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剑桥玩的时候，我曾经愁眉苦脸地向一个在剑桥教书的朋友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迷茫，希望她指点一二。朋友说，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到底想干什么？在《搏击俱乐部》里，泰勒用枪指着那个杂货店老板的头也问过这样的问题。那个中年人哭哭啼啼地说他想当一个兽医，而当时朋友就算用枪口对准我的脑袋，我估计也依然说不出我内心到底想干什么。
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主教学楼只有两层，一层是低年级，二层是高年级。每当课间活动的时候，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就在院子里滚铁环丢沙包，而高年级的同学就在楼上潇洒地看着我们。那时候我就想，有一天我也要站在楼上，俯视下面的芸芸屁孩，那多酷多优越多高人一等啊。后来等我成为了高年级的一员，站在楼上，每天却只想从上面跳下去。我才明白那时候他们之所以看着我们，只是因为除此之外就没什么事情可干。
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得到了你所想要的东西，这句话是谁说的来着？人这一生，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过一个自我觉醒的过程，哪怕只是一个瞬间，就像《一一》里简南俊的老婆，中产阶级的生活过得波澜不惊，有一天忽然崩溃了，对着自己的男人痛哭失声：“我觉得我好像白活了，我每天像个傻子一样，我每天在干什么啊！”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自我觉醒的时刻，不再低头生活，而是仰起头看着二楼的高年级同学。可是自我觉醒之后呢？鲁迅告诉我们，人生最苦痛的就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我很羡慕两种人，一种人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他们前脚踏进社会，后脚就准确地知道该迈向何方。他们随身携带着GPS，在社会的地图上永远不会走错。他们不会思考什么狗屁自我觉醒这种问题，在他们看来，有那些时间还不如多研究一款股票。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于是他们活得很快乐。还有一种人更不会考虑这种问题，他们只知道及时行乐，永远不知道下顿饭在哪里，但他们活得也很快乐。在丽江的时候，我曾经遇见了《新周刊》的社长××，老头一大把年纪了，在酒吧又唱又跳，一会儿兴致高昂地吟诗，一会儿又醉醺醺地写书法。一晚上左边搂着一个美女，右边抱着一个美女，大腿上还坐了一个美女，乐得眉开眼笑。记得当时朋友跟我说这就是人生的境界，我那时候想，狗屁境界，寻欢作乐也是人生境界？我开始上纲上线地认为，一个人不用承担什么责任，不需要寻求什么价值，都可以这样。后来我不得不承认，我心底其实羡慕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否定它，只是因为我做不到。
年轻的时候总是在一些问题上过于执著，比如自己究竟想干什么，想又想不明白，活得垂头丧气，就像一滩泥巴。而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人却把生命当纸钱一样烧了。就像那些垮掉派，成天磕药乱搞，开着破卡车到处穷混，最后年纪轻轻的一个个都嗝屁了。我们觉得他们没孝敬过爹妈，没贡献过社会，没报效过人民，活得真失败啊。但是每个人心里又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啪的给秃顶的上司一个嘴巴，然后冲出写字楼，随便跳上一辆火车就去做浪客剑心。我们一边用大道理否定他们的人生观，一边又滴答着口水希望参与这样的人生。在电影《燃情岁月》里，那位衣冠楚楚的大哥在弟弟的坟前不无惆怅地说：“我遵循一切法则，人的，神的，而你什么也不遵循，每个人却都喜欢你。”
这让我想起了黄霑，小时候在录像厅看过的《喋血双雄》，记住了里面那首动人的插曲，后来知道那首歌叫《随缘》，作词的就是这位已作古的老兄，里面有两句让我一直念念不忘：
人生，过路客不说唏嘘。
人间，我和你不过寄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