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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吃，几乎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的本能，并在漫长的人类进化过程中承载了更多的意蕴，发展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饮食文化。对吃什么、怎么吃、何时吃、在哪吃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不过，《吃动物》一书并不讨论这些问题，而是对两个问题作出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吃肉?如果我们知道肉是被如何送上餐桌的，我们还会吃吗? 作为通俗社科类作品，《吃动物》并不试图更为精微细致地阐述理论，而是巧妙结合哲学、文学、科学和作者的卧底经历，突出展示现代工业社会中，为了让肉更便捷地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环境、政府和第三世界付出的代价。作者并不讳言自己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但这本书的不同之处恰在于对肉食者的“同情之理解”。 人为什么要吃肉?以色列的演化经济学家奥菲克曾给出一个解释。距今一百八十万年前到两百万年前，人类进入了狩猎和根块采集的时代，实现了由完全的食草动物向杂食动物的转变。即是说，人开始“吃动物”了。这种转变需要有一定的生产技术、社会组织和生理结构支撑。首先，人学会了使用火，降低了消化难度，建立了中心-四周的辐射状采集和狩猎生产方式，告别了逐水草而居、边走边吃的起居习惯，逐渐形成复杂的分工合作模式。其次，食草动物以植物为食，在获取过程中消耗的能源较少，但在消化过程中消耗能量较大——因植物富含毒素，所以食草动物需要相对强大的肠胃来反刍;食肉动物以食草动物为食，并不需要很大的消化器官来分解有毒物质，却需要相对强大的脑来设计追捕猎物。考古学家的发现表明，原始人类大脑容量的骤增与肠胃容量的骤减也大致发生在这一时期。几百万年来，人作为杂食动物，其食谱结构并没有显著的改变。 近二三十年来，一些新生代的人类学家倾向于从性别视角解释这一变化。他们认为，人类的祖先最初是素食者，后来为适应新的环境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发展出杂食的习性。因为狩猎收成不可靠，史前人类更仰赖于采集活动，而女性是早期社会中采集食物的主角。直到后来，关于人性的男性主义假设渐成主流，对“人作为狩猎者”这一形象的描摹遂成标准刻板。男性气质代言了人类这一种别的全部，好战者、侵略者、掠食者成为狩猎时代人类的一张名片。肉类以及肉食行为，具有这种男性主导的意识形态所需要的象征意义——肉是阳性而有力的食物，“真正的男人”就要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相形之下，素食则是女性的食物。肉食还被贴上丰裕与成功的标签，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更是好客的标志。 然而，站在今天回望，尽管多数人已欣然接受食用动物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但根据记载，人类确曾对此所造成的暴力和死亡感到深深的矛盾，并留下各种古老传说。不同的文化架构下，“怎么吃”的伦理规约表现出不同的风貌：印度禁止食用牛肉;犹太教讲究屠宰过程干脆利落;俄罗斯的苔原上，雅库特人声称是动物来一心求死。文明起源于伪装，人们常用谎言遮蔽戾气以自我确证善意的存在。古希腊神谕指示人们，在宰杀动物之前，要在其头上洒水，当待宰动物上下点头以甩掉头上的水时，意味着它点头同意自我牺牲。以色列的传统仪式中，红色母牛为替以色列人赎罪，必须自己步行到祭坛前，否则仪式无法生效。诸多神话的背后，隐含着一种交易逻辑：动物“选择”了逃避自然和自由，投向人类的怀抱并接受驯化，人类向它们提供食物和庇护，而动物向人们提供蛋、奶、皮毛乃至肉体和生命。这种对吃动物行为的慢条斯理的包装和逻辑链条冗长的伦理辩护，早已在诸多文化中沉淀为不可抹去的传统与习俗。 本书作者弗尔并没有满足于从一般的伦理学视角做出素食主义的应然判断，而是通过对若干养殖场的亲身探访和对相关人员的深度访谈，呈现出一些数据和事实。他认为问题的恶化来自于农场的工业化或养殖业的工厂化。从历史上看，这一趋势首先出现在农产品加工环节。早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从美国的辛辛那提到芝加哥，屠宰场、肉联厂就大规模出现了。