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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州，亦号南雷，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黄尊素为万历进士，天启中为御史，是东林党人，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又下狱，受酷刑而死。十九岁的黄宗羲乃进京讼冤，并在公堂之上出锥击伤主谋，追杀凶手，明思宗叹称其为“忠臣孤子”。黄宗羲归乡后，即更加发愤读书，“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且建‘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发（疑系“林”字——笔者按）之绪”（《清史稿》480卷）。又从学于著名哲学家刘宗周，得蕺山之学。清军入关后，黄宗羲召集里中子弟数百人组成“世忠营”参加反清战斗，达数年之久。失败后返乡闭门著述，清庭屡次诏征，皆辞免。 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清政府撰修《明史》，“史局大议必咨之”（《清史稿》480卷）。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最先从“民主”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真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他的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 《明夷待访录》一书计十三篇。“明夷”本为卦名，为六十四卦中第三十六卦，卦象为“离下坤上”。“明”即是太阳（离），“夷”是损伤之意。从卦象上看，太阳处“坤”即大地之下，是光明消失，黑暗来临的情况。这暗含作者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愤懑和指责，也是对太阳再度升起照临天下的希盼。“待访”是等待贤者来访，让此书成为后人之师的意思。另外，“明”就是太阳，亦称为“大明”，暗合“大明朝”；“夷”有“诛锄”之解，又有“视之不见”之解，暗含作者的亡国之痛。该书通过抨击“家天下”的专制君主制度，向世人传递了光芒四射的“民主”精神，这在当时黑暗无比社会环境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原君》是《明夷待访录》的首篇。黄宗羲在开篇就阐述人类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他说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也就是说，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对于君主，他的义务是首要的，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然而，后来的君主却“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均见《原君》）。对君主“家天下”的行为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 黄宗羲明确地指出天下之所以不太平，人民之所以苦难不已，皆是君主“家天下”的结果：“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天下之害者，君而已矣”（《原君》），非常鲜明地把君主专制制度指为一切罪恶之根本。 黄宗羲深刻揭露了专制君主的残暴和贪婪，他指责君主在争夺天下时，“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原君》）。 黄宗羲还指出，天下之治乱与一姓之兴替是无关的，“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原臣》），即一国的治与乱要看人民是否幸福，而并不在于由谁来做君主，而在于是否以万民的切身利益为目的。否定了专制君主将万民幸福系于一姓的谎言。 黄宗羲还从“法统”的角度对“三代”以后的君主统治予以彻底否定，指出“三代”以前的“法”都不是“为一己而立也”，是公法；而“三代”以后的“法”都是君主为了保护自己私家的利益而设立，都是私法和非法，“可谓之法乎？”（《原法》）。 黄宗羲批判传统的“仕于君”的思想，认为臣不应该仕于君，应该仕于天下：“故我之出而仕，为天下也，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臣》）。他呼吁天下仕子“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为天下”的君道——笔者注），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原臣》）。他认为君与臣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主仆关系，也不可以“父子”相比拟。“是官者，分身之君也”（《置相》），君与臣的差别只是为天下服务的分工不同而已，君与臣的关系应当犹如共同抬大木者，“前者唱‘邪’（yā），后者唱‘许’（hu）”（《原臣》），齐心协力，共事天下。这就对传统政治的“君臣父子”和“君为臣纲”等专制伦理予以了彻府的否定。 黄宗羲的以上观点，体现的是一种与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思想家们根本未曾有过的、崭新的“民主”的思想，而不是传统的“民本”的思想。（“民主”的思想是以“民”为主体，而“民本”思想则是以君主为主体，“民”只是作为君主政权的关键成分而已），它与“主权在民”思想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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