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传 童年记事 注：这是初稿，自然还有待修改；后续的回忆录，还在写作中…… 我能到人间来走一趟是很侥幸的事。 听长辈说，我的父亲跟我母亲的关系不很融洽；因为父亲是个小老板，据说有几个异性知己，而母亲则是出身于一个老实巴交普通的农家女，且相貌平常。而父亲则识文断字，能说会道，相貌也较出众，能博得异性的青睐，亦习以为常。对此，母亲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后干脆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尤其是母亲一连生下的是三个女儿，父亲更是对母亲失望到底。直到1947年，母亲生下我哥哥，父亲才对母亲刮目相看。 我的出生对家门带来很大的不幸！ 1950年阴历 父亲走后，母亲一人带着四个孩子在家艰难度日。 在我稍大后，母亲经常对我讲述那段难熬的日子的艰苦生活。当时粮食统购统销，每户凭粮折购买口粮。我家由于没钱购买，每月粮折上的口粮都是送给别家去买。她往往是一手提着零碎家具，一手提着米袋，去油坑口（今瀛洲）换米。我小时，我们每日三顿都是喝清如明镜的稀饭度日。1954年夏的一天，七祖母家出外多年没回过家的大女儿庆华突然回家探望母亲，成年渴望吃顿米饭的姐姐终于见有机可趁，就对我母亲说：“你看庆华姑姑多年没回过家，又和我们共用一个厨房，吃饭时都能见面，见我家老是喝稀饭真是很丢脸，妈妈，今天中午就咬咬牙，煮顿米饭吃了吧！”母亲只好同意。就这样，我们才吃上一顿像样的大米饭。 尽管长期的营养不良，我们姐妹四个都长得身材矮小，瘦骨伶仃。但除了二姐素薇病死外，我们姐妹四个都还幸存下来。 2、 祖上行善积德，土改房子保留 1950年冬天，村里正开展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由于我家属于徽商家庭，在郎溪的商店有几年还开得还算红火，很多当地农民都到我家店里购物，由于没现金，他们就把田地写到店里帐上作抵押。 岂知这么一来，我家账上抵押的土地还真不少，在划家庭成分时把这些田一下子转到绩溪大庙汪村，于是家庭成分就成了地主。 听母亲说，本来土改队决定要分了我家的住房，当本地的村民不忍心，才作罢。 原来，我家祖宗三代都是做善事闻名于村。主要这几件事很有名： 我家的大堂前立有两层药厨一个，里面备有常用药，大凡村里人家有头疼脑热，外感风寒，跌打损伤……，都可以来我家无偿取药，要多少，拿多少，直到病好伤愈。 对于村里修桥铺路，我家与几户大户（解放前的称谓；解放后称地主）全包下了。 一旦有村民需救济，我家无条件施舍；仅举一例，就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一年冬天，碣头村有一位叫玉球嫂的老婆婆来我家见我奶奶善生嫂，对我奶奶说：“善生嫂，今年冬天太冷，因为我没有棉裤，整条腿冷得打颤，实在受不了，想向你讨一条棉裤穿穿。”我奶奶说：“别急，我进房间去去就来！”一会儿，奶奶走出房间，将一条带着体温的棉裤送给那位老婆婆，对她说：“实在对不起啊，我有另外两条棉裤，都送人了，这是我唯一从身上刚刚脱下来的棉裤，你就将就穿吧！”那位老婆婆感动的留下了热泪，问我奶奶：“你把身上穿的棉裤送给了我，那你呢？”奶奶说：“我不是穿着棉袍吗？”我爷爷回家后，责怪奶奶说：“你有三条棉裤，送一条或送两条给别人我都不怪，为什么自己一条也不留？自己就应该冻、就应该冷才心平气和吗？”奶奶说：“那个玉球嫂看起来比我可怜多了！让她暖和一点过冬我心里才好受一些。”我爷爷什么也不说了，因为他的一生也乐善好施，在这方面，奶奶与他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俗话说得好：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他还能说什么呢？ 此事一时在村里传为美谈。 种瓜还得瓜，行善终有报，人心都是肉长的，即使是轰轰烈烈土改运动，当工作组提出要分我家大房子时，当地村民都不忍心，住了四代的大房子还是保了下来。房子里还是住着我们一个大家族。（有关我家的大房子的详情请看我的另一文章《安徽绩溪县登源大庙汪村24个门阙的由来》）。 