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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传奇

 大闲人 2012-06-12

传  奇

郑蔚  文汇报2012-06-12第十一版 

  • 图片作者: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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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渔民群体中,他们是不同寻常的一族。

      他们从不守着一个湖泊,或是一条江河,而是终年在南中国海的波涛中出没。

      中国的南海有多大,他们的船驶得就有多远。

      记者从潭门镇渔民协会获悉,位于海南岛东部沿岸的潭门有渔民4000多人,渔船150艘,其中六成是100吨左右的木壳船,其余为200吨至300吨的铁船。西沙、南沙、东沙、中沙,是他们祖祖辈辈作业的渔场。

      登船出海的时候,他们就像壮士出关。

      “谁要是心里放不下老婆,就别下海了。”老船长陈奕传今年59岁,说话简洁干脆。

      他们就是在南海的浪涛里长大的。

      看看海水的颜色,他们能辨别是近洋还是远海;看看天上的海鸟,他们就知道茫茫大海哪里有礁盘和岛屿;看看夜空中的星辰,就知道他们的家潭门镇在什么方向。

      “我们从来不晓得怕,”他们说,“那是我们中国的海。我们才不怕菲律宾的士兵。禁渔期过了,黄岩岛我们还是要去的。”

      他们是浪涛上的勇士。

      也是南海的耕耘者。

      他们还是历史的参与者。在南海的开发史上,他们的祖先是最早的先驱。

      从唐朝起,南沙就留下了他们的帆影。

      因此,他们把南海称作“祖海”。

      也许是长年在海上生活,他们与人交流的语言都很简洁。说起南海,他们只回答四个字:

      忠诚祖海。

      

    闯荡南海几十年

      明朝有一位识文断字的潭门渔民,将自己的航海经验记录下来,编成一本通向南沙的航海手册。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又不断地增补、修改和完善。这本民间传抄流传下来的航海图志,被考古学者命名为《更路簿》。

      《更路簿》的“更”是里程单位,一“更”大约为10海里左右,“路”为航向。《更路簿》的第一篇《立东海更路》开头写道:“自大潭(潭门)过东海(西沙),用乾巽驶到十二更时,便半转回乾巽亥,约有十五更。”讲的是如何从潭门港出发到西沙群岛,以及有多少距离。在没有现代导航设备的情况下,船老大们就是靠着《更路簿》上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经验,闯荡南中国海。

      今天的船老大们早已不用《更路簿》了,靠的是GPS导航仪和电罗经。“现在的船老大变傻了!”年近六十的老船长陈奕传说。

      

    “黄岩岛我肯定还要去的”

      陈奕传从16岁起下海,已经说不清楚去过多少次黄岩岛了。

      4月10日,他们的“琼·琼海03888”号渔船抵达黄岩岛的时候已是晚上。航行了三天三夜,船员们都累了,船下了锚大家就开始休息。陈奕传心里想着明天是个好天,风也不大,该有不错的收获。

      第二天早晨天蒙蒙亮,头一个醒来的他却发现:在黄岩岛澙湖东北出口不远处,竟然停着一艘菲律宾军舰。

      这艘菲律宾的军舰比他以前见过的要大,虽然他叫不出它的名字,但他还是意识到了这艘军舰来者不善,并立即引起了警惕。

      他马上叫醒了大儿子陈玉喜。陈玉喜今年38岁,老人已经开始锻炼他当船长。

      他们立即向潭门镇的渔政和边防报告了这个情况,然后警惕地观察着菲律宾军舰的动向。很快,菲律宾军舰放下了两条军用橡皮艇,向他们驶来。橡皮艇越驶越近,可以看见艇上有持枪的士兵、拿着对讲机的军官和拿着照相机对他们船只拍照的官员模样的人。

      “我们运气比较好,菲律宾人没有上我们的船,只是一个劲地围着我们的船打转,不停地拍照。”陈奕传说,“就是他们上了我们的船也不怕,到这个关头,你怕有用吗?”

