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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数千年的王朝历史中，历代封建君主都在努力对臣子灌输着效忠的思想，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达到这个目的。事实证明，这样确实收到了很大的作用，许许多多的臣子为了王朝的延续和发展而抛头颅，洒热血。然而，翻开历史我们却发现这种为封建君主效忠的思想在汉初的臣子中却很稀薄。
【关键词】 君臣关系 效忠 汉初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在《论语?颜渊》孔子对其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做了如是的描述。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安定，国家才能稳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而到底如何处理君臣关系，或者说君主与臣子之间存在什么样的义务和责任，文中没有讲出。 我们知道，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君臣关系的稳定深深的影响着王朝的稳定，因此中国的君主们一直在强化君主关系，而在这其中，君主更多的是对臣子提出了要求，努力培养臣子的效忠思想，或者是愚忠思想。朱元璋就曾经为了如此，而删除《孟子》中的篇章。《孟子?尽心篇》中：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朱元璋看后大怒，删“民为贵”以下十字：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看过《离娄篇》，删“君之视臣如手足”六句：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可以说为了强化思想，封建君主一直在做着如是的努力。 而中国数千年来，君臣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是随着封建集权的加强也在不停的演变着。而西汉可以说是转变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在这之后的君臣关系和之前的君臣关系有重大的区别：西汉时，君臣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契约关系，甚至是买卖关系。汉高祖刘邦说：苟能从我游者，我能富贵之，我与贤士大夫无愧矣（《汉书?高祖本纪》）。刘秀在征战的过程中，耿纯劝他说：“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既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臣恐天下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1]。”这表明许多士大夫围绕在君主的身边效忠，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高官厚禄。这也是君主吸引臣下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说那时的封建君臣之间的彼此的义务和责任还不是非常明确，特别是士阶层对待封建君主没有什么绝对的效忠，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游走在汉中央政府和地方诸侯及豪强大户之间。如曾经在汉景帝时期任武骑常侍的司马相如为了自由，而辞去了中央政府的职位，转而随诸生游士一起客游于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盐铁论?晁错》谓：“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武帝时著名的大臣主父偃亦是如此，当他读过万卷书后，首先选择的对象亦是各诸侯国。可以说，由东汉所开始形成的君臣之间的凝固的关系，由宋儒所强调的君臣大义的关系，在西汉以前的士阶层中是相当的稀薄，远远没有后来的愚忠的那种思想，汉末王莽能够轻易代汉，应该说和这也有很大的关系。更有甚者，盖宽饶竟然提出让汉宣帝主动让位，《汉书》卷七十七《盖宽饶传》：“宽饶奏封事曰：方今圣道寝废，儒术不行，又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汉书》七十五卷《睦弘传》：睦弘亦引董仲舒之说要求“求索贤人，禪以帝位”。 这种现象在后来历代封建政权中是很少出现的，它的出现应该说是有着许许多多的原因，是多种因素在起着作用，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在这里，试图做一点简单的分析，希望能够理出点线索。 一、君臣关系的出现 君主是从原始社会的氏族族长、部落联盟的军事、政治、宗教首领的世袭化逐渐演变而来。但直到殷商时代,最高统治者与部属、诸侯的君臣等级名分尚未确定下来。周武王克商之后，封邦建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等级国家，天子、诸侯、大夫的君臣等级名分才确定下来。（参看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我们知道，周王朝是按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建立的世卿世禄的等级国家，故君臣关系中还贯穿着“亲亲”原则，即君臣关系有时还是父子关系，或叔伯甥舅的关系。因此在那个时候对于臣子的要求还是很高的，臣子对君主只能从一而终,不能叛离或另事新主。即“事君不二，是谓臣”(《国语?晋语》)。