引入，而古蜀人在古蜀地区自己制作的。
从考古学上看，早在旧石器时代，印度北部、中国、东南亚的旧石器，就具有某种共同特征，即所谓砍砸器之盛行。而后来在中、缅、印广泛分布的细石器说明，在细石器时代，中国西南与缅、印就有文化传播和互动关系。在东印度多处发现有肩石斧、石锛、长方形石斧、石锛、八字形石斧、长方形有孔石刀等，是中国西南常见的形制。[17]在东印度阿萨姆发现的一种圭形石凿，刃部磨在两窄边，这在四川西南如西昌等地是常见之物。[18]阿萨姆石器原料所用的翡翠，产在离中国云南永昌仅150公里的缅甸勐拱地区。阿萨姆地区的房屋建筑是干栏式，④这同样是中国西南尤其云南和四川常见的建筑形式，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就是典型的干栏式建筑。[19]
根据陈炎先生在《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中所引证的中外学术观点，[20]印度以东缅甸的现住民，不是当地的原住土著民族。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在史前时期从中国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迁入，其中的孟—高棉语族，是最先从云贵高原移居到缅甸的，这完全可能同有肩石器从云贵高原向缅印地区的次第分布有关。商代三星堆文化的大量白色海贝，来源于印度地区；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大批象牙的来源，也和印度地区有关系；古蜀和西南夷地区的“瑟瑟”(sit-sit)和“碧琉璃”（梵语beryl），亦是从印度引入的西亚产品。[21]其间的民族往来迁徙通道与文化交流传播渠道，正是柳叶形青铜剑从印度地区传入中国西南地区的路线，这就是为学术界所盛称的“南方丝绸之路”。
（五）
柳叶形青铜剑传入中国西南古蜀地区的可能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西亚、中亚经过南亚传入中国西南成都平原，另一条是从西亚、中亚经过阿尔泰地区或北方草原地区折而向南，通过甘青高原沿岷山山脉南达四川盆地，而后为古蜀所吸收。以下我们对此进行分析。
前一条线路，是从伊朗通过厄尔布士山脉与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地带进入南亚印度地区，⑤再从印度地区辗转传入中国西南，这条线路即是著名的“蜀身毒道”，亦即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商代已经初步开通，是一条以商业贸易为主的中西交通线，起点为成都平原，经云南，出缅、印、阿富汗至中亚、西亚地中海地区，是古代亚洲途程最长的交通大动脉之一。关于这一点，笔者已有专文讨论，本文不再赘述。[22]
后一条路线可能与中亚和阿尔泰地区有关。在中亚青铜文化中，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是广泛分布在中亚草原地区的一支青铜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其青铜武器的形制多承袭了中亚青铜文化中的柳叶形剑和銎内斧的传统。而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800年间分布在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文化(Karasllk Culture)，其柳叶形青铜剑和管銎青铜斧并用的习俗，一般认为是受到了安德罗诺沃青铜文化的影响。在阿尔泰山区所发现的青铜柳叶形短剑，很明显地是由卡拉苏克文化传入的。关于这一点，林梅村先生的看法是不错的。[23]但这条从中亚到阿尔泰山区的青铜文化传播带，是否在阿尔泰地区就折而向南，将这条线路向南延伸到中国西南方向了呢？
如果要从阿尔泰线路转向中国西南地区，那么就必然要通过甘青高原南下，这就是后来的丝绸之路河南道。从考古学文化上看，中国西南古蜀地区与西北高原甘青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发生了文化交往，四川西部高原历年所发现的彩陶显然与马家窑文化有关，[24]而从川西高原一直向南分布到云南的大量石棺葬等文化因素也来源于西北甘青高原。
从民族文化角度看，古代中国西南地区的两大主要民族集团中，氐羌民族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民族集团是来自于长江流域的濮越），他们与发源于黄河上源湟水析支（一作赐支）之地的古羌族在族源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古蜀王国的统治者也多与氐羌民族集团有关。[25]从交通上看，四川西部高原岷山山脉从来就是联系中国西部民族南北往还的重要走廊。