当然，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这个大家族分开了，我的几个叔伯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去了上海、淮南、郎溪各地，我们也去了县城，大家都有自己新买的住房，开始过着即使是当年的大户人家也无法享受的生活…… 其实，名目上的地主其实是多么的省吃俭用，仅举一例为证： 记得妈妈常对我说：“那时腊月烧年（廿四）做的豆腐肉圆子自家人从来舍不得吃，都是用于待客，直到来年正月十五才吃完。试问：如此热来热去，如此不新鲜的食品，在现代如此讲究养生的市民看来，不是早就应该毫不可惜的仍掉了吗？ 3、柴头火灾 ，死里逃生 作为高成分家庭的当家人在当时经常被叫到土改队去训话挨批是家常便饭。每次我妈妈抱着正在吃奶的我去土改队里罚站，挨批，挨训。有个女干部看到她抱着孩子，两腿吓得总在不停的打颤，就叫她坐到竹床上，她就坐在竹床，眼里噙着泪水，浑身还是吓得直打颤！ 我小时候，母亲经常骂我是“老虎嗒”，因为1950年是虎年，我一出生就像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老虎把家庭平静的生活一口吞了下去。 因此，我很不讨母亲欢喜，母亲很宠我的哥哥，从不打骂；据七奶奶回忆，每到大年初一，只要我一哭，母亲就火冒三丈，拧我的小嘴。幼小的我显然成了她的出气筒。 这年的冬季，一天，土改队派人来叫母亲去土改队问话，当时母亲正在烧火做饭，把我一放到灶门前，就急匆匆的到土改队去了，不料，一根燃着火的柴头从灶里掉到灶外，正好落在我的右腿上，我痛得哇哇大哭，想不到的是，婴儿的我，这一声哭终于引来了一个叫吕印娣的救星（六祖父的二房），她见了立即拿开着火的柴头，一看我的右腿，早就被烧成一个茶杯口大的伤口，急忙抱着我去土改队找我妈，因为情况危急，我妈连忙请假和印娣轮流抱着我匆匆忙忙赶往县城去为我治伤。 在县城连诊所（不知那时是否有县医院）的枫树先生（一位和我家有点亲的医生）对我妈说：“你这位做母亲的也太大意了，好险啊，再晚来20分钟，我们就没法治了！” 于是我侥幸躲过了娃娃时的首次灭顶之灾。 至今，在我的右腿根部，还留下鼠标大小而且打上终生烙印的疤痕，记录着我的第一次死里逃生的印记。 4、儿时的首次记忆——“我要妈妈！” 这是我最早的较清晰的童年记忆： 记得四岁那年（1953年），有一天，我穿着姐姐传给哥哥的破雨鞋，由于鞋太大，我只好带着踢踢踏踏的鞋声，到大堂前六奶奶（六祖母）那里去玩。六奶奶问我：“你几岁了？”我回答说：“四岁。”“十年后你多少岁？”“十四岁。”……最后，六奶奶问我：“六十年以后呢？”“我六十四岁了！”突然，我放声大哭起来.,六奶奶大惊，问：“你为什么突然大哭起来呢？”我回答说说：“那时我的妈妈应该是九十四岁了，她肯定要离开我了！没有妈妈，我怎么办呢？”六奶奶大笑起来，说：“急什么，没妈妈，有老婆啊！”我立即回答：“就算有老婆，我还是要妈妈啊！”六奶奶又大声笑着说：“怕是你讨了老婆就忘记妈妈了！”我不假思索的回答说：“我就要妈妈！” 后来，幼小的我一直担心：如果某一天这个世界真的没有我妈妈，这个世界该多么可怕，那我又是何等的可怜！我简直不敢想下去…… …… 时间迅速，一转眼到了2001年，八十一岁的老母亲去世了！我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悲痛，跌倒在地，放声大哭…… 妈妈永远离开了我！童年那句“我就要妈妈”的话，还在耳边回响！一想到母亲的去世，我心里特别难过！特别在经济好转的今天，生活比过去不知好上多少倍，一想起受苦一辈子没享过一天福过的母亲，我心里特别不好受！多少次梦中见到慈祥的母亲流着悲伤的泪水，我就突然惊醒！这正是：梦里依稀慈母泪，醒来犹闻唤儿声。纵然神九天宫接，昔日母亲何处寻？ 5、上学后迷上画画 1956年，我刚6岁，大姐领着我去学校报名上学，学校老师考了我数学的好几个口算题，我都能有问必答。结果，由于没有到上学年龄，就是不让报名。老师的理由很简单：要坚持原则，一旦开了头，就不好办。我只好继续跟着半文盲的奶奶打发时间。她几乎不识几个字，就只好不断考我100以内的加减法。对此我都有点厌烦了！ 到了1957年下半年，我终于到了上学年龄，很快就背上两个姐姐，一个哥哥用过的的补了又不补的棉布书包，进入了汪村小学读书。记得我领到语文、算术两本新课本，闻到那对我来说特别喜欢闻的油墨香味时，我心里真开心！ 班主任是邵之昌老师，对我们很亲切、记得邵老师的字写得相当好，还很善于画画，对我也很喜欢。我经常在他的美术课上画天安门、小船和花呀鸟呀，只要一到美术课，我就显得开心快乐。