在这些加工厂中，从宰杀、放血到分解处理各个环节都由专门人员替代了原来经验丰富的屠夫。亨利·福特后来也证实，屠宰业流水线生产的高效率给他以极大启发，他将之逆向运用(从“分解”到“组装”)到汽车工业，引领了一场制造业革命。不过，这种集约化趋势，主要停留在农产品加工领域。直到1923年，美国一位家庭主妇史迪尔开创了现代畜禽产业。史迪尔原本只负责照料家中饲养的一小群放养鸡，而当接到一张五百只鸡的订单时，她并没有回绝。为度过严冬，她将这些鸡关在室内饲养，并在饲料中加进营养补充品，这些鸡在新的喂养方式下存活下来了。十多年后，她饲养的鸡数目就达到了二十五万只。 工厂化养殖业的勃兴，得益于两方面的技术进步：一类是以机械化、电器化、自动化为代表的物理技术进步，自动化喂饲、供水、温控、灯控和风控，使禽类养殖更为密集，生长周期也大为缩短;另一类是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生物技术进步，通过在饲料中掺杂药剂和抗生素刺激生长、抑制疾病特别是控制变异。1946年，在美国农业部支持下，举办了“明日之鸡”竞赛，目的是选拔那些以少量饲料培育出拥有肥厚胸脯的鸡。1950年代，蛋鸡与肉鸡在功能上开始分化并被分类“培养”。 政府的角色也悄然发生着改变。1928年，美国总统候选人胡佛喊出了“丰衣足食”的竞选口号。随后的罗斯福新政更是在世界范围内引领了一轮政府干预、支持和补贴农业的新风尚。大量生产、大量消费，这被认为是通往丰裕社会的幸福快车的两个轮子。诉诸价格扭曲的方式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和生产热情，以科学技术的进步支撑产能的扩大，成功地创造了半个世纪以来食品帝国的奇迹。一方面，食品价格相对于其他产品价格的变化速率是缓慢的，肉价亦是如此;另一方面，一场以农民进城为核心特征的全球性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浪潮大幅减少了全球范围内的农业劳动力，在一些国家，农用土地的数量也在减少。 城市消费需求的增长、养殖成本的增加与肉价的平稳，这三者合力将传统的家庭式农场引向工厂化经营的新路，规模化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只有不断扩大养殖规模、增加动物产能、降低成本，才可能获利，这是最明显的经济理性。一个从前只需饲养五十头牛的养牛场，如今至少要饲养一千多头牛才能生存。小规模的家庭式养殖为求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不致倾覆，也多相互合并组成专业的畜产合作社。以工厂化养殖方式出产的食用肉占据消费市场的主流。在这种激烈的现代竞争中，工厂化养殖业最关心的是：如何让牲畜在短时间内更快地生长、如何节省畜养空间、如何最富有效率地喂食牲畜——使之多食一分则浪费、少食一分则不足。 工业化武装了农业，一切看起来很美，全球肉食者数量飙升至空前高度，越来越多的人却开始追求返璞归真。养殖方式的急功近利甚至已引起行业内部的巨大不满。弗尔采访的一位传统鸡农告诉人们：“你在超市购买的火鸡没有一只能够正常行走，遑论跳跃或高飞了。它们甚至无法自行交配……火鸡腿是否应该再短一些，膝盖骨应再缩小点?人类偶尔产下畸形儿，我们不希望下一代重演悲剧，却对火鸡这么做。”饲养肉鸡的第一个星期要二十四小时施以照明，促使其多吃饲料。随后再减少照明，一天熄灯四个钟头，借以调教出鸡的最短睡眠时间。这些工厂化养殖的速生肉鸡，在人为控制的环境中，长期处于非正常的作息状态。长久的照明、狭小而污秽的空间和病菌感染的高风险足以令其身心大乱。 由于畜禽养殖效益比较低，管理不严，绝大多数养殖场没有污染处理设施，将畜禽粪水直接排出，其所含的病原微生物和有机氮等，常常会造成土壤和水质的污染。一个本土的案例是，广东东莞市以行政手段从2009年1月1日起，全市禁止养猪。应当指出，“禁猪令”的出发点是治理养猪造成的环境污染，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城市对大规模的现代养殖业的挤压和傲慢，但也的确戳到了命门。这之后不久，网易公司的丁磊就宣布进军养殖业，希望探索一种新的无污染养殖模式。这个事件多少反映出中国消费者试图挣脱这既不安全、又同质化得有些乏味的现代食品体系，另觅新路的渴望。 工厂化养殖的间接后果是全球谷物消费结构的重大变化。深度卷入现代市场体系的养殖业成了推动现代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一大动力。在美国，大多数的牛奶是工厂生产的。农民为奶牛而种植庄稼，收获庄稼，将它们切割成可入口的碎片，然后饲喂奶牛。悉心关照动物、在意食物生产来源的传统农民形象已成为田园诗般怀旧情绪的一部分，如同以往打电话时负责传声的接线员一样。以机器代人力的“看不见农人”的农场，是工业逻辑下农业发展的归宿。 