在交通线方面，古蜀西部地区主要有岷江河谷与川西北高原沟通，有岷江支流南河达于临邛、青衣（今芦山县），入西夷各地。又有“秦道岷山青衣水”，[26]入青衣河谷，折转岷山谷地，北至秦陇地区。史籍所载黄帝后代在此活动，便是明证。《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白水出蜀（山名，今西倾山）而东南流注江”，白水（今甘南白水江）即是联系蜀与武都（今甘肃西和县南）的重要通道。《尚书·禹贡》记载说：“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即指此而言。由甘青入若水（今雅砻江），再转渽水（今大渡河），又可入岷江下游，进抵蜀之腹心成都平原，亦可由若水达于绳水（今金沙江），再转入西南夷地区。这表明，在古蜀的西部地区，确实存在通往西北高原的交通线，这同时也是古代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走廊。
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根据这些交通和民族等方面的情况，就判定西南地区的柳叶形青铜剑是经由西北方面，从阿尔泰地区传入的呢？这还需要进行分析才能得出相关结论。
考古材料说明，来源于西北甘青地区的彩陶，虽然在四川西部高原岷江上游的汶川、茂县、理县等地有着点状分布，[27]但是既没有成为川西北高原文化的主流，也没有循着岷山余脉进入四川盆地。西北高原的石棺葬、陶双耳罐等典型文化因素，同样也是沿着四川西部山地南下分布，直达西南夷地区的。它们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四川盆地，更没有进入到成都平原。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呢？笔者认为，这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给以解释。
第一，西北高原的古代民族长期适应干寒气候下的高原畜牧业和粗耕农业生产方式，温暖、潮湿而多雨的平原气候对于他们来说，不论在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上都是极不适应的。
第二，以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为中心，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开始了城市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到夏代已经初步进入文明社会，到夏商之际形成了灿烂的古蜀三星堆文明，成为中国西部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并以其强势文化向周边地区作强劲辐射。而在这个时期，不论在四川西部高原还是在甘青高原的民族或族群社会里，都还没有诞生出文明，他们在古蜀文明强烈的文化与政治扩张面前，既不可能针锋相对，更不可能逆流而动，给古蜀文明以更加强劲的反向辐射，并强制性地进入四川盆地。
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西部民族及其文化就只能沿着四川西部山地，从西北甘青高原南下西南夷地区。所以，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西部民族及其文化因素从甘青地区向南一直到横断山地区的连续分布，而在四川盆地内自然也就很难发现它们的踪迹。因此，阿尔泰文化因素不可能从西北甘青高原经川西北高原岷江上游地区进入成都平原。何况在从四川西部高原到横断山地区的早期文化中，也没有发现来自于阿尔泰地区的文化因素。
至于西南夷地区的青铜剑，则不论在形制上还是在产生年代上，更与阿尔泰地区的文化因素谈不上任何关系，无法把它们与“北来说”联系起来。
从柳叶形青铜剑出现的年代及其形制方面，将古蜀与北方系青铜剑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完全相同的结论。前面已经说明，古蜀青铜剑的形制是扁茎、无格，剑身呈柳叶形，茎与身同时铸成。在成都市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内出土的蜀式柳叶形青铜剑，茎上无穿，是这种剑型的早期形制，在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内出土的1件残长28.2厘米的柳叶形玉剑，形制与十二桥青铜剑几乎完全相同，只是三星堆玉剑的茎上有一圆穿，这从短剑的发展演化顺序上说，应是晚于十二桥青铜剑的形制。这种情况还进一步意味着，柳叶形青铜剑之在古蜀地区的出现年代还应提前，即早于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的年代。我们知道，成都十二桥建筑遗址的年代为商代晚期。[28]那么，按照上面的讨论分析，柳叶形青铜剑之在古蜀地区的出现年代应当上溯到中商时期，与三角形青铜戈在古蜀地区的出现年代大致相当。[29]而北方地区所发现的中亚式青铜剑，年代一般在商末到西周初期。商代北方系青铜文化中的剑，剑身亦多呈柳叶形，但它们大多数或是曲柄剑，或是翼格剑，或是匕首式短剑，而且多在剑首处铸有动物形雕像。这几种剑型，都只是在呈柳叶形的剑身方面与古蜀青铜剑有某些相似之处，而在剑基、剑茎以及剑首等方面存在很大区别。从这些方面分析，二者的来源并不相同，这可以说是十分明显的。
