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唐代 8世纪 宝庆寺如来三尊佛龛
作为世界著名博物馆，1872年创建的东京国立博物馆拥有40多个展厅，藏品总量超过10万件，除了主打日本文物的主馆与举办专题展览的表庆馆、平成馆，还有展示明治初年法隆寺向宫廷献纳宝物的法隆寺宝物馆，陈列日本以外东方各国艺术品和考古遗物的东洋馆。东洋馆又称亚洲文物陈列馆，1968年正式开放，设10个陈列室，分综合陈列、埃及艺术、西亚艺术、东南亚艺术、中国艺术、朝鲜艺术和西域艺术等部门，东洋馆也是中国境外收藏中国文物最多的博物馆之一。由于东亚国家文物普遍不耐光且难以经受温湿度的剧烈变化，所以每年只轮换展出馆藏品中的一小部分，笔者也不可能一次阅尽东洋馆所藏中国文物，只能管窥所及，公诸同好。
图2 唐代 8世纪 天龙山石窟第21窟如来像
东洋馆共分三层。第一层陈列着包括木乃伊在内的埃及珍贵文物，印度、犍陀罗（今印度、巴基斯坦地区）早期佛教文物，东南亚与西亚的考古出土遗物，等等。笔者最感兴趣的是一号展厅名为“中国雕刻”的特别展览，26件南北朝与唐代的文物，大部分是来自中国陕西省西安宝庆寺、中国山西省长子县、山西省云冈石窟、河北省响堂山石窟等地的石佛造像，比如唐代宝庆寺如来三尊佛龛（图1）、天龙山石窟第21窟如来像（图2），也有少量隋代金铜造像如势至菩萨立像（图3）。其中，6件公元703年至704年间的宝庆寺石佛造像甚至可考人名，比如德感造十一面观音龛、姚元景造如来三尊佛龛、高延贵造阿弥陀三尊佛龛、李承嗣造阿弥陀三尊佛龛、萧元造弥勒三尊佛龛、韦均造如来三尊佛龛等，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图3 隋代 6世纪 金铜造像如势至菩萨立像
此外，东洋馆一层还有一些特别专题用来展示中国文物与东南亚文物之间的文化渊源。比如铜鼓，比如青花瓷。铜鼓陈列从公元前6世纪至汉唐时期，演变到明清时期，从中国南部到东南亚地区（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讲述了铜鼓的变迁与多样性。而青花瓷陈列，则显示了15至16世纪越南地区“染付瓷”等（图4、图5）是受中国景德镇青花瓷（图6）影响而产生的陶瓷品种。当然，受影响的不止东南亚，也包括江户时代（1603-1876年）的日本。在笔者看来，越南染付瓷虽然没有中国青花瓷白润与明蓝所映衬的美，纹饰描绘也略显技拙，但那种直接在灰白胎土上渲染的灰蓝，却给人一种朴素温暖的印象。至于近邻日本，历史上便一直推崇中国的青花瓷，以至于后来开始模仿与生产。檀香山艺术学院(Honolulu Academy of Arts) 曾经举办过一次名为“贸易、趣味和变革：1620年至1645年日本景德镇瓷器”(Trade, Taste and Transformation:Jingdezhen Porcelain for Japan, 1620-1645)的展览，向外界展示了长期以来中国是如何精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该学院院长史蒂夫·利特尔(Steve Little)表示：“瓷器和宗教（佛教）、绘画一样，是传播中国思想和独创性的三类工具之一，它从中国出口到了日本。”然而，与此并存的事实是，明朝晚期开始，随着当时中国国力的衰退与闭关政策，精明的日本人甚至在海上贸易中渐渐打破中国对欧洲瓷器出口的垄断地位。比如日本的“伊万里烧”青花瓷便题有“大明嘉靖年制”“大明万历年制”的底款，以此迷惑西方人。关于青花瓷技术如何传入日本有一种说法，1592年至1598年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的两次侵略朝鲜战争，从朝鲜掠走了大批陶瓷器与中国陶工，这对日本青花瓷的烧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4 16世纪 染付鹤纹大盘
