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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农村宗教发展的新趋势 ——基于湖北利川天主教发展的调查 [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 发布日期：2012-06-05] [摘要] 民族地区的农村宗教问题常与民族问题、贫困问题交织在一起，更具复杂性，是我国宗教工作的重点、难点。本文以湖北利川天主教发展为个案，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民族地区农村宗教的新变化、新趋势。分析认为：民族地区宗教传播强度逐步弱化，农民的信仰观念趋于理性，宗教整体发展稳定，但农民的流动性、知识性、开放性增强，将为未来的宗教工作提出新的挑战。 [关键词]农村宗教；趋势；天主教；利川；民族地区 一．引言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地处鄂西南，为土家族聚居地，境内山地、丘陵、峡谷、河流相互交错，民风古朴、物产丰饶，为有利之川，故名“利川”。利川天主教传播已有140多年的历史，鼎盛时期信徒多达五千多人，是鄂西南天主教传播的核心。利川是集“老、少、边、穷”于一体的土家族山区，其宗教发展现状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代表了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发展的状况，对其进行研究有利于了解当前中南部农村宗教发展的基本状貌的发展趋势，为正确对待和处理我国现阶段宗教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本文主要运用田野调查、文献收集、问卷调查等方法。田野调查中，综合运用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调查手段。共参与观察了信徒的四次礼拜（弥撒）活动、一次圣诞节庆祝活动、一次信徒婚礼和一次信徒葬礼。深入访谈了6位神职人员和近40多名男女信徒。这些受访对象的社会地位以中下等为主，身份以农民为主，年龄以中老年为主，性别以女性为主，文化程度以中等文化水平为主，族别上以土家族和汉族为主。问卷调查中，参照有关宗教调查问卷，结合当地特点，自行设计问卷，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信仰观念、对宗教的依赖度等。问卷发放采取偶遇随机方法选取样本，在朱天村、花梨岭村等地入户询问，填写调查表。前后共发放两次调查问卷，第一次发放问卷50份，收回有效问卷48份，问卷有效率为 96%；第二次发放问卷100份，收回有效问卷94份，问卷有效率为94%。总的来说，访谈和问卷调查的范围和选定的对象较为合理，具有代表性，调查的结果有一定的可信度。 二、农村宗教信徒基本情况 现今，花梨岭天主教堂隶属湖北宜昌教区，有8名神职人员，共有信徒约3600人左右。信徒地域分布比较集中，多是以教堂为中心、方圆3～5公里范围内的农民，集中分布在凉雾乡的花梨村、朱天村，另外在利川城和教堂下属分堂附近也有少量分布，花梨村是信徒分布最多的一个村，离教堂越远的地方信徒越少。从而形成了一个小范围的宗教文化区，在这个文化区内，群众认同比较高，文化素质、价值观念、经济收入水平也比较接近。信徒主要为土家族、苗族、汉族，农民信徒占95﹪以上。从性别结构来看，女信徒略多于男信徒，约占55％，常到教堂望弥撒的也以女性居多。从年龄结构上来看，以40岁以上的人居多，从文化结构来看，绝大多数文化程度偏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90%以上，其中，老人的文化程度都在小学以下，甚至有不少文盲；中青年的文化程度则多为初中、高中。（见表1）信徒家庭人均年农业收入较低，种田和喂猪只能维持基本生活，主要依靠打工获得收入。青壮年均外出打工，务工者年平均收入15000元左右。 表1 ：利川天主教信徒基本情况表 数据来源说明：因政府宗教管理部门和教堂均未能提供详细的信徒花名册，该数据为笔者综合熟悉情况的宗教管理人员和神职人员双方的估计值而得。 农民信徒的信仰生活主要包括做弥撒和参加宗教节日，距离教堂较近、且时间上有空闲的信徒会在周日去教堂做弥撒，住址离教堂较远的信徒则较少去教堂。信徒们在教堂念经、祷告，与神父和信徒们交流信仰心得和生活感受。天主教有许多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圣母升天节、圣神降临节等，这些节日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广泛的社会接触机会。大部分留守农村的信徒会参与天主教的重大节日，尤其重视参加圣诞节，每年的圣诞节都极为隆重。 