至于阿尔泰地区的青铜剑，从现已公布的资料看，只能看到近年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征集到的1件的摹本。[30]据介绍，这件青铜柳叶形剑，全长22厘米、茎长14.2厘米、最宽处3.9厘米，把长7.8厘米。整个器形细长、轻薄，塔城市出土，现藏塔城市文管所。据分析，塔城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分布区，这件青铜剑的形制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柳叶形剑雷同。但是，仔细观察这件青铜剑的线描摹本，却无法断定它是一把剑，它的形制更接近青铜矛，而与青铜剑相去甚远。这种形制的青铜兵器，在西亚和小亚细亚地区的青铜文化中常常可以见到，均定名为矛而不是剑(sword)或短剑(dagger)。至于上世纪60和70年代先后在阿尔泰地区发现的其他几件“柳叶剑”，其实也很难确认是剑。据易浸白《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发掘简报》，在该墓出土的随葬品中，有4件铜镞，“有三棱或扁平棱形等式，后一种较大而又薄如铜片，极为罕见，可能不是镞”。[31]遗憾的是，该简报没有发表文物附图。有学者根据简报所描述的后一件铜镞的形制，判定它是“柳叶剑残片”，[32]其实这是没有多少根据的。这样看来，阿尔泰山区是否出土柳叶形青铜剑的问题，还需要根据实物加以重新认识，尚不能给以明确判定。据此，我们可以初步断定，不论阿尔泰地区还是北方草原地区的柳叶形青铜剑，在形制方面均与西南地区的古蜀青铜剑存在较大差别，所以很难把古蜀柳叶形青铜剑的来源同阿尔泰或北方草原青铜文化联系起来。
在西南夷地区，近年来确曾发现不少与北方草原青铜文化有关的器物，如鄂尔多斯式青铜弧背刀、环首刀等等。这些器物的年代，一般是战国至汉代，几乎没有春秋时期以前的器物。所以，根据在西南夷地区所发现的战国至汉代这些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因素，不可能把这些地方从史前至商周时期的文化同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和阿尔泰青铜文化联系起来。
由上可见，柳叶形青铜剑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出现，是成都平原古蜀人通过印度地区吸收采借的中亚、西亚文明的因素。它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出古代中国西南文明的开放性，而这与三星堆文化所包含的近东文明因素是完全一致的。
注释： ①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该报告称这件青铜兵器为匕首，其实应该是青铜短剑。 ②资料现藏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文物管理所。
③见卢连成《草原丝绸之路——中国同域外青铜文化的交流》，载上宫鸿南、朱士光编《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719页。据笔者在近东、小亚细亚和希腊等地博物馆所见，不论在两河流域、小亚细亚还是在希腊等古文明里，青铜斧除銎内类型的而外，直内类型的亦复不少。但中国黄河流域地区的斧钺自有起源，不必勉强去同近东起源说挂钩。 ④关于印度的考古资料，参见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1999年第4期。
⑤叶奕良先生在《“丝绸之路”丰硕之果——中国伊朗文化关系》（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250页）中说道：“由于海路不发达，东西方交通必须经过伊朗的厄尔布土山脉与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地带。这样，波斯人便逐渐掌握了中国与西方（罗马帝国）之间的贸易情况。”不论从中国西北还是西南转道中亚至西亚，均须经由此道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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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叶形青铜剑起源于公元前三千纪的近东文明区，这种剑型由西亚、中亚，从伊朗通过厄尔布士山脉与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地带进入南亚印度地区，再从印度地区辗转传入中国西南。