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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何家村窖藏看唐代皇家生活
2005-01-16 新民晚报 时间：2004年12月30日主讲人：申秦雁
简介：申秦雁，1956年4月生人，女，1982年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1988年西北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1991年至今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工作，现任保管部部长，研究员。研究方向：唐代金银器、唐墓壁画及文物管理、博物馆学。主编、合作主编《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等4部专著；发表《唐代金开元及其用途考》等论文、文章20余篇。
鎏金舞马衔杯银壶（为唐皇室贵族外出游猎时专用）
玉臂环（由黄金、白玉、珠宝三种材质构成，全国独有）
镶金兽首玛瑙杯（海内外孤品，国家不允许出境）
本组图片由陕西历史博物馆提供
金开元通宝（唐皇室赏玩之用，并不流通）
唐代贵夫人所用的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鸳鸯莲瓣纹金碗（是目前所知唐代金银器中最富丽华美的器物之一） 鎏金舞马衔杯银壶（为唐皇室贵族外出游猎时专用）
这1000多件文物是由几类构成的，一类是金银器物，有各种各样的杯（见图5）、碗、盘子、银盒，数量很多，有271件，第二类文物是药物，有丹砂、钟乳石、白石英、紫石英、珊瑚、琥珀、蜜陀僧等。第三类是玉器，由20多件组成，有玛瑙器、琉璃器、水晶器，还有各种玉带、玉镯（见图4）、宝石等，其中最有名的是镶金兽首玛瑙杯（见图3），这是件被定为国宝的文物。第四类是银饼、银铤、银板，总计90枚，如此集中的发现，到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次。第五类是钱币，总共466枚，由39种组成，从材质上看，有金制的、银制的、铜制的、铜鎏金的，在展厅我们能看到金开元、银开元等一些古币及境外的货币。第六类是杂器，有铜饰牌、铜剑等。 何家村发现影响重大，有许多是海内外仅见的孤品，被学术界誉为“二十世纪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同时也是唐代文物空前的大发现，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生动再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反映了唐代皇家生活的真实情景。 一 社会的开放与胡风的盛行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丰碑，被学者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唐代最初的两位皇帝——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政治家，与西方及周边国家地区少数民族有着友好的关系。 从西安附近皇室人员墓葬出土的陶俑、壁画和雕塑的图片中可以看出各种外国人在长安城的生活状况，有为皇家服务的人员、有从事商业活动的阿拉伯人、有打猎的外国人、有北非的黑人等，可以看出还有很多外交使者，比如来自东罗马的使者等。不仅有西亚、中亚、北非的，也有来自欧洲的。 由于唐初社会的开放，大量的唐朝本土以外的物品，乃至宗教、文化等都随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流入唐朝本土。当时的皇室贵族热衷于追求新奇豪华的生活，胡器、胡服、胡乐、胡舞、胡食等所有来自外界的新鲜的事物都成了皇家贵族追逐喜爱的对象，这种赶时髦的风气在当时很风靡。