三、农村宗教发展的新趋势 1、农村信众结构在一定时期内依然以“五多”为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十几年里，中国信教群众结构呈现出“五多”的特点：年龄上以老年人居多，性别上以妇女居多，文化程度上以低文化水平者居多，城乡分布上以农村群众居多，区域分布上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居多。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指出，我国信众结构正在发生较大变化，“五多”的特点正逐步消解，开始朝着均衡化方向发展，即中青年信徒越来越多，信徒平均文化程度逐步提高，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城市居民信教人数增多，城乡信教群众分布“一头沉”的格局正在被打破。[1]根据笔者的调查，认为这一趋势并非具有普遍性。就鄂西南农村而言，信众人员结构改变并不大，也不太明显，依然呈现出“五多”的特点，均衡化仍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趋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山区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穷困、落后、愚昧的面貌未得到根本改善，导致一些低收入、低文化农民无法根本摆脱对宗教的依赖。此外大部分年轻男女常年外出打工，受父母、邻里的宗教影响小，难以自小建立起深厚的宗教感情，因而年轻人入教偏少，信众仍以老年人、女性和低文化程度者居多 2、农村宗教传播强度将逐渐削弱，宗教氛围将逐渐淡化。 现今，农民信徒人数呈现相对稳定、稳中有降的趋势，年轻人信仰淡薄是宗教发展的新趋势，农村宗教信仰将会弱化。随着社会的日益开放，乡村与外界的交流越来越多，各种外来的诱惑也越来越多，现在的年轻人已不再满足于村落内旧有的生活方式，宗教感情不如他们的父辈那样虔诚，对宗教的认同明显减少。一些信徒虽然从小受洗，但很少参加“弥撒”，有的连“四大瞻礼”也无心参加，常年外出打工的信徒因缺少宗教氛围，对宗教的认同越来越少。一些年轻人虽然在宗教家庭长大，但受现代教育的影响较多，已无心入教，家庭代际影响力明显减弱。年轻人远离村庄和宗教的代际传承断层使农村的宗教氛围逐渐淡化，农村宗教信仰将有可能弱化。据神父介绍，2000年前，花梨岭教堂每年新发展60人左右，2000年后，逐年下降。2006年只有30来人，其中女性居多，大部分为中老年人。（见下图）除了新入教的人越来越少外，入教时年龄也越来越大，入教后的信仰稳定性越来越差，宗教感情变淡，宗教依赖性减弱，宗教氛围淡化。农村天主教发展呈现出传播强度逐渐削弱、宗教氛围逐渐淡化的趋势。 农村宗教发展趋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要原因在于农民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碰撞、整合，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思想观念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逐步告别贫穷和愚昧的农民必将拥有更为科学的精神追求和更加健康的精神寄托，其宗教意识出现多元分化并开始弱化，对宗教的依赖变淡甚至消失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是外出务工的影响。山区农民外出务工成普遍现象，在家的青壮年很少，留守本土的只有老人和小孩，进堂的也只有老人。年轻人受天主教的影响越来越少，宗教文化逐渐失去传承的载体。丁一良（男 66岁 汉族 小学文化）说：“1997年以后打工的多些了，现在年轻人几乎走光了。年轻人经常不在家，初中一毕业就出门了，一年半载难得回家一次，受天主教的熏陶很少。”刘道清（男 71岁 土家族 文盲）说：“以前年轻人都在家里，星期天望弥撒时，小经堂坐不下，足有一两百人，现在星期天只有二三十来人。打工的人出门后，就把天主教看淡了。”外出学习、就业改变了年轻人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环境和生存方式的变化使他们开始重新审视加入天主教的利弊，并依照新的价值准则对宗教信仰进行取舍，相当一部分人因而放弃了天主教信仰。 再次，宗教的文化势能降低使宗教本身的吸引力降低。从文化学观点看，高势能的文化容易被低势能的文化接受，天主教在传入利川的初始阶段代表了高势能的文化，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皆处于优势地位，如开办学校、育婴堂、诊所等，能解决群众的切身困难。解放前天主教被称为“大米教”，因为当时利川贫穷落后，人们不能解决温饱，入教后就有教堂施舍的饭吃；清政府害怕洋人，信徒有洋人的庇护，能给他们带来一定的社会地位。现今，宗教的文化势能发生了很大改变，在经济上、政治上、物质上的优势不复存在，对农民的吸引力降低，只能从精神上，或从人追求善的本性上获得部分人的认同。 3、农民的宗教信仰观念将趋于理性。 