然而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是“王纲解纽”、“礼坏乐崩”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一切几乎都遭到颠覆，传统的君臣名分也趋于松弛瓦解,难以继续束缚人心。许多人已摒弃臣子绝对效忠于一君，从一而终的观念，当君主遇难时，也不愿与君同死。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最初臣事公子纠，公子纠死，管仲并未殉死，以后转事齐桓公(公子小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另一著名政治家晏婴，当庄公被崔杼所弑，晏婴只是痛哭一场而归，并不愿从死，他认为：“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言下之意是说，大臣持禄是为国家社稷，不是为君主个人。晏子已经把国家利益与君主的个人利益区分开来。 而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亦如此，孔子及其弟子，后来的孟子、荀子都不是只事一君，而是周游列国，寻求实现自己的理想。孔子事鲁定公及季桓子，君、卿不听其言，即离鲁而适于宋、卫、陈、蔡。合则留，不合则去。孔子认为要“以道事君”，因此孔子就要求儒臣在行政层面限制君主个人私欲、引导君主个人意志服从国家利益，反对君主个人独断专行，损害人民普遍利益。可以说，孔子已明确摈弃了“事君不二”、“从一而终”的迂腐观念。而孟子更是在《孟子?离娄篇》中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而这对于后来的士人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西汉皇帝的多疑性 影响西汉士大夫对王朝效忠的另一个因素我认为是西汉初几位皇帝的多疑性。应该说汉初的几位皇帝都算有所作为，但是他们和所有的统治者一样对待臣子，特别是在对待有才能的臣子时，一边重用，一边心存担忧。 西汉初年，一批士大夫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跟随刘邦起事，在西汉政权的建立过程中纷纷为刘邦出谋划策。新的王朝建立后，确实他们都享受到了荣华富贵。但是，刘邦却对他们心存疑惑，先后将异姓王韩信、英布、彭越等先后剪除掉，不仅如此就是对待为刘邦出过大力的丞相萧何亦是如此。萧何在刘邦率军击黥布时,“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2]。刘邦数次派使臣来打探萧何的所为,于是有人就劝萧何说:“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萧何听从了此人的建议,刘邦大悦。后来萧何又因为为民请田而入狱,由此可见刘邦对大臣的防范之心。周勃诛诸吕立文帝有功,但时间不长就有人劝他:“处尊位,以宠,久之即祸及身矣” [3]。他请归相印,汉文帝当即同意,后来周勃还是被冠以“欲反”的罪名下廷尉,差点丢掉了性命爵封。其子周亚夫抗击匈奴,平定七王之乱,可谓功勋卓著,忠心耿耿,但景帝对他仍不放心,后来也被冠以“欲反”的罪名下廷尉,他“不食五日,呕血而死”[4]。而司马迁对这位忠臣的评价竟是“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终以穷困。悲夫!”[5]可见,对“忠节”的追求并不是西汉人臣的最终目标。 汉武帝时期,对臣下督责甚严,且屡兴大狱,尽除一切他认为有潜在危险的人物。汉武帝在位54年,用丞相13人,其中大多数人任期都不超过四年,最短的不到一年。不得善终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罪不可赦的过错,而是由于皇帝的猜忌。如此紧张的君臣关系使得甘愿为皇朝尽忠的人大大减少,到王莽篡汉时,为皇室尽忠的人少得可怜,反而支持王莽上台的大有人在。“是时,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宜亟加赏安汉公”[6]。桓谭也曾为王莽奔走天下,制造舆论。即使是忠于西汉皇朝的一些官员也都是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如《后汉书?独行列传》中提到的谯玄、李业、刘茂、王嘉、王皓等。李业在王莽当政时,“以病去官,杜门不应州郡之命。……王莽以业为酒士,病不之官,遂隐藏山谷,绝匿名迹,终莽之世。”王皓在汉平帝时任蜀郡美阳令,王嘉为郎,到王莽篡位时,两人一同“弃官西归”。后来公孙述以绑架王皓的妻子儿女为威胁,让王皓去做官,王皓说:“犬马犹识主,况于人乎!”于是自刎,王嘉也随后自杀。 三、中央政府的对士人的轻视 汉王朝建立之后，由于汉高祖对文人的轻视以及汉初军功集团的强大，汉初统治者并没有认识到士阶层的重要性，因此中央政府对士阶层的关注并不是非常强，导致士阶层对汉中央政府失去信心，从而失去效忠的基础。历史记载汉文帝在位23年也仅仅下过两次察举的诏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汉中央政府对我无恩无利，士阶层也亦无为皇帝死节之义。相反众多的诸侯王却对士阶层礼遇有加，因此他们选择的效忠对象大多是诸侯王，因此我们发现在汉初各诸侯王造反的时候，总是有许许多多的知名的士人为之效力，吴王刘濞招致四方游士，以文辩著名的齐人邹阳与吴严忌，淮阳枚乘等俱仕吴《汉书?贾邹枚路传》，而吴王起兵时濞，诸宾客皆为将。校尉、行间侯、司马，为之驱驰（《史记?吴王濞列传》）。 四、春秋战国君臣关系传统的影响 从《左传》所记载的内容来看，春秋时期也讲忠君，而且还被视为一种美德。不过，这种忠君并不同于秦汉以后，而是更多地体现着儒家的道德水准。其最大特点就是:君是君，国是国，两者绝无等同。在那时候臣子的使命只是帮助君主共同治理国家，而并非是单纯的效忠君主。不仅如此，臣子对君主有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君主以主理国家社樱。