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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综合试点项目《开展数字化课程环境建设和学习方式变革试验》 （简称电子书包）全国唯一的试点区，我们在平台、网络与终端的建设，课程资源的配置，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 前一段时间，牛津大学出版社在我区召开电子教材展示会，向我们全方位地介绍了牛津大学十多年来致力于电子教材出版方面的探索，以及所取得的成果。在展示会的最后，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公司总经理孙依依做了一个发言，提出了有关数字化教育的四点看法，很值得我们思考。这里将她的发言内容整理如下。特别感谢杨刚老师，花费了不少时间做了从录像到文字稿的翻录工作。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为了阅读的流畅，我对个别文字做了调整，小标题也是我添加的。 全世界非常热闹，不光是中国热闹，最大的电子刊物，大家都在议论，都在问电子学习、数字化教育。刚才我们的人已经对出版社在这方面的工作做了一个总结，在结束之前，我们提出自己四个最基本的看法，或者说建议。 第一，课程为本、课标为纲 牛津第一个最基本的看法：只要还是基础教育，就必须要坚持课程为本、课标为纲、教材是载体，最终的目标是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这才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 要被非常热闹的东西来把我们最根本的东西忽略掉了。牛津十多年实践下来，牢牢死守的一个底线，就是基础教育的课程为本、课标为纲，不管是电子教材、数字化 教材还是纸质化教材，整体来说目标都是为了学生的学习和建立他终身学习的能力，这是第一个基本的概念。 第二，关注结构，整体设计 在制作电子化、数字化教材的时候，我们非常关注它的整体设计概念。现在很多人课程实践方面很忙，有的时候许多老师拿来不少非常漂亮的课件让我看，我最后都 和他们讲了一句话，我说，你这个东西呀作为一个课件做的很漂亮，但你要记住，作为一门课程，基础教育的每一门课程或者说课程与课程之间，都有着非常强的知 识逻辑结构，它不可以由你这个课件、那个课件，最后上课时的所有课件，实现你知识的建构，实际这对孩子来说是完不成他基础教育的任务的。所以当我们说数字 化教材的时候，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理念：它应当是一个整体设计，而不是许多漂漂亮亮的课件组装，而是一门教材的整体设计。 第三，有效工具，有效结果 当我们说到教材时，其实有三层非常不一样的东西：第一层是认知决策机构；第二层是作为教材载体的生产和制作商、出版商、电子商；第三层是使用者，包括教师 和学生。当整体设计的时候，站在政府角度首先要考虑你整个平台的整体性，不能今天这个出版商，他弄了一个平台，明天语文一个平台、数学一个平台、历史一个 平台，一个学校10门课10家出版商最后弄了10个平台。我的问题是哪一个老师计算机里可以装10个平台呀，所以站在政府的角度那个平台必须整体考虑。 刚才我们演示的那个小猴子，那个拼字的小游戏，编辑用A4纸，小4的字号整整写了12页，所以说做出这个游戏也是不容易的。但作为出版者，不管是数字出版，还是纸质出版，他需要考虑的不光是这样的课件，更要强调一个东西——最合适的工具、最有效的教学结果。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要玩，也不是说什么东西上来都是3D都 是动漫，一定要最有效，最适当的工具、最有效的教学结果，这是数字化教学真正追求的东西。除了政府这个层面要整体考虑，站在出版社角度或者有志于开发每一 门课程的老师也好，教研员也好，一定要考虑的是最合适的工具以及最有效的教学结果。不是热闹，不是最新就是最好。虽然我们国家尤其现在上海钱很多，但坦率 地讲扛不住这么多，折腾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是最好的，或者是在整体性和时间上更长久的，这是牛津的第三个建议。 第四，好的方案，好的团队 牛津的最后一个建议就是我们认为上海经过10多 年全体领导以至教育战线所有教育成员的共同努力，在基础教育我相信不管怎么评估，上海是我看到的教育结果最好的一个省。一个省级单位，完全有自己的条件向 全国提供更好的数字化学习和数字化教材，但是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的方案，要有一个非常好的综合平衡以及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团队、设计者，然后才会有分 工合作。 上海有自己的条件，我们希望如果可能的话，牛津愿意跟上海进行继续的合作，共同探究并推动数字化学习和数字化教材的应用发展。但是牛津在合作之前会把自己的产品，会把自己对国内热热闹闹的议论的看法，会把我们的最基本的建议和想法向大家提出。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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