      李成端的“琼·琼海05176”号渔船没有这么好的运气。“爬上来11个菲律宾人,里面有6个拿枪的军人。我们手无寸铁,没有枪的怎么拦得住有枪的啊?”李成端告诉记者,“过去渔民出海可以带家伙自卫,现在政府规定不能带枪,都收上去了。我们是真正的平民百姓啊。”

      荷枪实弹的菲律宾军人将李成端的渔船翻了个底朝天,所有的舱盖都被打开看过。

      “我们也是前一天晚上刚到黄岩岛,还没有开始打渔呢,他们也搜不到值钱的渔获。菲律宾人装模作样地要查中国官方发的《南沙专项捕捞许可证》,我们是在中国的领海合法捕捞作业,怕什么?我就拿出《许可证》给他看。他们还拍了照。”

      下船前,菲律宾人还拿出一个英文文件让他签字,被有经验的李成端一口回绝了:“我就是不签。我估计这是一份要我们承认自己是非法越界捕鱼的文件。这是我们的祖海啊,我就说看不懂,不签。”

      对方拿他没有办法,在李成端的船上折腾了半个来小时,悻悻而去。

      如今,李成端的“琼·琼海05176”号渔船停在潭门中心渔港里,和他家的另外两艘渔船靠泊在一起。记者随他乘坐小艇上了船。

      这是条七八十吨的木船,甲板上停着4艘作业用的小船,驾驶室在最上层。驾驶台后方是个柜子,柜子上铺上被褥,就成了仅能容一人的床,床的里侧还放着一套简易的音响和通讯器材。出海时,这里就是李成端日作夜息的地方。

      “我们怎么会越界捕鱼呢?再说黄岩岛就是我们中国的。”李成端边说,边从船长室顶层的格子里,拿出一卷海图展开,“你看,我们的海图标得清清楚楚,怎么会越界呢?”

      这张海图,纸张已经泛黄。“我是1964年出生的,这张海图比我年纪还大,是我爷爷传给我的。”他边说,边小心翼翼地将海图收好。

      “我第一次去黄岩岛是1984年,那时候,这里根本没有菲律宾人的影子。现在他们开兵舰过来,说黄岩岛是他们的,天底下有这种道理吗?”

      “要是菲律宾还派军舰到黄岩岛去,你们还敢去黄岩岛吗?”记者问。

      “当然去啊,”李成端毫不犹豫,“这是我们的岛啊,只要禁渔期一过,黄岩岛我肯定还是要去的。这个你不能怕,否则南海就没有地方可以打渔了。”

      

    “海里的鱼比过去少多了”

      陈奕传自家的“琼·琼海03888”号渔船,虽是木质船,但船长28米、船宽5.5米,吨位是97吨。船上装了两套动力设备,马力484千瓦,正常情况航速8节,最快的情况下可以达到11节。

      航速11节,就是为了躲避和摆脱近年来南海上出现的歹徒而准备的。这些年来,南海上时常有周边国家的蒙面歹徒越界侵害洗劫我正常作业的渔船,成为危及我南海渔民生命财产的最大不安全因素。

      而这种情况,在过去是较为少见的。

      陈奕传记得自己16岁下海时,渔船还是生产队的渔船,船只有20吨,马力只有80千瓦。第一次下海是去文昌的七洲列岛,他在船上整整吐了6天,几乎没吃什么东西。之后,这辈子遇见再大的风浪也不晕船了。

      1970年下海的他,最早是到海里去捞海石头。海石头分布在浅海区,捞上来卖给人家盖房子用。当时1吨海石头只值几块钱,他在生产队里捞一天海石头,队里给他1毛5分钱。虽然钱少,但家里实在太穷,有了1毛5分钱可以不饿肚皮了。

      渔民下海可不是农民下田,而是和工人到厂里上班一样的,也有3年学徒期。学徒工一年只挣一两百块钱,但是出海时,船上管饭。

      让陈奕传至今觉得自豪的,是国家给渔民很高的粮食定量:一个月42斤米。这是重体力劳动者才有的定量标准,比镇上、县里的国家干部定量都要高。

      在饥饿的年代,能吃饱饭就可以成为拼命干活最直接的动力。到了80年代,陈奕传就当上了大副。那时,渔民出海还是靠海图;而到了90年代,渔船上装备了导航仪,海图开始退出。

