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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战之后，日军开始做进攻南京的准备，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全体人员提前撤回国内，令袁露兄弟二人看管房舍。袁露说： “1937年12月13号南京沦陷后，我和我哥哥同时接受组织的指示，不能离开南京，继续潜伏，了解搜集日军内部的情况和情报。尽管南京沦陷了，但我和我哥哥的自由没有受到限制。因为日本领事馆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白色袖章，袖章上面写着几个黑字，叫‘日本领事馆使用人’。我们带着袖章骑着自行车满南京城看，尤其是我哥哥，他骑着自行车整天就是城南城北，城东城西地转，甚至郊区也去看，他看了以后把这些都记下来：哪里发生大屠杀，哪里在杀人，哪里在放火，他都知道。并把看到的情况向特务组织汇报。” 袁露愤愤地说：“对日军的暴行，真是一个字：恨。真是恨！我们讲这是民族恨，国家恨，还有家族恨。我的表弟，叫徐万兴，他有个儿子，就是在日本轰炸的时候，死了。日军飞机轰炸南京城，从1937年8月15日到1937年11月15日，九十天里，轰炸了一百多次，死了五百多人。日本飞机每丢一粒炸弹下来，只要是落到居民区，总是房倒屋塌，血肉横飞的景象。” 袁露说：“看到这些日军残忍的暴行，我义愤填膺，曾经在心里默默发誓：终有一天，要为死难同胞和受迫害的人报仇雪恨。” 1938年初，南京日本总领事馆“复馆”，袁露说：“曾经打过我耳光子的日本官佐吉野，回到日本领事馆见到我时，指着我的鼻子得意地笑着说，你们现在是真正的亡国奴了。我听到这话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心里早已翻江倒海。” 袁露回忆说：“我在这个时候是不会跟吉野争论的，所有的怒火我都能忍下来，我时刻记着自己的任务。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什么叫忍辱负重，这就是忍辱负重。对日本侵略者的恨，深深的埋在心底，为今后复仇暗地里创造条件。 这个机会，在1939年6月，终于到来了。 袁露回忆说：“1939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我在日本领事馆公馆内打扫卫生，在船三书记官的房间里，看到一封日文信件，就抄录下来。后经翻译才知道是：6月9日，日本外务省次官清水及三重等随行要员，来南京视察日方工作。日本总领事堀公一决定于6月10日晚，举行大型宴会，招待清水次长及其随行人员。堀公一还决定邀请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首脑及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汉奸要员。”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是继“上海市大道政府”之后，在江南出现的第二个伪政权。 1937年12月14日，即南京沦陷的次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北平匆忙拼凑起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说，此举，更像是华北方面军在与攻克南京的华中派遣军抢时间，等于是抢注了一个伪政府的“商标”，意思是北平这边已经有了新“政府”，你南京那边，就别再搞类似的活动了。 对此，华中派遣军当然不会买账，并称：“在华北匆忙确立中央政权基础，将给上海方面的政权问题带来坏影响。” 1938年1月，日本陆军省制定《华中新政权建立方案》，并拟定了南京伪政权的名称为“华中临时政府”，与此同时，近卫发表第一次《声明》，宣布今后“不承认国民政府”。 