这种“胡风盛行”的特有历史现象很快从皇室贵族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整个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面貌——舶来品成了时尚，也成为了唐朝历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从这些大量的来自西方的器物和仿制品来看，西方文化对唐朝有很大影响（当然这个影响是双方的，唐朝的很多东西比如丝绸、瓷器也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向西方），唐朝本地的工匠为了赶时髦、迎合皇室贵族的需要，制造了一些西方风格的器物。何家村出土的器物中就有很多这类仿制品，这反映了唐代对外来文化的拿来、模仿、融合，继而改造、创新，同时也是唐代乐观开放、积极进取、兼容并蓄、博大精深的精神文明物化的一种体现，从物质文明的角度再次证明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放眼看世界、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重要时期。唐代的开放、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以及唐代文化的输出，是唐代前期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 服食丹药之风的兴盛 早在汉代，道教就比较兴盛，在葛洪的《抱朴子》里有一些记载，讲丹药是怎样炼成的，有些什么作用。在何家村出土了很多跟炼丹有关的药具和药物，有贮药器，比如大家看到的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见图2）、莲瓣纹提梁银罐、银药盒等，药盒上面有字，可以清楚地看出它记载的是里面装的是什么药、药有多重、来自什么地方。这里有记录钟乳石的，当时唐代对丹砂和钟乳石有很严格的区分，光丹砂就分七种等级，钟乳石的名称也有三种，在贮药器上不仅记录了药品的名称，还有药品的服用方法，提醒服药者服用的时候要慎重。除了存放药物的器物，还有煎药的容器，如折柄银铛、金铛、银锅、银罐，有用作研药的器物，如玛瑙臼（它出土时中间有研磨的痕迹），以及和它配套使用的玉杵。另外还有用作服药的器物，比如鎏金的银羽觞、耳杯、金杯、金碗，都是当时作为药具使用的。 何家村窖藏出土的药物有很多种，比如光明砂、丹砂，这些都是根据唐代人当时留在银盒上的题记来定名的，还有珊瑚、琥珀等，根据文献的记载分析，这些上等的药物在当时不可能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都是只有皇帝才能享用的。还有一些记载，皇帝经常赏赐立功的大臣一些丹砂、钟乳石等，赏赐对象都是三品以上的大官，可以看出当时皇室对于服食丹药是很重视的。这些药物从功能上来讲都有镇静安神、益气明目、健五脏、提精神的作用。何家村窖藏大量地出土的这批唐代名贵药具药物，是迄今为止唐代药具及药物最系统最完整的一次发现，也是中国古代医药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 三 金银玉器与皇帝的赏赐 在唐代，由于金银器玉器自身非常昂贵的经济价值和自古以来人们所赋予它们的种种宗教神奇能力，所以金器玉器有很多人为的象征意义，并成为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标志。唐代文献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比如有规定：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但也有一些例外的做法，皇帝可以对一些有功的大臣作一些额外的金银器物的赏赐，如赏赐一些金碗金盆等。李世民就曾赏赐房玄龄一副金带，可以说赏赐成了皇帝和大臣之间增强彼此关系的润滑剂。 唐玄宗常在高兴时给下属赏赐金钱，他曾在承天门楼上设宴娱乐，向楼下抛撒金钱以作赏赐，并由此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金钱会”。金“开元通宝”在何家村窖藏出土了30枚，到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次金开元的发现，银开元出土了40多枚。结合文献对照，撒金钱的赏赐活动是有根据的，出土的金开元、银开元也可以作为旁证说明这一点。 唐代有这样的定制，腊月初八这天皇帝召集政绩显赫的大臣到宫中进行赏赐，这称为“腊日赏赐”。