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05-26 08:23:09 浏览 122 次 | 评论 0 条 2012年，“文化”一词再度出现在国人视野中。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文化大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文化一词刚刚露头，便汇入经济大潮中。文化作为软实力的重要内涵，在热烈的宣传话语中，轻轻地被cancel。事实上，中国在开放改革的今天，相对滞后的恰恰是文化软实力，如果文化发展只是关注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软实力相对滞后的状况。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一、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
1990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出版了一部专著《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同年在《对外政策》杂志上发表的论文，题为《软实力》。于是，软实力这一个新概念出现在世界政要的视野中，并且很快成为他们的新宠。近20多年来，世界各国对实力(power，力量)的看法，基本上采纳了约瑟夫·奈的划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由两部分组成：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Hard Power）包括一个国家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等，是一种支配力。软实力（Soft Power）包括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念等，是一种吸引力，通过吸引而非强迫的手段达到目的，它是power的第二张面孔。这张面孔显然是我们所说的上层建筑。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一个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认同感、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都可以展示出文化软实力的真实情状。这里所说的文化，不仅仅指艺术形式，更是指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至少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文化载体，一个是被承载的内容。文化载体指有形的文化形式，如平面媒体、影视传媒、动漫产业、娱乐形式、文化设施等等。被承载的内容主要指使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成为那个国家和那个民族的力量，即哲学上所说的“是其所是”的东西，我们日常所说的主流价值观，或者人文精神。
文化软实力的崛起，载体是必不可少的。载体的发展和丰富，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需要政策，也需要钱，中国不差钱。更何况文化的产业化，还能够开发新的内需，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被承载的东西，与当今时代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不是钱可以做到的。它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武昌起义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而真正走向共和，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文化载体所承载的东西能否对世界有更大的影响力，没有载体固然是不行的，然而，强大的载体若没有承载能够吸引世界的文化理念或人文精神，我们的文化影响力同样会打折扣。毕竟软实力的运作力量在于吸引。因此，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与时代相符合的人文精神。一个国家的人文精神既是国家凝聚力所在，亦是文化影响世界的力量所在。万万不可小觑!
二、我们的文化需要培育科学精神
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化，由儒释道合力构成，领跑者无疑是儒家文化。因而我们的人文精神，便被打上了儒家道德文章的烙印。笃信“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在国人眼中，科学乃器者、术者、艺者。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文化的中心要点就是一个‘道’字”。道的阐释者——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常态是坐而论道。道者，人道、天道也。前者人伦之道，后者自然之道。尤以人伦之道最为强势。“铁肩担道义”，所担者，人伦之道，而非真理。这种文化心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
我们的文化有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却罕有科学精神。怎么可能啊，不知道中国的四大发明吗？浑天仪、圆周率等，不都是中国发明的吗？这不是科学吗？这确实是事实。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都是科学发明，而科学发明不等于科学精神。巴什拉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一种建构过程，其本质是理性关系的进步。科学的精神特质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发展起来的。按照默顿的看法，科学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都会发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结构，都有可能为科学精神的充分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民主制度与科学精神有最高度的吻合，因而是科学精神的最佳拍档。制度保障是科学及其科学精神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
20世纪被称作科学世纪，“这不仅因为二十世纪有诸多伟大的科学发现和科学成就，而且因为科学通过技术手段，转化为前所未有的物质力量，给人类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科学渗入人类知识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成为‘真理’的代名词”。然而，科学权威的基础是什么，科学的本质是什么，科学精神是什么等问题，却是人们始终争论不休的问题。
默顿给出科学精神的四个特点：第一，科学精神具有universalism，被译作普遍主义，亦有人译作普世主义，普遍主义的直接表达方式是真理。也就是说，科学是真理。真理与种族、国籍、宗教、阶级和个人品质无关。真理是赤裸的。科学探索就是追求真理。第二，科学精神具有communism，被译作“公有性”。意指科学不是个人的财产，而是与社会性的、尤其与科学共同体密切相关。即便以个人名义命名的学说、定律，也不是个人财产。牛顿名言清楚地表达了科学的这一性质：“如果我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第三，科学具有disiter-estedness，译作无私利性。所谓无私利性，“既不等同于利他主义，也与利己主义行动无关”。它是“求知的热情、无尽的好奇心、对人类利益的无私关怀” 的产物。准确地说，科学不是利益的产物，而是出于求知和好奇，是为知识而知识。这同样是单纯地追求真理的结果。第四，科学具有organized skepti-cism，被译作“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是借助专业知识、逻辑和经验对现有的知识进行质疑。这种精神就是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的精神。“我只求专门研究真理，所以我想，我的做法应当完全相反，凡有疑窦的意见，统统认作绝对的虚假，加以排除，看看心中是否还剩下什么不可怀疑的东西”。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是一种方法，是为寻找真理服务的。通过普遍怀疑，一旦发现确凿无疑的东西，便是发现了真理。科学的本性是求知，求知即是寻求真理。科学精神最精要的内涵是追求真理。默顿提出的科学的精神气质，归结起来就是：科学就是寻求真理。不是出于功利目的，而是为求知而求真理。真理与身份、种族、等级等无关。
梁启超在谈及科学与东西方文化时，批评国人对待科学的态度，认为，其一，国人把科学看得太低、太粗。大多数人认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这部分原是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耻辱”。所谓“中体西用”说，最为夫子们津津乐道，也最能体现国人对科学的态度和理解。体，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用，西洋玩意儿，为术、器也。术、器之用，在于养体。饮冰主人将“中体西用”衍生的种种宏论，称作“西装的治国平天下大经纶”。其二，将科学看得太呆太窄。莫不要说厌恶科学的人，“就是相对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性质。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生的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
我们的文化传统，原本缺乏科学精神。进入20世纪，我们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走向现代、走向科学。但是，用时下流行的语言，我们是被现代化、被科学化。我们接受现代技术、设备、生产线，却没有来得及在我们的文化中，适时接受乃至培育出科学精神。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科学在近现代社会明显的物质效用，因而它“一直享有巨大的威望。人们期待它解决一切问题，深入理解全部存在，帮助满足任何一种需求。……科学成为我们时代的标志，恰恰是它不再以科学形态出现的时候”。贪欲使人背离了科学，而将其中的技术运用到极限。现代人只占有技术，甚至是技术的物质结果，却不享有任何科学。尽管我们自诩我们的时代是科学的时代，但是，人类与科学精神的距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遥远。科学“精神本身被技术过程吞噬了”，造成科学服从技术，技术服从人的物欲的结果。在举国推动文化大发展的时候，在我们的文化中培育科学精神，是文化发展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摘自原载《民主与科学》杂志2012年第1期作者所著《浅谈文化与科学精神》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