看到未来的“华中临时政府”有可能继承国民政府的“法统”、成为近卫的“谈判对手”，华北方面军强烈抗议，称如果这样的话，就解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最终，日本军方打消了成立“统一”的伪政权的打算，并将“华中临时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与北平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列，“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维新政府”辖苏、浙、皖三个省政府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政府，以安福系余孽、著名诗人梁鸿志任“行政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陈群任“内政部长”，还有个“外交部长”即前面说过的陈箓。 按理，“维新政府”应设在南京，问题是此时的南京几成废墟，所有像样点的房舍均已被日寇占领。无奈，1938年3月28日，梁鸿志等在南京草草举行了“成立仪式”之后，又回到上海的新亚饭店，将“政府”所有的各部、会，均设在饭店里，每个单位几间房，大家遂称“维新政府”为“饭店政府”。 到1938年6、7月间，日寇腾出了一部分房子，“维新政府”才逐渐迁到南京，其中“行政院”就设在战前的国民政府。10月1日，沐猴而冠的梁鸿志来到南京，美滋滋地搬进了“子超楼”二层、国府主席林森原来的办公室。 袁露及时地把日寇于“6月10日晚，举行大型宴会”的情报向他当时的联系人卜玉琳做了汇报，袁说： “在我送出的情报中，还详细的列出了参加酒会人员名单。名单中，囊括了当时驻南京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政府的骨干分子，包括梁鸿志。军统局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制造一起大事件，想通过药酒把他们全部毒死，来烘托抗日的气氛、反日寇的气氛，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同时也给汉奸走狗一个沉重的打击。” 策划这起行动的，就是卜玉琳。 李雨生介绍说：“卜同志，天津市人，毕业北洋大学，乃北洋纱厂之少东。抗战之前及参加本局特训班受训，卒业先分发汉口，旋又调至南京区任政治组组长，时年三十四岁。卜同志为人精明能干，沉默寡言，平时即对份内工作尽忠职守，且多有贡献。南京陷敌后，留京任助理书记，为尚副区长得力助手。民国二十七年抗日战事重心西移武汉，南京遂成为敌伪政治活动中心及后勤补给枢纽。南京区亦奉命兼及拓展对敌伪之行动工作。” 李雨生的介绍，有些地方不太准确，卜玉琳是辽宁人，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后入南京中央军校政训班，毕业后被戴笠看中，选入东北训练班学习，因此，卜玉琳与张奉馨、倪中立等人是同班同学。 1933年1月，因华北形势吃紧，该班仅训练了一个多月即草草结束，全部23名学员派赴华北前线工作。 李雨生介绍说：“二十八年七月初，南京区接获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内线同志钱念慈、张建华等之报告，得知日本派遣军总部将邀宴日本在华陆海军高级将校、以及当时伪组织维新政府首要梁鸿志、温宗尧、高冠吾等与会。南京区经妥密布置，透过该领事馆工友张建华兄弟二人之执行，乃置毒剂于酒瓶中（期间，因毒剂限量与酒品种类之配合等问题，曾发生困扰，又一一予以克服）。” 按：李雨生回忆中说的“二十八年七月初”有误，实际上是1939年6月初；“张建华兄弟”显系詹氏兄弟另外的化名；“钱念慈”则有可能是京沪区埋伏在日本领事馆中的另一条线。 根据军统的指令，6月6日晚10时，钱新民在丹凤街二十二号潘崇声家召开会议，研究策划“毒酒案”行动计划。 袁露说：“我哥哥去参加了会，会上当即成立了行动小组，由军统局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负责筹划领导。政治助理书记卜玉琳负责与我们兄弟俩联系。情报助理书记刘玉卿、李再生负责我们全家的撤退事宜。会计主任安少如负责选定毒药。我负责在酒席上投毒。” 按：袁露口中的“李再生”，应该就是李雨生。 令今天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是，为避免日寇的事后追查，会议同时做出了一个决定，袁露必须在当晚与敌人同归于尽，一了百了。袁露回忆说： “为了保证投毒行动的成功，会议决定让我投毒后，也喝上毒酒，与日军、汉奸同归于尽。