      他最早一次跑西沙是1975年。从1982年起,几乎每年要跑两三次,永兴岛、珊瑚岛、金银岛、甘泉岛,西沙群岛的很多岛礁他都去了。

      那时候国家还没有禁止捕捉海龟。西沙群岛的海龟、龙虾、苏眉、海参、马鲛,丰富之极。“我捞到过最大的梅花参有20来斤重,”陈奕传给记者比划说,“大小差不多有80厘米长,晒干后,它还有1斤2两重。当时是80年代,这么大的海参干只卖到28元一斤,现在这么大的海参,500元一斤都买不到。”

      原来,海参大多生活在水深13到15米的海底,但它移动的速度极为缓慢,一个小时只能前进4米,所以渔民能潜入水中抓捕。渔民抓获海参后,先要将海参剖腹洗净,然后放在渔船上的大锅中用海水煮1小时左右,然后再放在礁盘上晒干。如果没有煮透,海参就容易烂。

      海参非常神奇,离开水后,没有多久就会自己融化,化作海水,无影无踪,所以只能煮后晒干保存。海参的寿命最长不超过8年,超过8年以后,它会自己融化在大海里。这是陆地动物没有的“自溶化功能”。

      “以前我们去一次南沙,一般可以带回来五六百斤的干海参。现在,能带回几十斤干货,运气就很好了。”

      潭门渔民卖得最好的鱼,其实是苏眉鱼。苏眉的学名叫“波纹唇鱼”,属于软骨鱼纲鲈型目隆头鱼科,是一种珊瑚鱼类,生活在南沙群岛的珊瑚礁盘里,体色随着栖息的环境而呈现艳丽的色彩,鱼体上的斑纹特别明显,色彩艳丽,状如斑马,眼睛上有两道不规则的黑色条纹,苏眉也因此得名。

      “1995年、1996年的时候,南沙的苏眉最多。六七个渔民一天可以抓到80斤苏眉,也就是30条左右。你知道苏眉是多少钱一斤吗?那时就要240元一斤!一天就要将近2万元!”

      陈奕传指着自家这栋两层小楼说:“这550平方米的房子,就是靠苏眉盖的。”话里透着骄傲。

      “现在呢?”

      “现在,一天能捉到2条苏眉,就像在街上捡到个金戒指一样了!海里的鱼比过去少多了。现在打渔的人,怕是一辈子也盖不起这样的房子了。”他的声音低落下去。

      

    “没有国家支持,我们出不起海”

      陈奕传的“琼·琼海03888”号渔船是二手船,买了才两年多,当时花了120多万元。“这艘船,今天买至少150万!我们的舱木板多硬啊,螺丝都拧不进去。这样硬的木头才顶得住大风大浪,七八级的风你也可以开!这舱木板那时一立方2000元,现在至少要7000元!我当时向亲戚朋友借了50万元买船,是买对了。”陈奕传说。

      “借款要几分利呢?都还清了吗?”记者问。

      “亲戚朋友之间借钱还要利息吗?不用利息,慢慢挣慢慢还。还得差不多了,还欠了点。”

      潭门依然民风纯朴,亲情厚重。

      “作为船长,你出海前要准备多少物资?”记者想了解船长的“出海成本”。

      陈奕传扳起手指告诉记者:“首先是油料要备足,如果去黄岩岛,至少要准备10吨油;如果去南沙,要带15吨油;现在一吨柴油要9000多元,这是出海成本的大头。去一趟南沙,总要两个来月的时间,还要准备好大米吧,船上有20多个人吃饭干活呢。冬天还要多带点,因为海上刮东北风啊,船顶风回来开得慢;船上还有五六个冰箱,要放800到1000斤的猪肉,还有几百斤的蔬菜。南瓜、胡瓜这些能多放点日子的蔬菜,要多备点。还有最重要的淡水,也要带上六七十吨吧。”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船长还要负责把国旗带好。潭门的船长出海,一般最少要带3面国旗。在南海上遇上大风,一个晚上就能把一面新旗撕裂。一看国旗被风吹坏了,马上换新的。现在越境到我们南沙、西沙、中沙来捕鱼的越南船、菲律宾船很多。这海里的资源能不受影响吗?在黄岩岛,我们的国旗就得白天黑夜挂着,让他们知道这是咱中国的渔船到自己家的祖海来了。”

      “渔民一年基本上出5次海,最多也就是6次,年收入三四万元。渔民打渔回来,就没事了,高兴的话帮老婆干点家里的农活。潭门的渔民家里多多少少还有点地,一人三五分,大多种点蔬菜。镇边上的书田村那里有水田,一年可以种两季水稻,冬天还可以放掉水,换种一季辣椒,来点钱。但船主就不得休息了,出一趟海,回来就要修船。”

      这些年,渔民下海的工资涨了吗?