图5 15世纪 青瓷铁绘花卉鱼纹钵
图6 15世纪 青花束莲纹大盘（景德镇窑）
东洋馆的第二层可以说就是“中国专馆”，一共五个陈列室，其中四个为“中国考古”，剩下一个是“中国绘画书法”。“中国考古”的第一陈列室是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出土的早期文物，一共111件展品，涵盖了骨器、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品种。陶器部分，有中国甘肃省、青海省出土的齐家文化红陶双耳壶、褐陶水差形土器（公元前2200年-前1600年），也有中国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的商代白陶豆（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西周时代（公元前10世纪-前9世纪）的灰陶鬲，中国河北省易州出土的战国时代（公元前5-前3世纪）黑陶磨光纹小壶、夹砂红陶鬲，中国安徽省寿县出土的战国时代彩釉壶（图7），等等，历史脉络清晰，纵向延伸完整。玉器部分，既有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玉斧、玉璧、玉环、玉饰，二里头文化（公元前2000年）的玉刀，也有商周时期的饕餮纹佩玉、龙纹佩玉、玉龙、玉鱼、玉鸟，战国时代的琉璃象嵌玉、夔龙纹玉等等。东洋馆里的金属文物种类很多，以武器为例，比如商代的铜钺、铜矛，春秋战国时期的铜戈，比如中国云南省、四川省出土的战国前汉时期的铜柄铁剑，中国陕西省兴平县出土的镀金银铜刀，等等。至于典型的礼乐、祭祀用青铜器，不论是工艺精湛的簋、爵、铎，还是带有铭文的大尊、大鼎，东洋馆二层内均有一定数量的陈列（图8）。
图7 战国时代 公元前5-公元前3世纪 彩釉壶
图8 战国时期 公元前5世纪 蟠螭纹镈
“中国考古”的瓷器陈列室，一共有33件从三国时期到唐代的加釉彩陶器（烧制火候尚未能达到瓷器要求的1250摄氏度，也被视作早期瓷器）及43件宋代到清代的瓷器。早期瓷器包括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古越州窑产的青瓷神亭壶、青瓷双耳壶、青瓷狮子、青瓷天鹅壶、青瓷莲纹盘，唐代长沙窑产的黄釉褐彩碗、黄釉绿褐彩鸟纹碗、绿釉枕、绿釉奁，以及大量的唐代三彩随葬器，如三彩骆驼、三彩马、三彩天王俑、三彩镇墓兽，等等。日本人偏好白釉、青釉、黑釉这类色调古拙、意境深远的中国瓷器，而东洋馆的宋代瓷器陈列正好也诠释了这一喜好的渊源：定窑的白瓷盘口瓶、白瓷莲花纹钵、白瓷印花花卉纹轮花钵，耀州窑的青瓷唐草纹水注、青瓷凤凰唐草纹轮花钵，钧窑的靛青釉轮花钵，官窑的青瓷轮花钵（图9），越州窑的青瓷花纹水注，龙泉窑的青瓷唐草纹多嘴壶、褐釉划花牡丹唐草七宝纹瓶，磁州窑的白釉铁绘束莲纹瓶，吉州窑的梅花天目盏（图10），建窑的禾目天目盏（图11），等等。说到天目盏，不得不提及其来历。众所周知，日本的“茶道”仪式规范，其举行茶道仪式的厅、堂布置，泡茶方法，使用的茶具均效仿中国的“茶礼”。其中仪式上必须使用的黑色茶碗，叫“天目盏”。天目盏又名“天目木叶盏”，据传由日本镰仓时代（我国南宋时期）的留学僧人从中国浙江西天目山带回国。天目茶盏其实就是黑釉烧制的瓷器，墨黑的底色上散布着深蓝色的星点，构成美丽的图案，这些星点的四周还有红、蓝、绿等色彩，在阳光照耀下色彩常会变异，又称“曜变”。这种黑色的天目茶盏传入日本后倍受当地人青睐。在日本，凡是黑釉茶碗，统统被称为“天目茶盏”，以至于后来，“天目”成了一切黑釉器皿的代名词。