腊日赏赐多用银盒，是皇室使用的贵重器物，这在文物中发现得不多。 唐代的皇家生活非常讲究，衣物每晚要香熏，脸和手要保养、化妆。为了表示对大臣的厚爱，唐代皇帝经常用金盒盛放贵重的化妆品赏赐给他们。唐诗描绘每年腊日皇帝都要在宫中举行宴会，我们在何家村出土器物中看到的金花银盒、金棱盒等都有可能与腊日赏赐活动有关。 四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与千秋节祝寿 唐玄宗时期朝廷里有千秋节祝寿活动，即每年8月5日李隆基的生日都要举行盛大的祝寿活动，唐玄宗会亲自宴请宾客，大臣们也要向皇上敬献宝镜等，同时也要举行比较有趣的舞马祝寿表演。在何家村窖藏里出了一件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见图1），仿造游牧民族的皮囊壶而设计，壶身两面各装饰一匹奋蹄扬尾的舞马，嘴里衔着酒杯，好像正在做表演的样子。关于舞马表演，当时文献里也有很详细的关于朝廷平日里是如何驯练这些马的记载，有些马还被冠以“某家宠”、“某家骄”的名字，每到8月5日千秋节的时候，这些舞马就要披上华丽的衣服，戴上金银玉饰，嘴里还要衔上酒杯，然后作各种表演，“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当时的宰相张说跟随唐玄宗参加了很多千秋节祝寿活动，我们从银壶上舞马的形象就可以看出张说的描写的真实逼真。 这件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被国家文物局定为国宝级的文物，目前是海内外仅见的孤品。 五 金盆与宫廷礼仪 何家村窖藏发现的金盆是唐代金盆唯一的一次发现，也是我们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古代金盆。古代金盆流传至今屈指可数，由此可见金盆在古代的珍贵和罕见。金盆在古代是皇家使用的器物，在王建的诗里讲：“丛丛洗手绕金盆，旋拭红巾入殿门。众里遥抛新橘子，在前收得便承恩。”描写了皇宫里嫔妃们使用金盆的情景。和凝在一首描写皇宫生活的诗里也写道：“金盆初晓洗纤纤，银鸭香焦特地添。”金盆不仅是皇宫里的嫔妃洗手洗面的，同时也是为新出生的皇子洗身使用的，唐代宗出生三天，唐玄宗就赐给他一个金盆。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室生儿育女是非常重要的事，唐代皇子生下三天的时候要举行“洗儿会”，所以也有一些学者称何家村发现的金盆是“金浴盆”，认为它和皇室“洗三”的活动有关。 不仅是金盆，还有银盆、银也是皇室盥洗使用的器具。在《新唐书》里就有记载祭典的情景：“盥，则奉匜、取盘，酌水，赞洗。”这延续了古代传统，贵族在每次吃饭前都要洗手，身边的大臣要用配套的匜、盘帮他洗手。在皇家举行的重大祭典及其他隆重的活动时，就要使用到银匜、银盘等器物。 何家村窖藏出土的文物确实代表了唐代物质生活的最高水平，是皇家用的珍贵器物。目前学术界对于何家村窖藏的性质和埋藏时代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何家村窖藏出土的是以皇帝为首的皇家用物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徐婉青 根据录音整理）
2004年5月底，北京大学隆重举办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10周年庆典。作为庆典的特殊“贺礼”，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在国家文物局特批下，联合举办了西安何家村金银器精粹展。65件（组）精心挑选的金银器精品亮相北大。据了解，这是何家村金银器自1970年发现以来，首次集中对外展示。 这里需要作一个解释：这批金银器，虽冠以“何家村”之名，却不是“何家村”的金银器，也不是“何家村”制作的金银器，而是因为它的出土地点在西安市碑林区的何家村。 挖地基挖出陶瓮 这批金银器的发现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那是1970年10月5日下午，西安市南郊何家村一个收容所（现水文巷）内，基建工地现场一片忙碌。民工们像往常一样打地基的打地基，运土的运土。 