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2期第175～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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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文档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8aafef01011ls2.html> 中国青铜剑的起源(图)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28日 12:06 中国国家地理网
中国青铜剑 鄂尔多斯地区出土了很多草原青铜器，其中就包括大量有鲜明草原风格的青铜短剑，众多考古资料显示，在东西方交流的路途上，草原地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接力棒”的作用。 特约专家 邵会秋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副教授 1965年冬天，在湖北省江陵望山一号楚墓中出土了一件国宝级的青铜剑，铜剑的主人就是因“卧薪尝胆”的故事而家喻户晓的春秋五霸之一――越王勾践。作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虽然埋藏了2000多年，却依然锋利无比。人们在惊叹古代工匠技艺精湛的同时，不禁想问中国什么时候开始出现铜剑、最早的铜剑又是什么样的呢？ 要想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就要了解一下中国铜剑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铜剑是一种近距离格斗的短兵器，主要由剑身和剑柄两部分组成，每一部位都有自己特定的名称。剑身前端称“锋”，剑体中线凸起称“脊”，脊两侧成坡状称“从”。剑柄又称“茎”，剑柄的末端称为“首”。剑柄和剑身之间护手称为“格”。 一般认为，从夏代起，中国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而且夏代出现了成熟的青铜礼器和武器，但奇怪的是，武器中却没有铜剑的影子。
到了商代，中原地区进入了青铜铸造的繁荣期，安阳殷墟出土的大量精美青铜器是其最好的证据。而商人最热衷于青铜礼器的制作，著名的“后母戊鼎”和“四羊方尊”就是这个时代的巅峰之作。然而商文化自身也没有铜剑，武器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青铜戈。但同时期，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铜剑已经广泛流行。目前中国境内考古发现中最早的一件铜剑，出土于上世纪70年代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1040号墓中。从伴出的器物看，这把铜剑的年代应该在商代早期。到了商代晚期，北方地区的铜剑分布范围和数量都大量增加，流行的铜剑剑柄大都略微弯曲，有较窄的一字形剑格，柄首往往做成兽头形或铃形，因此也被称为“铃首剑”和“兽首剑”。 到西周初期，中原地区的周人已经开始使用铜剑了。《史记?周本纪》曾记载，武王伐纣攻入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一说在河南汤阴县)时，纣王已经自焚而亡，武王“至纣死所，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与商代晚期北方地区的铃首和兽首剑不同，周人使用的是一种扁茎柳叶形铜剑，这种铜剑在周人的老家――关中地区以及分封的诸侯国故地都有发现，甘肃灵台白草坡、陕西长安张家坡、陕西岐山贺家村、北京房山琉璃河等地的考古发现中也皆有所见。
东周时期，整个中国都进入了铜剑制造的巅峰时期。中国北方、东北和巴蜀等地区的铜剑都得到了空前发展，仅近年在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墓地的发掘中，就出土了近百件铜剑。但如果从铸造水平来看，中原和吴越地区的东周铜剑就要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其中尤以吴越出产的铜剑最为上乘。《周礼?考工记》记载到：“吴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欧冶子、干将、莫邪等铸剑师，著名的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剑也都是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吴越地区。此时中原和吴越等地铜剑的形制也基本定型，不仅铜剑数量增多，剑体也加长了，《楚辞?国殇》云：“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足以说明长剑在这一时期流行的普遍性。但东周之后铜剑逐渐衰落了，到两汉时期已经完全被铁剑取代。