农业服务于工业、种植业服务于养殖业、低附加值服务于高附加值，这似乎是一条市场铁律。美国有近百分之七十的谷物，是被用来饲养牲畜的。不独美国，一些刚刚解决了“人的口粮”问题的发展中国家，面对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提高带来的消费结构升级，也不得不立即又投身于满足“猪的口粮”、“鸡的口粮”等饲料用粮的新战役之中。当地球上有近十亿人口处于饥饿状态，人们还将近一亿吨的谷物和玉米制成生物燃料时，联合国特使就声称这种行为是“违反人性的罪行”。而养殖业每年耗去七亿五千六百万吨谷物，又该当何罪?素食主义者就此将矛头尖锐地指向工厂化养殖业与肉食者。他们指出，食肉是获取能量效率较低的一种方式，用来喂养牲畜的所有谷物可以喂饱五倍数目的人。大规模的肉类制造业吸收了庞大数量的各种形态的原料和能量，却只生产相当少量的成果给人类，就生态、营养以及热量而言，是得不偿失的。而在享受这种相对“奢侈”食品的同时，对全球性的饥饿坐视不管，这种食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上的严重失衡也是一种不能容忍的现代性病症。 这种现状应当如何改变?《吃动物》的作者显然非常矛盾，这大概也是一切素食主义者会普遍面临的困境。弗尔多次提及他的外婆在二战期间躲避德军的故事。在那种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一个俄国农夫从屋子里拿了一块肉给她吃。但她拒绝了。“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不符合犹太教规?”“当然啦。”“就算能靠它活命都不吃?”“如果什么都不在乎，何以值得挽救?”弗尔将很大的希望寄托在这种宗教的规约或道德的自觉，希望在“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主体性的现代社会，改善农场动物的遭遇。很多素食主义者也采取求诸己的方式，认为只要个人茹素，总能点滴改善、星火燎原。他们热衷于从抽象的比较人性与动物性的哲学论辩中，发掘人对动物的怜悯之心，进而伸张动物权利、保障动物福利。这些缺乏历史维度的主张，在高度物化和商业化了的消费社会、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经济系统的铜墙铁壁面前，显得软弱无力。 《吃动物》并没有描绘一个大圆满的结局。在人口膨胀、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当下，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家庭式养殖，只能是规模化、集约化、工业化改造传统农业过程中偶尔泛起的几朵浪花，表达了消费者对现代农业系统的不满。其改弦更张，却非一朝一夕之事。后现代的都市人将自己对现代性苦痛的纠结和抱怨移情于乡村。城市中的动物福利组织成员，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实际上都在某种程度上宣扬和代表了某种传统的农村价值：敦亲睦邻、天人合一、爱恋土地、尊重生命。但世界已然改变，在新世界中，一句“何不食素”的反诘恐怕并不比昔年的“何不食肉糜”高明多少。 这种几乎是在两个“平行空间”进行的“鸡同鸭讲”的“穿越”，有时是无心之过，有时则是有意为之。北大的姚洋教授曾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当他在威斯康星读书的时候，与一位美国同学讨论环保问题。该同学建议中国人不要学美国，不要用冰箱，那样会毁坏大气层。姚洋就问她，如何储藏东西呢?该同学的建议是可以用地窖之类的前现代手段替代。姚洋又追问，那你们美国人呢?该同学的回答是，我们美国人已经养成习惯了，没法改了!这类双重标准、富贵病和伪道学，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而对素食主义这个话题，所能做的，恐怕还是经济的归经济、文化的归文化。生产方式中的现代弊病，很难以生活方式或个人偏好的简单转变来救治，它更有赖于制度的建设性改良和经济的可持续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说，《吃动物》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预先思考的好问题。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大学网无关。欢迎转载大学网文章，转载请注明来源大学网：http://ww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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