这样子日本人就不会再有什么大的动作，这个案子好像就到此结束了。我哥哥把上面的精神向我传达了。 对于执行投毒任务，袁露没有二话，但他对詹长炳提出了两个问题，请他向上级转达：“一要保证毒药的药效：毒性如何？能否毒死人？如果毒不死人，把我赔进去也是白搭。二是，完成任务后，尽量安全撤离。我还年轻，我不是不愿意死，但上有父母下有妻儿，我不能去死，活着也是保存力量嘛，也是一个抗日力量嘛，还可以继续杀敌，继续为国家工作。” 袁露回忆说：“结果我的哥哥把我的意见又向上级反映，军统局后来认为还是言之有理，就同意了：‘你可以不死，但是事情必须要做。’” 以下，均出自袁露的回忆： “军统局为了使我把这件事情干得更好，还做了这样的安排，就是在1939年6月10日这天早上，请我们全家，包括我的父母，在南京鱼市街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然后由军统局把家人全部送过江，到八卦洲隐蔽起来。毒药是军统局给了我姑父潘崇声，姑父后来把药交给了我哥，我哥晚上带回家的。过去嘛，全家不管有多少房大家都住在一起。晚上我哥跟我讲，说 ‘你看，药已经拿来’，我看到是一个很小的，小针头这么粗的瓶子，药不多。上面有USA三个字母。这个药是由军统局提供的。” “我手上有一把钥匙，这把钥匙足有半斤重，领事馆里大大小小的柜子都归我管，所有吃的喝的也由我来管。酒是有专门的人采购来的。这次宴会的酒是从南京中华路老万泉酒店买的，这是一个老字号的酒店，全国各地、包括世界各地的一些名酒都有。日本人最爱喝中国黄酒，黄酒称为老酒。喝黄酒的时候要温热。黄酒越热越好，人喝了不会醉，喝了以后不上头。” “我药拿到手以后，在当天下午四点钟就倒在一个温桶里，就是一个温黄酒的瓶子里面，然后倒了一点点黄酒摇了摇，晃匀了以后，放好，放在了一个过道的柜子底下，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临开席之前，我把这瓶毒酒倒在一个大瓶子里面，为了防止那些佣人们随手乱拿。我最怕下人们自己去拿酒，这些酒吃了就不得了。所以必须把酒藏好，放在柜子的最里面。” “开席之前，我把酒端上去了，端上去时还是有些担心，因为是好几桌嘛，怕不匀，不能让他们自己倒，我一个一个给他们倒好。宴会开始以后，我佯装肚子疼，正好碰上一个叫刘玉山的仆人，我说我肚子疼，看一下医生拿点药就回来。我跟他打了个招呼就从后门溜走了。” 此后，据领事馆中的其他人说，袁露离开十多分钟以后，就有人喊：“酒里有毒！”接着全场大乱。 李雨生说：“事后获悉，此役功亏一篑，未竟全功，仅毙领事馆馆员一人、大佐级军官一人、以及伪组织高冠吾口部灼伤而已。当晚，日军宣布戒严，紧闭城门，大肆搜索，但一无所获。本案及为卜玉琳同志全权擘画，曾经局本部通令嘉奖。” 6月13日，《申报》以《竟日领馆员中毒毙命》为题进行了报道：“日南京日本总领事馆欢宴日本外务次官清水之时，到‘维新政府’政要甚多，到会诸人，均因饮酒中毒，其中日本领事官员两人，中毒较深，已于昨日殒命。” 关于毒死的两个日本人，袁露说：“船山是领事馆里讲中国话最好的，这个人对人很客气。官宫，是日本领事馆的会计，发钱的，这两个人吃了酒，被毒死了。其他人吃得少，没死掉。” 对此，袁露说：“我在放完药之后，总认为这个药药量太少，这个药叫氰化钾，氰化钾虽是剧毒，一沾到就死，但太少了，效果也不理想。幸亏他们死了两个，如果要不死两个。说真的，我可能也活不到今天。上面会怀疑你，怀疑你没有真干。你小子玩弄我们，死的这两个保了我们全家的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当时历史的情况。” 许多年以后，回忆起当年的事情，詹长麟说：“有时，我会梦见被我杀死的日本人船山来找我，因为他人很和气，中文说得好，平时和我关系很好。但我不后悔。你问我后悔吗，还后悔呢，我是诚心诚意要杀他们的，我是中国人啊！中国是我的祖国啊！我要我的国家！还后悔呢，我从不后悔！” 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袁露的逃亡过程。他回忆说： “我哥哥一直在傅厚岗叫高原岭的巷子等我，我从后门遛出后，骑着自行车去和他会合。他还在傅厚岗买了两个枇杷。我们骑车穿过了玄武门，过城门时下车向日本兵鞠了个躬。江边有一只小船事先已经藏好等着我们。要上船时，我哥哥舍不得扔那两辆自行车，因为那两辆车非常好骑，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自行车，是日本货。