纵观铜剑的发展演变，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不同时期种类繁多的铜剑可能有多个源头。但如果要追寻最早铜剑的渊源，就不得不关注北方地区朱开沟遗址出土的铜剑和周人的扁茎柳叶形铜剑了。这两种铜剑也代表了中国最早铜剑的两个不同系统。 历史上，铜剑的产生应有着长期的孕育过程，而时代为商代早期的朱开沟遗址的铜剑很明显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铜剑形制了，这说明这种铜剑的起源要早于商代早期。类似的铜剑在境外的蒙古、俄罗斯的南西伯利亚等地都有发现，但遗憾的是年代没有早于商代早期的，也未见更原始的形制。所以朱开沟这类短剑的起源目前还没有更好的结论，但有一点可以明确，中国北方地区早期铜剑与蒙古草原和南西伯利亚等地联系密切。
而周人柳叶形短剑的最早来源目前学术界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周初扁茎柳叶形剑可能是由新石器时代晚期甘青地区的石刃骨短剑发展而来，但二者间存在着太长的年代缺环，目前这一观点还没有更充足的证据。也有人认为是来源于巴蜀地区，其证据是在四川成都十二桥遗址商代晚期文化层和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柳叶形玉剑。当然这些发现要比周人的柳叶形短剑早，但如果我们对比一下伊朗、西亚和东欧等地的资料就会发现，那里类似的短剑形制更加原始，年代要早得多。
其实早在1980年，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就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他将中国境内的发现与伊朗出土的铜剑作了对比，指出扁茎柳叶形短剑在中亚和西亚的编年都比中国早，所以说最早的扁茎柳叶形铜剑很可能是从境外传入的。
虽然我们目前还无法确切地指出中国最早铜剑起源地及其路线，但有两条对外联系的通道最值得关注，一个是绿洲通道，另外一个就是北方草原通道。绿洲通道实际上就是后来的丝绸之路。我们都知道汉代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但从考古发现看，早在青铜时代，丝绸之路的部分路段就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东西方文化冶金技术的联系发生的时间也非常早。而草原通道则是中国北方民族与其北部的蒙古高原、南西伯利亚等地人群联系的主要路线。 当然有些人可能觉得中国东周时期铜剑如此发达，最早的铜剑怎么可能不是当地起源的呢？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哪种文化之所以能经久而充满活力地不断发展，并不在于它一开始就先有了所有好的东西的胚胎，而是它能不断从其他文化中引进新的东西，在实际应用中进行检验、取舍和改进，中国铜剑的起源和发展的问题或许就应该从这种思路中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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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精湛的战国两色剑 是一柄战国时期的铸造精湛的楚国两色复合青铜剑，陈列在《古代战争馆》。它反映了当时的铸剑技术和作战方式，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该两色剑属柳叶形青铜剑，为刺杀短兵器，长480毫米。剑身前有锐利的锋，其两刃呈流线型。在前约1/3处收细呈束腰，以利穿透。中间有脊。剑柄较扁，又称"扁茎"。与众不同的是，该剑由剑脊至剑柄为浅草绿色的，而两刃部分又是深翠绿色的，显得非常漂亮。经过检测发现，这是一柄复合剑。剑脊和剑柄含锡量较低，有一定韧性，不易折断。而剑锋和两刃含锡量又较高，达到19%，提高了硬度，保持锋利，便于砍杀。铸造时，先用一种配方浇铸剑脊、剑柄部分，再用另一配方浇铸剑锋和两刃部分，并使二者紧密结合。于是，剑脊、剑柄和剑锋、两刃就呈现两种不同的颜色，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这是中国古代人民的重大创造，在青铜铸造技术上领先于当时世界上的许多国家。 两色剑是春秋战国时期激烈战争的产物。随着战争的发展，步战的规模日益扩大，次数愈加频繁。