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这位“世纪老人”，曾以细腻温婉的笔触，编织起一面绮丽的文学云锦，成为一个独特的中国文化符号，赢得几代中国人如繁星春水般纯净的亲近与尊敬。然而，最近，位于北京长城华人怀思堂陵园内的冰心、吴文藻夫妇之墓，却被人红漆涂写下了“教子无方，枉为人表”刺目大字。
一片冰心在玉壶，怎堪墓碑染污迹。最不堪的是，涂抹如此损语的，就是冰心的孙子吴山。据陵园负责人介绍，这可能是吴山和父亲吴平的家庭矛盾及财产纠纷有关。日前，吴山也对此事回应称，“我承认这种行为稍微过激，但认为我旨在争财产的人太幼稚，我的目的就是想为母亲争口气！”
吴山父母，也就是冰心的儿子和媳妇，已经为离婚官司打了６年多。这背后，存在着太多的财产纠纷，以及复杂的情感伦理，之前也陆续被公诸于众。没想到的是，现在，这样的家庭私事竟然发展到在冰心墓上大书污迹，直接对一个长眠地下的老人进行道德诟病，这样的人性伦理尴尬，无疑是对逝者的大不敬，也污染了人们心中那面纯净的文学旗帜。
墓碑被孙子刷油漆，把这样场景置于冰心用一生铺陈的那种人性温婉纯净背景下，相信无数人都会感到一种难以言述的隐痛。尽管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对冰心营造的那种清雅温柔审美情境已经不再流连，更愿意走进那些讲求介入社会与政治的文学世界，但是，把爱作为母题，以布爱为天职的冰心，的确也谙合特定时代构建起的中国普遍人格。在我看来，冰心“婉而成章”，也是一条个体之间进行爱的传递的极致路径。
这种个体之爱，从某种意义上讲，最大的聚焦，本应该就在亲情伦理与人性温良之上。遗憾的是，吴山在冰心墓上刷油漆，已经清晰表明，这种爱的传递，到冰心子女身上，就已经断了。诸如吴山母子将吴平捉奸在床，吴山与其父近10年唯一见面竟然是在法庭上，这样的家庭细节，都在暴露太多人性与伦理的不堪。纵然我们愿意给人性一点空间，承认“清官难断家务事”的真实无奈，但是，当人性伦理困境演绎到连对一个逝者清誉都施以污损的地步，这就是一曲人性文明的挽歌了。
“我知道我的弱点，也知道我的长处。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没有喷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的事物上，我仍宝贵着自己的一方园地。我要栽下平凡的小小的花，给平凡的小小的人看！”这是冰心在上世纪３０年代初出版的《冰心全集》自序中说的话。遗憾的是，当冰心的子孙成为平凡的小小的人，却无视长辈栽下的温良之花，反而在安葬她的陵园里却植出一朵文明的恶之花，让人看到人性趋恶与伦理缺失的极其丑陋。对此，我们必须反思的是，为什么那些美好的文学情怀，那些独立的文化人格，哪怕是在血脉亲情的渠道中，都会被堵塞呢？
这其实早就不是孤例。回过头来看，这些年，文化名人身后事，展示的人性伦理之悲剧，也曾一再冲击过人们的内心。不论是季承的《我和父亲季羡林》，还是老鬼的《母亲杨沫》，都曾让人看到亲情伦理缺失的残酷，都曾展示出父爱或母性泯灭的悲情。探寻这种伤痛的原因，或许不能止于现在暴露的情感与利益之争。为什么曾经有太多被树立成一面面文化旗帜的知识分子与文化名人，他们不仅无法把自己的文化人格顺利在子孙传递下来，甚至他们子孙连“为亲者讳”的道德与人性的底线也轻易就会突破了，这背后，其实还有更为复杂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生态。
尽管冰心始终还是冰心。她墓碑上的那些油漆，不会对她留下的那个艺术审美世界有任何改变，但也不得不遗憾，那抹污迹，其实是在放大这个时代的文明、人性、与伦理的伤痛。我在想，是不是文化人格足够独立坚硬，文化情怀足够沉厚宽广，社会政治又能为这样的人格情怀提供足够开放的传承通道，才能可以让文化名人身后事，少了太多类似的人性伦理悲剧呢？至少，我觉得，鲁迅先生后代的人生选择与精神人格，一定程度印证了我的这种文化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