如果君主只图私利，饱食终日，或者昏庸无能，腐败堕落，由此损害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丧失民心，那么大臣对这样国君的忠则大可不必，甚至视其行为情节轻重发落，或者可以将其驱逐出境.或者完全可以把他杀掉。晋国的大臣师旷在与晋侯谈到卫君被逐这件事时曾说:“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匡神乏祀，百姓绝望，社援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7]，师旷的态度可谓鲜明之至。如在《左传?宣公四年》有一记载:“凡狱君，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也。”也就是说凡是杀死国君，如果只记载国君的名字，这是由于国君无道、似乎杀其不足惜记载臣下的名子，这就是臣下自身的罪过了。不管怎么说，史书上这般记载也表达了当时君臣关系的一种情形，而且无道之君被杀似亦情理之中。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动荡的混乱的时代。那时的士阶层并无忠君之念，可以说谁能使其富贵之，其便效忠与谁。而并非像东汉后期所出现的那中为王朝效忠而死的现象。 汉王朝与春秋战国相去不远，可以说那时的士人臣子仍然受到传统的影响，而这表现出来就是汉代初期君臣关系的不稳定性。 综上所述，汉初的君臣关系之所以没有像后来的许多朝代所出现的那种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或者说臣子为王朝的覆灭而杀身成仁的现象，应该是很多因素造成的，而西汉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君臣关系转变的一个重要阶段。可以说就是从这个朝代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慢慢丧失，逐渐形成了只有依赖于某一封建王朝才能生存的状况。从而许许多多的臣子为了王朝的延续和发展而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注释： [1]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2]司马迁.《史记?萧相国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3][4][5]司马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6]班固.《汉书?王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7]左丘明.《左传?襄公十四年》[M].长沙：岳麓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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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儒家来说，忠君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孔子所说的“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论语》）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法。（《论语》） 对那些只想取个人功名富贵的士们来说，这个忠君更是笑谈而已。无论这些胸怀雄心的人杰，是出身平民，或是诸国公室；如果他们无法实现其个人追求，那么他们就往往远走他乡，乃至去帮助他们出生国家的敌对国。 商君如此，韩非子也是如此。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乃至竟至吴起这样的杀妻求将的极端例子。 这证明，实现个人理想，乃是当时的普遍个人之最高标准。对出生国家的感情，许多时候都是很薄弱的。至于对于君王，那更是可有可无的支持了。 在春秋战国时代，君王等同于国家的概念，根本没有确立下来；而汉初之士，他们的思想与战国一脉相承。 因此我们看到太史公在《史记》里记述了秦汉及汉初那么多，标准意义上的士。君主之士，如张耳诸臣门客，因为高祖箕踞而骂张敖（张耳之子，此时已继承其父赵王之位），而竟不堪；图谋暗杀高祖而未遂。 事泄，高祖大索之。相关诸人（赵相等）自杀以明赵王之不预其事；赵王被押进长安。高祖令曰，有敢从者死。然其门客从者数十人。后赵王事明，高祖闻其门客如此高行，遂皆重用之。 如此之行事，真的是典型的战国之风。 说到民间之士，如武帝时，亦有郭解者，扶危济困，天下敬仰之。 良禽择木可栖——那是因为他们还有选择；而在大一统时代，他们只能有一种选择。因此他们必须主动或被动地提出或接受，忠君不二的政治思想。 最后这种思想，成为了最高道德及政治思想标准之一；而在原教旨儒家那里，却是根本没有这种君权至上，忠君至上的思想的。 这是中国历史之大不幸，亦是大一统的大恶果之一。 故前汉，正是中国之士消失，而忠臣们开始大量涌现，忠君思想最终确立而至不可动摇的时代。 而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就是武帝执政时期。 故汉初君臣之关系，如果以后世标准来看，那确实是怪得很了；如果放到其继承战国遗风的历史延续性这一过程来看，却又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如果不是这样，反而是让人奇怪了。 我们看那个似乎推崇君权至上的李斯，：始皇下逐客令；而他为了自己前途，而上《谏逐客令》。然而始皇一崩，他为了自己长保富贵，防止自己的（可能）政治竞争对手，夺去自己的宠重之位，竟然矫诏害国。 他根本谈不上什么爱国，于其出身之国，富贵之地，都是如此；至于忠君云云，事实证明，这仅仅是个人青云之路上的工具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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