当地基下挖到距地表0.8米的时候，突然露出了一个灰不溜秋的陶瓮。“出宝贝了！”不知谁大喊了一声，民工们都撂下家伙围了上来。瓮盖一打开，眼前顿时金光闪闪，耀得眼发酸。 “有金子！”收容所负责人赶忙将这一情况报到当时的革委会，最后到了陕西省博物馆。省博物馆立即派韩伟、雒忠如、杭德州、王玉清等同志前往清理。“为抢时间，我们坐着当时省博物馆惟一的一部车赶往现场，”韩伟先生回忆说，“那可是二战时的美国吉普。” 专家们一面保护现场，一面继续向四周普探。10月11日，在第一个陶瓮出土地北侧不远处，考古人员拿着洛阳铲打下去以后，铲子突然闪了起来，随之传来清脆的金属声，“有货！”。他们赶忙用手铲将周围的活土清理掉，第二个陶瓮露了出来，其大小和形状与第一个陶瓮基本相同，只是上面盖了一层银渣。 第一个打开这个陶瓮的戴应新先生回忆说，瓮口是一块方玉，方玉下面摞着银盘、银碗。金盆、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玉带、银盒和鎏金鹦鹉提梁银罐等器物都在里面，琳琅满目，令人惊叹不已。洛阳铲正好在瓮沿的下部打了一个洞，直接打到了一叠银碟子上，碟子和碟子之间有间隙，所以挖的时候就把铲子闪了。打开鎏金鹦鹉提梁银罐的盖子，里面还盛着水，几团金箔漂于水上，12条小金龙井然有序站立在上面，红、绿、蓝等宝石也全部在水中。 考古人员在陶瓮的旁边还发现了一个小银罐，美轮美奂的兽首玛瑙杯（现为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躺在里面。 两陶瓮装了上千件宝贝 这些文物当时被紧急运往陕西省博物馆内进行清点、登记。好家伙，一共1000余件。按类可分为金银器皿271件，银铤8件，银饼22件，银板60件，金、银、铜钱币466枚，玛瑙器3件，琉璃器1件，水晶器1件，玉带10幅，玉臂环1对，金饰品13件。另有金箔、玉材、宝石等。金器总重量达298两，银器总重量3900多两。 光里面的钱币就达39种之多，既有唐土流行的开元通宝，又有西域高昌国的高昌吉利、日本元明天皇铸造的和同开尔，还有波斯的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等，时代跨度达千余年，涉及面东至日本海、西至地中海、幅员数千公里，这在钱币史上还是第一次，是钱币收藏史上一次空前的大发现。 出土的银铤、银饼、银板上面的文字涉及到年号、地区、赋役种类等，全面反映出唐代的经济制度。22枚银饼中，有4枚庸调银饼，这是庸调银实物的首次发现。这批珍宝中，还有一套完整的药具和多种药物，这些药物在唐代均属名贵药物，其中仅朱砂一项，就有7种规格。这是迄今为止唐代药具及药物最系统、最完整的一次发现，也是中国古代医药史上一次大发现。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钻探并对照文献记载，初步判断何家村金银器窖藏所在地位于唐长安城兴化坊内。这批珍宝均为唐宫廷之物。陕西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主任、研究员申秦雁说，何家村金银器的发现在学术发现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西安是唐都长安的所在地，在京城内发现这么集中、丰富的唐代金银器宝藏，还是第一次，也是迄今惟一的一次。 何家村窖藏珍宝还呈现出浓重的多种文化因素。除上述的异域钱币外，还有由粟特输入的素面罐形带把银杯，西亚的镶金兽首玛瑙杯，罗马风格的狩猎纹高足银杯、仿照波斯多曲长杯制作的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等等。 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偶然能出上一两件有关丝绸之路的文物就了不起了，像何家村这么集中的发现十分罕见。申秦雁说，何家村金银器窖藏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宝库，丝绸之路上的很多亮点都集中到了这里。 出土珍宝30多年秘不示人 何家村金银器自发现至今已有30余年，由于历史原因，所有文物从来没有全面、系统地展示过，除了少有的三四件外，基本上藏之高阁，秘不示人。据说，江青曾派人将其中的金碗拿去仔细赏玩，文物部门费了好大劲才要回来。 唐代金银器研究权威专家、北大博士生导师齐东方，将何家村金银器窖藏称为“何家村遗宝”。