为了适应近体格斗的需要，各国纷纷改进技术，铸造良剑。越国的欧冶子为越王允常铸造了"纯钧"、"湛卢"、"盘郢"（或叫"豪曹"）、"鱼肠"、"钜阙"五口精良铜剑（《越绝书》）。吴国的干将、莫邪夫妇则铸造了以自己名子命名的"干将"、"莫邪"两口精湛的名剑（《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称霸南方广大地区的楚国，一方面通过战争缴获了吴、越两国大量的铜剑，供作战使用；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学习两国的铸剑技术。楚王还派人去请欧冶子、干将为自己铸造了"龙渊"、"泰阿"、"工布"三口高质量的剑（《太平御览》卷三四三）。楚国提高了铸剑技术，便立即为自己生产良剑。两色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精心制造出来的两色剑完全能够适应当时的作战特别是步战的状况。它坚韧的剑脊，能经受住兵器在格斗时的猛烈碰撞，而不断裂；而其坚硬锐利的锋刃，又能刺穿当时普通的铠甲，使"剑承其心"（《晏子春秋》），造成有效的创伤。这种在战国时期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兵器，在战争中可以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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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巴渝的青铜器时代 11-12-09 作者： 编辑：校方人员 青铜时代是指人类主要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时代。世界各地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不同，1万年前的西亚人就已经用自然铜制作装饰品。随着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最早出现的是黄铜，后来又加入了锡和铅，制作出硬度更高，更耐磨的青铜器，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成为当时的主要生产工具。 距今4000多年前的黄河流域就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在距今3000多年前中国的青铜时代达到高峰，我国各地区的青铜时代大体相当于历史上的夏、商、西周、春秋等时期。这时的古代巴渝地区才进入青铜时代不久，作为成都平原与江汉平原间交通走廊的巴渝，巴人在学习外来先进青铜文化和自行探索之中创造着充满神秘特色的青铜文化，其青铜器中发现有蜀、楚、秦等周边文化长期而明显的影响，又具有自身的明显特色。 历史文献中的巴国
巴族出现于何时我们还不知道，巴人并不是重庆地区的原住民。部分学者对一些甲骨文记载进行辨识，认为商代中期就已经有商王伐巴方的记载。而文献中最早的关于巴人的记载是在3100多年前，巴人参加了讨伐商纣王的战争，因功封爵，成为周朝的藩国。学者们推测这时的巴人居住在鄂西地区或江汉平原上。春秋时期巴国在与东边的楚国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中失败，大约于公元前六世纪被迫向三峡地区撤退，建立了现在为我们所熟知的巴国。而楚国的军队很快就追踪而来，巴国先后在现在的涪陵、重庆、合川、阆中四个地方建立都城，很可能就是在楚国攻击下一步步后退的反映。巴国的疆域也随着古代战争频繁发生而不断变化，大体上巴国最强盛时占据了现在的重庆和四川东部、贵州北部的部分区域。战国时期各国的扩张步伐加快，巴国很快就失去了大部分的土地，终于在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消灭。 廪君的传说 巴人来自哪里？谁又是巴人的祖先？这个让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至今也没有有统一的答案。流传较广的是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的廪（lǐn）君务相的英雄传说： 在远古时代的清江流域生活着五个巴族部族，为了部族的发展，首领们决定采用比赛投剑入洞、划土船的方式决定新的部族首领的归属。其中一个部族的首领务相在比赛中获胜，成为巴族的新领袖。 为了壮大部族的势力，他率领巴人向江汉平原迁徙，在一个叫盐阳的地方被一支母系部落拦住道路，这个部族的首领盐水女神爱上了廪君，夜晚来办，白天聚同族人拦路，试图以柔情打动我们的英雄。为了部族的发展，廪君假意感动，送给盐水女神一条丝带作为礼物，却借着丝带认出了混在族人中的盐水女神，进而吞并了盐水女神的族人。 廪君带领巴族走向强盛之路，因而在族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廪君死后组人们宣称廪君的魂魄化作白虎，继续守护着巴族，他们用人血祭祀白虎，希望得到廪君的庇佑。 巴人与战争