遗憾的是，邵老师只教了我们半年，就调走了。此后一无音讯！直到十几年后来听说文革武斗时，他身捆炸药包自杀，我几乎不敢相信！ 我的一个同学叫王玉立，比我画得还好。因为他出身于画虎世家。他的叔叔王志彬是画家张大千的弟子，擅长画虎，据说现在如果得到他画的一副画就是珍品。可惜英年早逝，至于传下多少珍品，我也不得而知！就连这位张大千弟子志彬的侄子王玉立，也只活了十八岁，得了绞肠痧（阑尾炎）去世。只因那时农村医疗条件太差，直到阑尾炎穿孔，才请人抬到五公里以外的县医院，抬到时，没上手术台，就呜呼哀哉，随他叔叔到另一个世界学画去了！同学王玉立的突然去世使我非常震惊！ 后来，我得到几本石印的《芥子园画谱》，真是如获至宝，凭着这几本画册，我画了不少山水图，花鸟画。 后来，村里来了干部搞“四清”运动，一个干部走到我家，看到我家堂前（今天的客厅）挂的一幅中堂和四副花鸟屏，称赞不已，问谁画的，我叔叔回答说：“是我侄儿画的”，他们都很难以置信。 再后来。文革当中村里演样板戏，叫我画布景，我画好之后，无论是村干部、还是观众，看到我画的布景，总是交口称赞，歙县一个村子也来请我去画过布景。 由于没有名师的指点，于是使我一生失去从事画画专业的机会！ 6、俞老师对我的影响 1958年9月，一位18岁的上海知青来到我们汪村小学教书。一来就任我们二年级的班主任。记得一年级我们学的是注音字母，我刚刚学会。俞老师一来，不再教我们注音字母，而是教我们汉语拼音，还利用汉语拼音卡片教学。由于我学得认真，发音也比较准确，他忙时，就叫我替他教汉语拼音，我一下子成了老师的小帮手。每到周末，他去县城，也让我跟他一起去。 他在商店买东西时，都往往用一个称呼，我以为每个商店的售货员都是他的熟人。在回来的路上，我问俞老师：“这些店员你都认识？为什么他们都叫一个名字，你能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吗？”俞老师听了哈哈大笑，说：“对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不过不是他们的名字。”“那叫什么？”“叫同志！”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和学会使用“同志”这个词。 一天晚上，我去见俞老师，他把一副耳机戴在我的头上，我的耳朵里立即听到一个男播音员洪亮的声音，正在播送我国棉花和大豆的产量。我又问俞老师这是什么，他告诉我，这是矿石收音机，可以收到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电台的广播。那天晚上，我总想不明白：人的声音，怎么能在耳机说话呢？还有，北京离我们绩溪县大庙汪村这么远，又为什么那儿的人讲话这里一下就听到呢…… 打这以后，播下了我一生都喜欢收音机的种子。在今后几十年的人生里我和广播也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7、来了潘老师 三年级时，对我来说最不幸的事是——俞老师调走了，来了一位潘老师。后来知道他叫潘源海。 听惯了俞老师讲课的我，实在很不适应潘老师的课。觉得他发音吐字根本没有俞老师准确，似乎还不懂汉语拼音。因为我发现他教生字时，与汉语拼音对不上号。下课时，我自告奋勇，去告诉潘老师。我把课本上生字的拼音字母一个一个读给他听，并纠正他教给我们生字的发音。我发现这位老师并没有生气，相反的，他坦率的告诉我，他还没有接受汉语拼音培训，对汉语拼音一窍不通。他还做了决定，在每天最后一节自习课上，叫我拿着汉语拼音卡片，领着全班同学读，如果读错，就让我纠正。很自然，在三年级，我也成了老师的教学助手。 少年学会汉语拼音对我后来自学英语和电脑无疑有很大的帮助，例如学英语时，对于中国人的姓名、地名只要看到汉字就会，学电脑时自然不用花很多时间去学五笔，我通常用搜狗拼音，打字自然不成问题。 看到和我年龄相仿的退休老人，要嘛不会电脑，要嘛打字还得安装手写软件在我看来真是多么的不便。此是后话不提。 8、1958年的我们 记得很清楚，1958年上半年，我还是读二年级。学校吃饭时是排队领我们小学生进食堂去吃，夏天，我们一般吃麦糊，就是将全买磨碎，然后放到大锅里煮成麦糊，每个同学都可随便吃，吃饱为止，工作组进村检查工作时，还有白面馒头。因此，我们特别喜欢工作组经常来检查工作。最好是天天来。 