燕子矶有个地方叫八斗山，这个地方是一个江面比较直的地方，选择这个地方过江。当我正要上船的时候，日本前后两艘小火轮，架着枪，前后有一二百米吧，就开过来了，我和哥就把船划到江上的芦苇荡里。先避避风头，到了凌晨三四点才过了江，在一个叫徐家洼的地方上了岸。” 袁露回忆说：“王高科一直在岸边等我们。他一见我们就说：‘这么晚才到，你们再不来我就走了。’我哥哥非常生气，说：‘安排好的，等到天明你也要等啊。’一气之下两个人吵了起来。” 王高科带着詹氏兄弟来到徐家洼的一个小茶馆。袁露说：“这是个秘密据点，主人叫毛蓝田。军统局是这样安排的。叫我们先潜伏下来，不要惊动，因为拖儿带女目标太大，一路上盘查也很多，半年以后再行动。” 三个人坐下来，“准备吃一点茶，好好休息一下”。袁露回忆说： “正在这个时候，日军一卡车，汉奸带着，就搜过来了，我看到这个情况，就问他们该怎么办。王高科说后面有个空房子，于是我们几个人都钻进去了。一看有一张床，我哥就说他想躺躺，他说他很累，我一看，要躺的话，房门如果关着，人家会起疑，我就把门打开，演了一个空城计。我们站在门后面，门开着，床上是空的，日军以及汉奸就从房子的这个门边一个一个走过去，没进那个房子。我说这是老天在保佑我们，他们要是进来的话，就必死无疑了。” 袁露是逃了，别人可倒了大霉，尤其是他的家人。袁露说：“得知领事馆的两个仆人不见后。日军开始在南京城内大肆搜捕。那天晚上，据说是大小城门，外十三内十八，全部关掉了。结果他们都没搜着。他们抓了一千多中国人严刑拷打，还牵扯了我们很多亲戚。我有个二姨，他丈夫受罪了，给日本鬼子打坏了，我老婆的姐姐被灌辣椒水。尤其是我的婆婆，给日本鬼子抓到了以后，用烧红的烙铁在胸口上烫。直到她去世，这个烫伤的伤口都没有愈合。这就是日本人干的事儿。甚至连老万泉酒家的掌柜也遭遇了逼供。” 半年以后，袁露等辗转到了上海，准备转往后方，为避免牵连更多的人，京沪区以詹长炳、詹长麟兄弟二人的名义，给日本人写了一封公开信：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说实话，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了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我们只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凶残，但还不是亲眼看到，因此还没有改变我们在领事馆内服务的忠心。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见日本兵在南京烧杀奸淫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忠实地在领事馆内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产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 “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国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人誓不两立。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又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十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生死难料定，这就要看他们的运气了。” “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恨的心愿。我们事先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报仇雪耻，死而无憾。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外，没有比这更光荣的。我们在领事馆进行了这次行动，惟恐牵连总领事，但想不出其他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手了，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 在上海过了半年，詹氏兄弟携家带口转往后方，詹长麟回忆说：“我们全家坐上一只海船离开了上海，上面让我们全家独自流亡，一站一站地，到地方才有同志接应。