巴人长久以来都面临着强敌压迫和艰苦自然环境的挑战，抗争和奋斗一直伴随着他们的历程。 巴族自形成以来就和战争密切联系，可以说巴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巴族对外战争史。在巴人的青铜文化中，兵器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巴文化的特征在很多方面体现在兵器上，柳叶形青铜剑是最典型的兵器，这种剑薄而锋利，是近身搏斗的利器，彰视出巴人勇猛无畏的性情(图片三柳叶形剑) 柳叶形矛、圆刃亚腰钺（烟荷包形钺）也是巴人的典型兵器(图片四 圆刃亚腰钺)； 属于长兵器的戈、戟和远程攻击兵器的弓弩是受周围文化影响出现的兵器种类。有意思的是在巴人的兵器中最主要的是短兵器，长兵器和远程兵器的数量较少，而盔甲、盾这类防御兵器基本没有发现。千万不要认为巴人就是悍不畏死，只攻不守的“野蛮人”，其实巴人的防御兵器很可能就是《三国演义》中详细描述过的“藤甲”。它轻便、实用的特性正适合矮小、灵活的巴人身体特点。看到这些经历数千年的岁月洗礼还仍然保持着锋锐的利器，追忆当年金戈铁马、浴血搏杀的战争场面，所有人的心中无不涌起热血豪情。
在众多的巴人兵器中，錞(chun)于、钲(zhēng)这两种主帅用来指挥军队行动的乐器无疑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兵器了。
其实这类东西古今中外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左传》中记载曹刿(guì)告诉鲁国国君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的战争理论，表明了乐器在军队中不仅仅是用声音传递信号的作用，而且有着调动士兵情绪、鼓舞军队士气的作用，后一点对于提高军队的士气、进而增强战斗力起着重要作用。就这点来说，那些在十七八世纪的欧洲列强战争中吹奏着乐器迎着炮火前进的军乐手们不但不可笑，反而令人钦佩他们带着悲壮色彩的勇气。
断头英雄——巴蔓子
《华阳国志》记载，战国时期，巴国内乱，将军蔓子奉命向楚国借兵平乱，被迫答应送给楚国三座城作为代价换取楚国的军力。当平乱后楚国前来索要城池时，蔓子将军宁可用自己的头颅来谢罪也不愿损害国家的利益。楚王哀叹道：有这样的将军，还要城池干什么呢？
头可断而城不可得！这传颂千古的名句体现的不仅是为国家牺牲小我的忠勇，更体现了巴人的刚烈性格。巴蔓子属于传说或者事实已经不易考证，现存于较场口的巴蔓子墓里面到底埋葬着谁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巴蔓子所代表的精神激励着后来者，成为巴渝大地人民的精神象征。
巴地的民族
如同现在我们的国家构成一样，古代巴国也不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峡江地区复杂多变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巴人不可能象平原地区的国家一样存在大规模的聚落，峡江地区的人类势必分散成许多小的部族，在山林茂密、水流湍急的峡江里维持着部族的生存。 为了在不同的环境中生存，他们学会用不同的材料修建不同样式的房屋，制作不同的工具获取不同的猎物，因着不同的地理环境采取不同的埋葬习俗，即使是因对于自然的力量产生恐惧心理而诞生的图腾和宗教信仰也呈现着不同的面貌，上述的差别，促使着许多小的部族形成。 这些部族的文化特征和风俗习惯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最明显的就是铸在兵器上的虎、鸟、蛇等不同动物图腾代表着它们属于不同的部族,柳叶形剑上经常出现的虎造型传说是巴族的保护神廪君所化；这件人手持蛇造型的带钩就是崇拜蛇的巴人制作的。 商周时期峡江地区的陶器与铜器
商周时期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高峰时期，而同时期的峡江地区还处在较为落后的阶段，考古学家把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成为早期巴地遗存。