随着社会和时代的进步，农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农民信徒对天主教的信仰程度减弱的同时，其信仰方式也趋于理性和人性化。 第一，父母对孩子影响力明显减弱。 天主教又被称为“传代教”，按教规应对孩子从小进行宗教教育。许多人老信徒从小受家庭的影响受洗入教，在其成长过程中，宗教家庭长期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培育了他们稳定的宗教感情。如今，年轻一代接受宗教的方式更为自由和自主，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力明显减弱。据神父介绍，最近十年来，儿童受洗的很少，将婴儿抱到教堂接受洗礼的几乎没有。杨成碧（女 54岁 苗族 文盲）说：“以前我的儿子一出生就抱到教堂里受洗，现在我的孙辈都十几岁了还没有领洗，因为领洗不是闹着玩的，等他们长大懂事后自己决定。也许将来他们的想法和我们不一样。” 调查显示，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超过一半的人尊重孩子的意愿，仅有极少数人希望小孩尽早入教（见右图）。可见，天主教传播的代际影响力明显减弱。 4、农村宗教发展将会平稳有序，宗教信仰自由将更加深入广泛。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宗教发展较快，宗教信徒数量上升，宗教影响扩大，民间信仰活跃，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宗教热”。但我们认为这种热潮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宗教在“文革”期间长期受压抑后的一种反弹现象，是暂时的。另外，从1994年起开展的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工作使宗教活动和宗教管理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和制度化轨道。此外，自古以来，鄂西南各民族文化交流频繁，当地土家族、苗族的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的交织相对较少。可以预期，今后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进一步全面贯彻落实，随着宗教方面有关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和宗教管理体制的进一步理顺，宗教的发展将会更加平稳有序，宗教活动也会更加正常化。但是，由于宗教本身所具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出现一度的宗教热，或使宗教矛盾冲突突显化。另外，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还会加剧，宗教地下势力还会长期存在，各种非法组织一旦有合适的气候还会兴风作浪，影响社会稳定。 农村宗教信仰自由也将更加深入广泛，宗教界与非宗教界“和而不同”，有利于宗教和谐发展。以前，信徒被外教人视为异类，教友到教堂望弥撒有可能让外教人另眼相看。如今，农民思想观念逐渐开放和多元，认识水平明显增加，未入教者对信徒们的信教行为表示接纳和认可，在通婚、参军、入学、交友、选举中均无负面影响，邻里、村落关系和睦，实现了信教者与未入教者之间的和谐。信徒与非信徒都能接纳和认可他人的宗教选择，从而实现真正的信仰自由。 5、未来农村宗教管理工作将面临新挑战。 随着农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人口流动的加快，使得农民信徒的流动性、知识性、开放性增强，这将为未来的宗教管理工作提出新的挑战。今后，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将逐步递增，农民的知识性将增强，对宗教的理解和认识将更加理性，一旦笃信宗教，将会非常虔诚。城市化和城乡二元经济体制造就农民的弱势，青壮年农民仍然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务工，这不仅改变了村落的传统文化环境，也使农民信徒的宗教信仰带有很强的流动性，传统封闭、稳定的宗教文化环境不再存在，给宗教管理、宗教传播带来了难题。此外，现代信息传播的快捷和农民外出的频繁也必然导致农民信徒的开放性增强，这一方面有利于农民信徒吸取先进的文化观念，增强对宗教的理性认识；另一方面也容易使农民受到不良宗教势力的影响，进而向更广范围扩散，这是宗教管理工作的新问题、新挑战，需要谨慎对待、认真处理。 （编辑：司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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