他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西安地区有唐代金银器窖藏20多个，何家村如果也叫窖藏的话，有点太委屈它了。其他窖藏根本没法和它相比，称之“遗宝”，是有意加以区别。 齐东方说，他走上唐代金银器研究这条路，就是受到何家村遗宝的“诱惑”。回忆起第一次亲手摸到它们时，齐东方说，就像第一次碰到心仪已久的女子的手，让人心跳。金银自古以来就被视为珍贵财富的象征，金银器制作最成熟和繁荣的时期在唐代。 “当时的宫廷金银器主要出自中央金银作坊院。它和一般的作坊是不一样的，只要做得好，不计成本。”齐东方说，“唐代金银器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唐朝把它作为一种等级的象征，三品以下不得以金银为食器，这实际把金银赋予了社会等级化的内涵。” 过去，人们只能借文人墨客的浪漫描述，来领略大唐盛世的风采。作为唐王朝的都城，西安目前所能见到的唐代的实物非常有限，而且大部分都是陵墓中出土的陪葬品，地上的东西很少。真正沾有唐王朝生活气息的生活用具少之又少，唐代宫廷的实物更是凤毛麟角。唐王朝是中华民族最浪漫、最开放、最有为、最青春的王朝。何家村遗宝的发现，如同揭开了一位美丽新娘的面纱，她美丽的魅力摄人心脾，雕琢精巧的金银、洁白温润的玉石、充满异域风情的丝路精品……呈现出一个跌宕起伏、变幻莫测的世界，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唐盛世的蓬勃朝气。 千件遗宝见证泱泱大唐 为了破解、验证历史上的诸多疑问和谜团，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专门抽调精兵强将，首次对何家村遗宝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解读和破译。 我们知道，唐王朝是非常尊崇马的，在唐代，马不仅广泛地应用于战争、交通、运输等方面，而且还大量用于宫廷贵族的社交和娱乐活动之中，最让人憧憬的就是风流天子唐玄宗时期的舞马。 文献记载，玄宗时，宫廷专门驯养了百余匹舞马，玄宗经常亲临现场观看并训练。每到唐玄宗千秋万岁节（玄宗的生日）时，这些舞马就在兴庆宫勤政、花萼楼下给唐玄宗跳舞。舞马都披着非常漂亮的锦绣衣服，挂着璎珞，牵马的壮士也都着金挂玉。高潮时，舞马就会跃上三层高的板床，壮士们把床板和马一起举起来，舞马衔着酒杯给玄宗敬酒祝寿。舞马也随之喝了酒，醉了，“舞马衔杯醉如泥”这句唐诗说的就是当时的情景。 以往我们只是依据文献记载展开联想，甚至怀疑这是不是真的。何家村遗宝中的鎏金舞马衔杯银壶上的舞马造型竟与文献记载完全一致，专家充分考证后表示，舞马祝寿确有其事。 唐玄宗除了喜好舞马之外，还常在高兴时为下属赏赐金钱。他常在承天门（遗址在莲湖公园内）楼上设宴娱乐，兴致高昂时，便向楼下抛撒金钱以作赏赐，并由此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金钱会。由于这种赏赐活动热闹非凡，以至于数十年后，流落民间的宫女还不断向人们讲述此事，“开元皇帝掌中怜，流落人间二十年。长说承天门上宴，百僚楼下拾金钱。” 这里的金钱指的就是“金开元通宝”，它是不流通的，仅供赏玩。钱币收藏家们做梦都想有一枚“金开元通宝”，哪怕是见一下也好。可他们也仅能在文献中品味历史了。真正的“金开元通宝”出自何家村，而且一共出了30枚，这是“金开元通宝”迄今惟一的一次发现。 杨贵妃的香囊原为金银所制 何家村遗宝中，还有一件与杨贵妃有关。文献记载，杨贵妃被勒死后，唐玄宗非常想念。他从四川回来，专门命高力士一定把杨贵妃的尸体找到。高力士在马嵬坡发现了杨贵妃的尸体，他对唐玄宗说，尸体朽坏了，“唯香囊犹在”。 “过去我们不理解，香囊就是个丝织的香包，怎么还没有坏呢？我们现在知道，唐代的香囊实际上是金银制成的。”韩伟说。 何家村遗宝中就有这么一件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其实，类似这种东西以前也出过。考古界将它们称之为“袖珍熏球”。后来法门寺中也出土了一件，唐人在埋藏的物账上点明这叫香囊。香囊是唐贵夫人们日常生活的必备之物，无论狩猎、出行、游玩，均随身携带，所过之处，香气袭人。何家村出土的香囊再次印证了唐代的香囊确属金银所制。 这种香囊设计精巧，不论外部球体如何转动，中间的香盂总是保持平衡，里面的香料也不至于撒在外边。