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是对终极问题的追问
什么是哲学呢?这个问题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颇难回答的问题.其实看似难于回答,但若以哲学史来证明,或许就不是那样困难了。应当说,我们唯有的财富是历史,我们的一切依据都在历史之中。对于“什么是哲学”的探讨,若能以哲学史为依据,得出的结论必定会更为确切,更加翔实。当然,哲学史是漫长且零散的,它不可能将现成的答案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就需要进行认真地探寻,选取,分析,综合,并在遵循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得出最终的结论。可见,答案并不是现成的,下面就分四步予以探讨。
首先,对于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如果纵览一下哲学史,看看历来的哲学家都在探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将这些问题加以综合,不就可以得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结论了吗?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历来的哲学家都在探讨些什么样的问题?主要有这样一些问题,如:世界,原子,无,太极,道,五行,阴阳,认识,心,天理,理性,良知,空,绝对精神,理念,逻辑,本能,意识等等。看到这样一些问题,你会有五花八门,甚为混乱的感觉。其实若对这些问题予以深思,将不难看出它们的一些共性的特点,这就是:一,这些问题都不是对具体的、个别的事物的探讨,而是在探讨一种具有极大普遍性的问题。二,哲学家们似乎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即从中找出最具确定性与最具解释力的问题,是一种终极性的探求。对于这种终极性的探求,有人称之为寻找“阿基米德点”。
在明确了历代哲学家在探求最具确定性与最具解释力的“最具终极意义的问题”后,有人或许会有这样的疑惑:被尊为人类智者的哲学家,几千年来为什么要孜孜以求地探寻这样的问题呢?这样的探求又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既然我们将这些千古的哲人称之为智者,认为他们是具有大智慧的人,那么他们的探讨就决不是如有人所说的只是为了“好奇心”,或只是为了求知而求知,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兴趣。其实他们是在做着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情,在进行着对于人类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那么,这种意义是什么呢?就从两点予以说明。
第一点,人是一个追求的体系,这种追求既体现在身体需要的方面,也体现在精神的追求方面。人有一种求知追新的偏好,有人称之为求知欲,这就使人注重于对问题的解决,并有一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对于人的这种不懈地追问,有人称之为“穷理”。为什么人要“穷理”呢?这是为了对世界把握的需要。这因为:一,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有其复杂的结构,不但有表层与内层之分,还有其内在层次的浅层与深层之别。要把握事物,不但要把握其外层,还要深入内层,探寻其潜因,认识其本质。二,世界的事物是相互联系的,这就形成不同方面与不同范围的相互作用,因此会出现小原因背后会有大原因,大原因背后还有更大的原因。愈能寻到根本性的原因,对于事物的把握也会越加彻底。三,世界的万物都是变化的,只有寻求更具普遍性的规律,才更加有益于对于事物的理解,也更有利于对问题的解决。四,只有全面把握事物,特别是抓住根本,才能构成知识的总体性的体系,这对于人类把握世界来说,将是最为省力与最为经济的。所以,人们总是不满足于认知事物眼前的限度,而要不断地追寻事物的更为终极性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具有更多的智慧,才能更好地体现出人的本质力量——智能。这种对于终极问题的探求,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第二点,任何生命都要依赖自我与外界而生存,只有“认识自己”,把握事物,才能趋利避害,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的有利条件。因此,就需要实现对于自身与世界的“信”。例如,人的生活需要有一个常态的环境,即自已熟悉的,放心的环境。他对于这个环境中的各种事物,都是了解的,从主要方面来说也都是相信而不怀疑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人才能感到放心、惬意。这样的环境,即是人用大量的相信,在量的信念的累积中铺设出来的。如果没有这种信,人是不可能很好生活的。例如,当问及人们什么是最危险的事情时?人们常以“盲人瞎马临深池”来形容这种危险之最。为什么这是最为危险的呢?就因为缺少信。当蒙起你的眼睛,你不知前面是何情况时,你会感到心虚,感到心中没底,将难于前行。为什么?因为缺乏信,这对人来说才是最危险的。信对人的重要,当然并非只是一种主体的判断态度,更重要的是包括对于人类自身的认知。这种认知,确定人生的意义,可为人生设立价值标准,成为人类行动的指向和动力,必然也将成为人的精神依托。因此追求确定性的信就成为人类的一种古老的追求,因为这是人类心灵的需要。
对人来说,“信”可分为不同层次的,对周围事物的信,是最为普通的层次;对于专门问题的信,则是一个更高的层次;而最高的层次,则是具有普遍性终极意义的信。这是最深层的、最具根本性的信,或谓之信仰。
对于周围事物的最为普遍的信,人们可以凭借经历的积累与普通的学习而获得;对专门问题的信,可以通过专门的教育,经过专门的学习与训练来获得;而对于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性的信,即大信,或称之为终极性的信仰的获得,却是极为困难的,这就需要借助于大智慧者来为之探寻。谁是具有大智慧的人呢?哲人,思想家,只有他们才能担当如此之大任。
终极性的问题既是重要的,也是不可缺少的。它是人生的方向,人生的目标,人生判断事物的标准,人生一切活动的内在原则。人生若缺少这种信,就将心无定所,心神不定,就象流魂野鬼,随波逐流,无家可归,难有精神之归宿。人不能在一种无明的状态中生存,在缺乏澄明中耗尽自己的生命,必须有信念做为支撑。只有确立了信仰,才会方向明确,步履坚定。所以,信仰就象光明的火炬,会燃起不尽的热情;信仰就象无限的希望,能指引前进的方向;信仰就象精神的家园,使内心更加笃实;信仰就是内在的良知,可感悟人生的使命。
有人认为,哲学是对于终极性问题的追问,从哲学史中的确可以得到证实;但是,哲学史中也有对具有终极性特点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如后现代主义就反对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并提出了“碎片”理论。对此又当如何地解释呢?
后现代主义做为上世纪后期的重要思潮,是对西方现代性的一次全面地解构,充分地暴露出西方现代性的缺陷。西方哲学长期对于形而上学的探讨,在不断发掘事物本质的过程中,已经越来越远离人类生活的社会现实,许多的哲人为了寻求更深刻的本质,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结果却越来越感到对事物更深刻本质认识的不可能,所以已经形成了一种专业的孤独,一种“语言的孤岛”。现代主义虽然倡导人的解放、个性解放,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却并没有使人们感到个性的真正解放。所以只有批判“宏大叙事”,解构形而上学,消除物对于人的压抑,才有利于释放人的内在性的冲动;只有注重“碎片”与拼贴,才能突破旧的规范,展现丰富的感性世界。后现代所批判的终极性,重点是指向形而上学与本质主义。对于后现代的这种解构,应予注重的是,是在什么样的终极性问题予以解构。
其实在此之前,西方的思想家已经出现了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如尼采就提出了“上帝之死”的口号,而海德格尔则提出了“形而上学之死”的理论。上帝与形而上学都是世界终极本质的代名词,这种对物质终极性的批判,对于走向人本主义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对于这种批判,若认为是对所有终极性问题的否定,则显然看问题是不全面的,也是不正确的。
以上通过哲学史的证明,对“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哲学是对终极性问题的探求。
以上为第一步。
二,哲学史中的“转向”问题
虽然通过哲学史的证明,可以明确“哲学是对终极性问题的探求”;但是,这又有什么益处呢?已列出的终极性问题实在是太多,又如何明确其中哪一个才是最具终极性的问题呢?这就需要进入第二步,从哲学史中获得新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