      “说实话,真没有什么太涨。因为渔民心里最清楚,这几年来,海里的光景一年不如一年,船主没有挣到多少钱。那些越境过来的渔船,一看四周没有中国的渔船,毒鱼、炸鱼的活都干上了,这对渔业资源破坏太大。而咱中国渔船现在一般都不这么干,一是政府不让干,边防在船上查到炸药要处罚你;二是渔民慢慢也有了环保意识,这是咱祖祖辈辈活命的‘祖海’啊,你把礁盘炸了,把珊瑚破坏了,咱儿子孙子将来到哪去打渔啊?”

      有渔民说,过去船东出一次海的收入,现在差不多是船东一年的收入。

      “幸亏现在还有政府给远海渔船的‘柴油补贴’,一条船按马力算,有几十万的收入。要是没有国家的财力支持,咱真的出不起海了。”

      

    渔民,勇敢者的职业

      说潭门镇是海南渔业的摇篮,这话一点也不为过。

      走进潭门镇渔民协会,只见最大的一面墙上贴着我国南海的大海图,左右两侧分别是介绍我国东、西、南、中沙群岛的《南海概况》和《南沙海域岛礁驻军及部分被占岛礁情况一览表》。潭门镇的渔民去东、西、南、中这“四沙”打渔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明朝永乐年间。

      潭门镇边防派出所教导员李海啸告诉记者,如今,我国在南海作业的渔船有80%就在潭门中心渔港。

      

    在海里“创新”的柯家昌

      在潭门镇,有个渔民的名字一直被人提起,那就是柯家昌。柯家昌是潭门镇草堂村人,生于清末民初,幼年失去双亲,从未上过学。12岁时,他便随乡邻父老下海。那时,潭门渔民就开始潜水捕捞,一艘3个渔民的小艇也是等级分明:头目一人,站在艇首;船尾一人,是橹公;艇肚一人,站在船中,负责下海潜水捞蚵,蚵是砗磲的俗称,这种大型双壳软体动物是海洋贝壳中的最大者,直径最大可达1米8。当时,柯家昌就是下海干活的“艇肚”。

      当时渔民没有任何潜水设备,唯一的“技术手段”就是将当时点灯用的“海棠油”洒在海面上,油花压住波纹,还可增加光线的折射,使海底变得明亮。潜水的渔民就借此潜入海中寻找蚵,也就是捞砗磲。最初的作业方式极为原始,“艇肚”的作业强度和安全风险极大。头目发现砗磲后,指令“艇肚”下海潜水将蚵连壳捞上小艇,然后再抡起十几斤重的铁锤砸破壳取肉,因此作业效率极低。更有“艇肚”因为水下视线不清,误将手伸进几百斤重的大砗磲口中而被咬住夹断。

      善于观察的柯家昌却发现蚵有一个特点:平时在海底张开双壳,一被触动,立即紧闭双壳。他就在艇上将撑船的竹竿伸进打开的蚵壳中,蚵立即合上双壳咬住了竹竿,他只要慢慢将竹竿提起,就可将蚵从海底捞到艇上,而不必再潜水。这新的作业方式使效率大大提高,而劳动强度大大降低。

      初战成功,他又想出法子,用有树节疙瘩的树干做成捞蚵的工具,这样,即使上升过程中蚵“松口”也很难逃脱。但将蚵捞到船上后,仍要用大锤砸。碰到百多斤的砗磲,震得小艇都要散架了。

      柯家昌再研究:“有没有办法消除蚵的闭合力?”他发现蚵的闭合力来自两扇壳的河筋。河筋有力但很脆,只要用刀一扎就断。河筋一断,蚵的双壳就无法闭合。于是他发明了铁制的“蚵凿”,扎断蚵的河筋后就可以轻松取肉,再也不必用大锤硬砸了。