图9 南宋 官窑 12-13世纪 青瓷轮花钵
图10 南宋 吉州窑 12-13世纪 梅花天目盏
图11 南宋 建窑 12-13世纪 禾目天目盏
笔者发现，国人到东洋馆二层观摩瓷器，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元明清时期，这也“得益”于国内这几年艺术品市场的价值宣传，元青花、明清官窑，似乎都可以直接与天价画上等号。而东洋馆的元、明、清瓷器陈列，几乎就是一部景德镇陶瓷发展史：元青花莲池纹大盘，明宣德青花牡丹唐草纹钵，15世纪豆（斗）彩龙纹壶（“天”款），16世纪法花（珐华）楼阁人物纹壶，明隆庆青花人物纹长方合子（“大明隆庆年造”款），明万历五彩龙牡丹纹瓶（“大明万历年制”款，图12），清康熙五彩仙姑图盘，清雍正粉彩梅树纹盘（“雍正年制”款，图13），清乾隆青花红彩蝠云纹壶（“大清乾隆年制”款，图14），清乾隆红釉瓶（“大清乾隆年制”款，图15），18世纪蓝釉粉彩桃树纹瓶（图16），等等。由此可见，“千年瓷都”之美誉并非徒有虚名。此外，“中国考古”还单独辟出“清代犀角”“中国漆工”等专题展览。以“中国漆工”为例，陈列着16件从南宋至明代的珍贵漆器，如南宋屈轮轮花天目台，南宋黑漆轮花盆，南宋朱漆轮花盆，元代龙涛螺钿菱花盆，元代黑漆菱花盆，元代楼阁人物螺钿十角砚箱，15世纪柳水禽螺钿合子，16世纪人物螺钿印箱，16世纪楼阁山水人物箔绘螺钿八角合子，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从“中国考古”展区通往“中国绘画书法”陈列室的过道中，依次陈列着17件后汉时代的画像石，分别来自中国山东省的孝堂山下石祠、嘉祥县（图17）、鱼台县、晋阳山慈云寺天王殿等地，史料价值亦不容忽视。
图12 明万历 景德镇窑 五彩龙牡丹纹瓶
图13 清雍正 景德镇窑 粉彩梅树纹盘
图14 清乾隆 景德镇窑 青花红彩蝠云纹壶
图15 清乾隆 景德镇窑 红釉瓶
图16 18世纪 景德镇窑 蓝釉粉彩桃树纹瓶
图17 后汉 公元1-2世纪 中国山东嘉祥县画像石局部
东京国立博物馆拥有的众多珍贵文物中，首推日本政府所指定的87件国宝和610件重要文化财产，而这些顶级文物中有一批是来自于中国宋元明时代的绘画与书法。在“中国绘画书法”陈列室中，仅南宋李生《潇湘卧游图卷》、南宋李迪《红白芙蓉图》、南宋梁楷《雪景山水图》和元代因陀罗《禅机图断简寒山拾得图》4幅作品就获得了“日本国宝”的桂冠。其余珍贵绘画还包括南宋马远的《洞山渡水图》，明代朱端的《寒江独钓图》，清代赵之谦的《花卉图》等。而书法作品则囊括了黄庭坚、朱熹、赵孟頫（局部，图18）、八大山人（落款，图19）、郑燮等名家。东洋馆第三层陈列则以朝鲜文物为主，也可间接观察中国传统文化对半岛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基于本文篇幅，其余笔者不复详述。
图18 赵孟頫 书法 局部
图19 八大山人 书法 落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