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经济学家邹恒甫再次向中国的经济学界的名流们开炮，言辞犀利，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但邹恒甫所批判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都可以归为一类，那就是商学院经济学家，但这些商学院教授只是中国经济学家中的一小部分，不能真正代表中国的经济学家。
前些年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詹小洪研究员，曾经写过一篇《京城十类经济学人》的文章， 将中国的经济学家分为十类：分别是，决策经济学人，会议经济学人，方案经济学人，讲坛经济学人，课题经济学人，绿卡经济学人，公司经济学人，民间经济学人，诸侯经济学人十类。
但是以现在的观念来看，这十类划分仍然概况的不够，笔者认为应该将“基金会经济学家”、“投行经济学家”和“商学院教授”三类单独出来。中国的经济学家非常多，但最活跃的无非是这三类，而且都是某些利益团体的代言人，尽管这三类人占的比例并不高，但是他们都乐于推销自己的观点，媒体充斥着的也主要是他们的观点，目前风头最劲，也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在外人眼里，他们就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代表，而中国经济学家的社会印象也长期被这三类经济学家代表着。
笔者在这里先不说基金会经济学家和投行经济学家，因为这两者大家已经有了明确的看法，现在只想说说商学院经济学家。
商学院教授是中国很特殊的一群，他们是资本的铁杆代言人，我们不想探讨这些人的道德和良知，但是仅仅是这些人天天跟企业家们泡在一起，所造成的偏听偏信就会非常严重，因此站在资本的立场上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很多商学院教授，基本没有企业工作经历，对企业也不了解，也缺乏实践经验，导致这些人没有主意识，基本上是听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很多企业的抱怨也并不能全信，商人总是抱怨税负重，管制多，这就像学生总是抱怨作业多一样，这些都是职业特色，要辩证的看。而这些商学院靠企业家养活，为企业家说话是自然不过的事情。
商学院就是教学员如何赚钱的，学员来商学院学习也是为了更好的赚钱，商学院教授教给学员的也是如何赚钱的本事，这就是商学院的氛围，钱意识过强，在商言商，很正常，如果商学院不言商，哪里还言商，因此商学院本身就不是学术净土，商学院本身就不是做学问的地方。邹恒甫一方面标榜自己是真做学问，一方面想调回光华管理学院，这本身就是 矛盾的，光华管理学院作为中国代表性的商学院本身就不是个做学问的地方。
商学院教授为资本说话是有合理之处的，资本也需要代言人，毕竟资本的利益也是社会利益的一部分，但是商学院盲目的为资本说话，盲目为资本支招，这对国家和资本都不利，而且最终受害的还是资本，商学院教授盲目为资本说话，其实是在帮倒忙。
最近又在热炒非公３６条，很多学者怂恿民营资本进入资源、公共产品等领域，但是民营企业家们都非常冷静，并不为所动，笔者认为这种冷静正确的，商人可以赚钱，但是要赚应该赚的钱，我认为按现代文明的基本要求，有三类钱是不应该赚的。
首先，民众嫉恨的行业，比如资源归公，是世界的共识，挖资源就是挖钱，民众最痛恨
的就是靠倒卖资源暴富的商人，因此这些行业政治风险极高，民营企业不要轻易进入。现在很多人会说，政府政策多变，但是哪个国家的政府政策不多变呢，即使在外国，议会随便出台个新法案，原来的法律就作废了，新上来一个总统，原来的签署的协议就可能无效了，世界都这样，这不是政府有没有信用的问题，也不是哪个强硬派领导人的问题，这背后都是民意的逆转。
其次，公共产品行业，公共产品本身就是应该政府来经营，民营企业在这方面没有优势，民营企业也不要加入。比如铁路、比如自来水，这些行业都是公共产品，本来就是应该由政府提供，这是其客观属性决定的，民营资本最好在一些环节上适度介入，不要大包大揽。
第三是高风险类行业，按照经济学原理，利润来源于风险和市场不确定性，风险越高的行业，利润越高，现在很多行业都是金融衍生品定价，原材料价格翻番式的上涨和下跌都是正常的，如果没有承担这种风险的能力就不要介入，这在航空，石油等行业表现的非常明显，这些行业只能是超大规模的企业才能生存，小企业难以立足，中国的民营航空就是因为不具备风险承担能力，才在上一轮的石油价格暴涨中惨败。这些案例都应该引以为鉴。而公共产品盈利周期非常长，需要几十年才能盈利，这与民营企业赚快钱的初衷不符。
沼泽地里往往水草丰美，但是充满陷阱，上述三个领域都是利润肥厚的领域，其实也是经济的沼泽地，有经验的企业家一般都远离这些行业，目前也是中国的商学院教授们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的领域，但是企业家要有自己的经营分析，不要受政策左右，更不能听信学者的怂恿和忽悠，毕竟钱是自己的，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不仅仅是个生意人，也应该是个战略家和社会责任承担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