专家介绍说，唐代香囊中的持平装置完全符合陀螺仪原理，这一原理在欧美是近代才发明并广泛应用于航空、航海领域，而中国最晚在1200年前的唐王朝时就已掌握了此项原理。 何家村遗宝中还有一套药具值得注意。据文献记载，唐代帝王多喜好服食金丹以求长生不老。其中6位皇帝的死亡跟服食金丹有关。何家村出土的一整套炼制金丹等的药具和大量的丹砂药（丹砂是炼丹的主要原料），正是这种宫廷时尚的真实再现。 申秦雁说，除了反映宫廷丰富多彩的生活及隐秘外，何家村遗宝也是漫漫丝绸之路上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融合、创新过程的生动再现，比如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形制上虽然还保留着粟特带把杯的遗风，但褒衣博带的仕女已完全中国化了，这很可能是唐代工匠在粟特银器影响下改造、创新的制品。 何家村遗宝的制作工艺也代表了唐代的最高水平。有关唐代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文献记载很少，对何家村金银器的研究，使我们对唐代金属冶炼、机械设计及加工、焊接、贵金属制作等都有了直观、深入的认识。从金银器上的修整痕迹看，加工刀具多种多样，而且精密度很高。所有金银器皿焊接处均未开裂，如金梳背上焊接的直径0.08厘米的金丝盘编的花纹和直径0.05厘米的小金珠，至今牢固如初，没有丝毫的裂缝和脱落。使用的什么钎料，用什么方法焊接，一直是未解之谜。 遗宝主人官位显赫 领略了何家村遗宝的风采之后，我们自然会问：这批珍宝的主人是谁呢？自遗宝出土后，学界关于遗宝主人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有学者提出“窖藏的主人是搜集古钱和外币的爱好者”，是一位“收藏家”，进而进一步提出窖藏的主人就是章怀太子和其子豳王李守礼。 经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北大的专家学者们精心研究，何家村遗宝的主人终于浮出水面，他就是唐代官位显赫的尚书租庸使刘震，而遗宝的埋藏年代应在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爆发的泾原兵变中。 齐东方说，据唐韦述《两京新记》和清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租庸使刘震就居住在兴化坊中。“租庸使”，是唐代中央专门设置的征收租庸调的官员。何家村遗宝中的庸调银饼是否也暗示着租庸使刘震宅与何家村遗宝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呢？ 《唐两京城坊考》记载，泾原兵变时，租庸使刘震让人押着“金银罗锦二十驼”出城外逃，自己则与家人随后赶来。这段文字透露出刘震手里掌握着大量的财富珍宝。租庸使的职责之一就是保管朝廷的财物。也就是说，何家村遗宝与刘震有关，却不是个人财产，而是收缴上来的庸调及保管的宫廷珍宝。 齐东方做了这样一个推测：在突遭战乱时，连皇帝都逃离京城。谁也无法预料事件发展的结果。有条件、有权力处置官府财物的刘震，先派人带走“金银罗锦二十驼”，而自己则与家人随身携带经精心挑选的宫廷珍宝逃跑。何家村埋藏的珍宝都是体积小、价值高、少而精的珍品，便是很好的旁证。 还有一重要文献《无双传》也对刘震出逃做了记载：当时城门守卫得知刘是朝廷要员不敢开城门，刘震只得又往其家所在的方位跑去。我们可以设想，在难以出城的紧急情况下，刘震不得不返回家中，将这些珍宝埋藏起来。而据该文献记载，刘震还做了叛军的命官。很快，唐军收复了京城，刘震夫妇被斩。刘震私藏的珍宝也就永远不被外人所知了。 小资料 唐德宗李适为解救被叛军围困的襄城，而征泾原（今甘肃泾川北）兵前往驰援。泾原节度使姚言速率五千大军前往驰援。军队冒雨而来，希望得到赏赐却未果。在途经长安时，泾原兵突然发生兵变，攻占京城。唐德宗在宦官等护卫下，匆忙逃亡奉天（今陕西乾县）。泾原兵涌入皇宫府库，大肆掠夺金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泾原兵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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