      这一来自生产实践的“创新”看似简单,其实不然。直到几十年以后,潭门镇的渔民到菲律宾去旅游,发现菲律宾人的作业方式比上个世纪初潭门渔民的还要原始:等海水退潮后,几个壮汉将大蚵“嗨幺嗨幺”抬回村,然后动员女人孩子搬来柴草点火烧,烧了半天大蚵才打开双壳,于是众人用刀割下蚵肉分而食之。

      柯家昌还用捡来的废玻璃,发明了海南渔民第一副“潜水镜”,镜架是树干,凿出圆孔后嵌入玻璃,再用造船的桐油和石灰粉密封。这样的“潜水镜”虽然原始,但渔民的眼睛可以不暴露在咸的海水中。当时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渔民,还都没有见过什么叫“潜水镜”。也正由于他的发明,使潜水捕捞成为潭门镇渔民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经典作业方式。

      

    漂流20天,绝处逢生

      下海的风险之大,渔民最清楚。上个世纪50年代初,省里的、市里的干部到潭门镇去,发现镇上年龄超过50岁的男人很少,码头上只见妇女和孩子,一打听:50岁以下的男人都出海去了,而50岁以上的男人大多已经葬身大海。

      大海风云莫测,即使在装备了GPS导航仪的今天,渔民仍是勇敢者的职业。

      1997年9月28日凌晨,专门在海上从事收购活鱼的“琼·琼海0338号”渔船,在从西沙永乐群岛返回潭门镇的途中遇上了狂风巨浪。倾盆暴雨中,满载的渔船从几层楼高的浪尖摔到浪谷,50多吨的渔船直线下沉。全船6位渔民解开小艇慌忙逃生。

      只有2吨的小艇载着6人在海上漂流。几个小时后,风雨停歇,但淡水桶里已经冲进了海水,咸得不能喝了。一艘巨轮从小艇不远处驶过,却不愿停船救人。

      他们开始“喝尿自救”,用唯一的矿泉水瓶接住自己的尿,喝尿解渴。满以为靠着自己的尿液能活下去,怎么也没想到,第三天后,人再排出的尿液,竟然咸得就像海水一样,无法再喝了,“喝尿自救”的路走到尽头。

      幸好到第四天,老天开始下阵雨,他们重新装满了水桶。饥饿中,他们将无意中带到艇上的一本书撕开,将撕下的纸浸到水里变软后慢慢吞下,一人一天只能吃一张纸。到第八天的时候,有的渔民眼睛已经不会转动了,就像死鱼的眼睛一样,这说明死神已经离他们不远了。

      第九天,突然有一群剥皮鲳鱼跟着小艇游。这燃起了他们生的希望。但鱼在海里,人在艇上抓不到鱼,而且剥皮鲳鱼的特点是不吃鱼饵,即使有钓钩也不可能上钩。怎么办?

      常年的海上经验让他们想出一个法子:把白布条放在鱼钩上,然后再绑上螺丝帽。螺丝帽的重力使鱼钩快速下沉,然后再将它快速拉起,让剥皮鲳鱼误认为白布条是逃遁的小鱼而追逐。当剥皮鲳鱼追逐白布条奋力跳出海面时,守候在边上的两个人乘势伸手将剥皮鲳鱼拉进艇里。就这样,他们总算吃上了海里的活鱼,度过了最饥饿的时刻。

      第十天,他们发现海水的颜色不再是墨蓝色,有点浅绿,这说明离陆地不远了。

      直到第十二天,他们才为越南渔民所救。原来,他们从北纬19°附近漂流到北纬9°53′。在没有淡水、没有粮食的情况下漂流了600海里。

      因为突然遇险沉船,他们都来不及向渔政和边防报告险情。发现他们失踪后,部队派出军舰和飞机搜寻,但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

      就在他们失踪的第二十天下午,我国驻越大使馆打来电话:“琼·琼海0338号”渔船上的6位渔民在越南获救!边防派出所和镇政府的干部赶紧到渔民家里报喜,却发现渔民家属已经绝望,正在给失踪的丈夫做“三七”!

      喜从天降,令6位渔民的家人喜极而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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