商周时期的峡江地区文化和同时期川西、鄂西地区文化很相似，都流行薄胎黑陶器，种类主要有小平底罐、高柄豆、灯形器、鸟头勺、带耳罐等。其中小平底罐是一种口很大、底很小的罐的称呼，高柄豆是柄部高达0.5-1米的盛器，而灯形器外形很像高柄豆却在柄中心有一个圆孔贯通上下。斝、盉、觚都是两种饮酒、饮水的器物。 商周时期的峡江地区文化和同时期川西、鄂西地区文化很相似，都流行薄胎黑陶器，种类主要有小平底罐、高柄豆、灯形器、鸟头勺、带耳罐等。其中小平底罐是一种口很大、底很小的罐的称呼，高柄豆是柄部高达0.5-1米的盛器，而灯形器外形很像高柄豆却在柄中心有一个圆孔贯通上下。斝、盉、觚都是两种饮酒、饮水的器。 在巴人进入峡江地区以前，这里虽然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但由于铜矿的稀少、铜器铸造的困难使得铜器的使用尚不普遍，除了少数上层人士使用青铜器，大部分的人还在使用石器和陶器作为工具和生活容器。由于技术的进步和审美水平的提高，石器和陶器的制作技术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仿铜陶器，如斝(jiǎ)、盉(hé)、觚(gū)等。 出土于巫山大昌，是目前重庆地区出土的最早的青铜器，它肩部有各三个对称的羊头和鸟形装饰，腹部装饰有夔龙纹，具有浓重的中原文化特征。有意思的事，这件青铜器并不是考古学家们在古代文化废墟上发掘出来的，而是在一场洪水之后在大宁河畔发现的。由于不是考古发掘出土的，没有同时出土的文物作为判断时代的依据，考古学家们只能根据他的形状、纹饰等方面推断它制作于商代中后期。学者们从它的制作工艺、造型等多方面分析，认为这件器物是本地铸造，代表了早期巴文化的青铜铸造工艺水平。由于种种原因，早期巴地遗存只发现了这一件青铜器，但从这件青铜器的制作工艺分析，早期巴地遗存属于青铜时代是毫无疑问的。 峡江地区的巴楚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巴渝地区呈现巴楚文化的特征。大约以现在的忠县为界，在忠县以东楚文化从早到晚由东向西发展，在忠县以西巴文化逐渐向西退缩。 甗是一种蒸食物的炊器，用途类似现在的屉锅，上半部分大口、深腹，用来放置食物，下半部分鼓腹，加水蒸食，腰部收束，加个箅（bi）子，承托食物，三足支地的设计，增大了器物底部和火的接触面积增多，加快蒸煮食物的速度。在战国时期的巴文化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器物——釜甑，外形和功能都十分相似，只不过分成上下两部分制作，箅子成了釜的底部，甑变成圜底，加上四个钉足。 忠县以东地区地区发掘出了大量楚文化墓葬，其墓葬规模往往大而深，工程考究多数墓壁涂抹光滑，棺木内外又仿佛用的膏泥或木炭，多数有大量随葬品，常见的是鼎、敦(dui)、壶等祭祀用器。 巴人的造型艺术
巴人是崇尚巫术的民族，每个小的部族都有自己的图腾，白虎、蛇、鸟、鱼、龟等图腾常常出现在巴人的器物装饰上，有的还和巴蜀图语组合出现，表达某种意义。随着巴人与周围国家的接触频繁，周围文化的器物在巴地逐渐流行，这些外来器物上的纹饰、造型也渐渐出现在巴人文物上。相对来说，巴人受楚文化的影响较大，巴人墓葬中出土的部分文物和湖北出土的楚文化器物没有太大区别。这件错金犀牛带钩就是其中的一件精品。 这件堪称镇馆之宝的文物出土于涪陵小田溪墓群，整体造型是一只特征怪异的鸟，它头顶有冠，嘴巴阔而且短，双目圆睁前视，大耳脖粗，体态肥大，短尾巴，还有一双蹼足。在身上和脖子上有羽毛形纹饰，有的原来还镶嵌有绿松石。这件器物和中原的鸟兽形尊造型相似，但嘴上有孔，背上却没有灌酒的口，应该不是有实际用途的器物。它制作精细，尊是中原商文化开始流行的一种酒器，多数做成禽鸟或走兽形状，腹内中空，口部作为倒酒的流，背部作出带有盖子的注酒孔。 很可能是巴人根据中原已有的鸟形尊造型而自己制作出的青铜器，成为巴人青铜工艺水平的代表作。
巴人乐舞
在原始宗教中，歌舞是巫师沟通人神不可或缺的手段，在现在还存在的一些少数民族宗教中可以看到巫师在祭神的时候跳舞的场景。在大洋洲的土著人也有在战斗前跳舞以鼓舞士气的舞蹈。巴人也有类似的舞蹈，据说武王伐纣时站在最前面的巴人通过在战斗前持戈起舞的方式，达到恐吓敌人激励自己的目的，这就是有名的巴渝舞，汉高祖刘邦还命令宫廷乐府学习这种舞蹈，流传下来。一些学者认为现在土家族的摆手舞就是巴渝舞演变而来的。 巴人虽然好舞，但民风淳朴，其乐器的种类显得比较单调，主要有錞于、钲、编钟、铃铛等几种，都有比较多地发现。这些乐器中最出名的是这套鎏金编钟 14件造型相近、大小递减的纽钟悬挂在木架上，可以敲击出音阶较为复杂的音乐，架子两段及立柱的顶部都有虎头造型的铜装饰，它出土于涪陵小田溪墓群M1，该墓还出土了大量较精美的青铜器，部分学者认为这座墓是巴国的一个王陵。至于錞于、钲前面已经介绍过，都是军乐器。 铃铛的形制较小，应该是身上携带的装饰类乐器。在上述乐器之外还有一种乐器——銮铃，这种铃呈镂空圆球形，球内在铸造时放入两个圆形石块作为铃舌，下面有銎以纳柄，应该是车马上的一部分。 贵族与平民
贵族与平民是春秋战国时期国家中两个对立的阶层，这种对立不仅在生前表现，而且在死后也明显的表达出来。贵族作为国家的统治阶层，生前政治上享有特权，掌握了国家的经济，为了死后的世界驱使大量平民为自己修建规模巨大的墓穴，制作金、银、玉石、铜器等各种精青铜时代的人们往往用一些特殊的器物来显示自己的身份，玉具剑就是其中的一种。玉具剑流行于春秋战国和两汉时期，是高级贵族的专用品，这种在剑鞘、剑身上装饰玉器的做法对增加兵器的实用性毫无帮助，纯粹是标榜权势的道具，就像用黄金来装饰手枪一样。 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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