我们先到了浙江，有一个叫宜阳的县城。在那儿上岸，用牛拖车子上岸。我们路过戴老板的家乡，他母亲迎接了我们，还请我们吃了饭，对我父母也很好，很亲切。但在温州住店的时候，一天半夜，店主雇了几个人偷偷把我的箱子偷走了。箱子里有全部的盘缠，还有我的一支枪。我睁着眼睛看着他们拿走的，我想，他们也知道我看见了，但我不能说话，否则全家就没命了。” 路上，詹长麟得了黄疸性肝炎，幸而遇上一个好心的中医，救了他一条命。但他新生的女儿则在颠沛流离中死在了福建莆田，詹长麟回忆说：“老伴后来经常想起这件事，一想起就哭。” 经过千辛万苦，詹长麟一家终于来到了后方，他回忆说：“1944年，根据军统局的安排，我辗转来到了湖南衡阳干部培训班，这是军统局照顾我，让我当个拿工资的学员。在培训班里，我学打算盘，练毛笔字，我的班主任叫胡静庵。毕业的时候，还发给了我一张八级财政稽查员的证书。” 按：詹长麟说的1944年来到衡阳，有点问题，这一路不可能走4、5年，疑为1940年。另外他说的“胡静庵”，即戴笠原来的上司、后来的下级胡靖安。 为表彰詹长麟的功绩，国民政府奖励他一面刻有“忠勇杀敌 ”四个字的银盾。 抗战胜利以后，詹长麟回到南京，脱离了军统，用政府奖励他的钱开了一家旅店，其兄詹长炳则留在了军统组织，并参与了战后的肃奸工作，詹长麟说他的哥哥当时曾“红极一时”。 晚年，回忆起当年这段经历，詹长麟说： “我并没有觉得自己亏呀，虽然没有文化，但我活到了今天，多少聪明人都在前面走了。我没有病。我天天锻炼，打太极拳，在床上做俯卧撑，现在还能做二十几下，我天天锻炼呢。” 回过头来说京沪区，“金陵毒酒案”之后不久就出事了。潘光祥说： “1939年9月，南京区城里组织遭到江伪特工破坏，负责人谭秘书、译电员杨国栋、电台人员张云飞、温酿均被捕，不久即投靠了汪恃，分别做了汪特专员、科长等伪职。” “谭秘书”即谭文质，促使他叛变的，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陈明楚。 李雨生说：“缘南京区助理书记陈弟容、化名陈明楚（明楚二字乃取自区长及副区长化名中之第一字而来），于二十六年年底自南京区调至上海区，仍任助理书记。陈在沪工作期间，于二十八年初，受胁诱而投入汪伪‘特工总部’，任‘第一处处长’。继则出卖我京沪各重要组织，并勾引其同乡时任南京区专员谭文质交出南京区留守人员名单（尚副区长振声适去江北六合洽公，故未受株连）。” 陈明楚、谭文质出卖的京沪区重要干部，就包括卜玉琳。李雨生说： “时卜玉琳同志及部分同志于二十八年八月（某日已记不起）在南京被捕，拘禁于南京白下路日本宪兵队（原我国货银行大楼旧址）卜同志虽倍受酷刑，但坚不招供，且开始绝食，决心殉国。未久，消息传出，卜同志在被拘第十日，果瘐死狱中，悲壮成仁。与卜同志同案前后殉难者，尚有南京区行动总队所属大队长王愈同志。” 陈明楚、谭文质二人，也是最早被军统“制裁”的叛徒，李雨生说： “卜、王二同志之牺牲，直接受害于陈明楚、谭文质二人之变节所致也。其后陈、谭二逆均为我方绳之以法，是死有余辜。” 陈明楚的死，以后再说，先说谭文质。潘光祥说： “同时对城里的叛变投敌分子也采取了措施，准备把他们暗杀掉。不久，从后方调来一个女特务（姓名不知），化装成女学生，设法和杨国栋接近，以谈恋爱为名进行勾引，终于在新婚之夜把杨国栋、谭秘书杀死。那个女特务完成任务后，曾来到六合八百桥区部，不久又回后方去了。” 潘光祥的说法，为陈恭澍所否认。因为，谭文质就是在他的命令下，由上海区执行“制裁”的。陈在回忆中说：“上海区奉上级制裁令，即交由第二行动大队赵圣、陈默执行，乃于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将之（指谭文质）击毙于上海愚园路。” 在回忆中，陈恭澍似乎对这种针对原来的“同事”、今天的叛逆的“制裁”行动略有不忍，他说： “说起来，这都是不该发生的事，一旦发生了，不幸就会接踵而至。如检讨其原因，从人性到现实，有太多的微秘之处，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得尽的，还是就事论事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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