记得那年每家还发了一张画，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老师还给我们讲解我国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后的农村是个什么样子呢，那时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国还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那时我们念的课文也很豪迈，有一篇是这样的：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晚上。我都在做梦：梦见自己进入了共产主义，像天神似的，手里拿着神鞭，抽一下，高山低头；再抽一下，河水让路！…… 那时，学校的劳动课是在庙头街（地名）新建一块“卫星田”。每天每个班级轮流去挖，几天之后，我们就挖了一个齐人深的大坑，我们小学生每个人去都去割嫩草、树叶把这些全放进坑里，那时叫绿肥，农民伯伯还挑来一担担的猪粪，我们又把一担担挖起来的黑土放到上面。种田时，秧苗栽上去很快就没有水，秧苗都死了；后来又加土，反复种了几次，秧苗才渐渐成活。收获的季节快到了，但长得不见得怎么好，但听说工作组于三天后要来检查，这急坏了村里的领导，大家开会研究之后，就连夜发动民兵，把深山稻田的稻子连杆带土，全挑到卫星田，大家用脚将稻子的根部一棵棵踩结实，第三天，工作组来检查时，果然受到好评。据说还拍照登报报道。 但这件事在我心里很不好受，我想：乡村这些干部这么骗工作组，毛主席要是知道了怎么办？会生气吗？我不敢再想下去…… 9、因为尿床，穿了五条库去见妈妈 1958年10月大炼钢铁时，我母亲随着队伍去了大仁里村炼钢。哥哥姐姐由于年龄大也去了，我们二年级的小学生在家上学。晚上，我一个人睡，睡到天亮一觉醒来发现尿床了，我连忙把另一条裤子穿在外面；第二夜，又尿床；我没裤子了，就把哥哥的穿在外面；……到了第四天晚上，我又尿床，又把姐姐的裤子穿到外面。到了第五天晚上，我又尿床，再没裤子了，放完学后，我终于大胆去仁里找母亲，告诉我没裤子换了！母亲竟然当着那么多社员的面，把我身上的裤子一条一条脱下，一共五条，弄的在场社员哄堂大笑！ 至于家里尿了几夜的湿漉漉的床，妈妈自然也无暇顾及了。回来后，我又像猪一样睡到那张满是尿臭的床上。 10、同学王厚明之死 王厚明是我的同学，我们大庙汪村河对面的梧村人。憨厚老实的典型农民孩子。读书接受能力一般，也不常讲话。 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只有八岁的孩子，因为每天涉水过河独自一个人来上学，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然而在那个大炼钢铁的时代，这样的事却是小事一桩！不显眼，不突出，不稀奇！ 他的父母，和全国亿万家庭的父母一样，都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家里只有他一个小孩，年龄比他稍大的姐姐也去炼钢铁了！ 一天下午，下起雨来，放学后我们一年级的学生就回家了。我问王厚明怎么办？他告诉我：“不碍事，我书包就放到教室里。我还会把裤子脱掉，绕到头颈上，然后光着屁股过河。”我看他说起来那么懂事，简直像个大人，就放心了。我祝他一路平安。 第二天，王厚明再也没来上课！听人说，王厚明在过河到达河中央时，一个水头冲来，他再也没露出脑袋过！ 王厚明静静地走了，我的心就没平静过。几乎每一年，我都会怀念他。 我从他过河送命的事件中，我吸取了一个经验教训，下雨的时候，我绝不过河，只有在雨停一天之后，我才小心翼翼的过河。而且，每当我过河，我都会不由自主的想起王厚明！ 11、善林公一家三口被活活饿死 1959年可怕的冬天渐渐像个恶魔向我们悄悄走来！ 回想那年的冬天，至今使我不寒而栗！我真不知道我是如何躲过那次灾难！ 那年的冬天，我们汪村饿死了不知多少人！一个头一天看上去还好好的汉子，晚上就静悄悄地离开了亲人！临死时，对亲人说：“我真想吃上一顿白米饭！”可是，家徒四壁，再亲的人，也无法满足他们临终的奢望！ 有一位叫汪善林的汉子，本来身体很好，身强力壮，他的妻子叫阿花，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然而，想不到的是，这一三口之家竟在这年冬天被这个饥饿的恶魔吞噬！ 对于汪善林，比我大两辈，因此我通常喊他“善林公”。记得这一年的春节，他手拿一个小火通，从南川走到我们汪村，一个比我大四岁的我哥哥的同学给我两个小鞭炮，在我耳边说了声“如此如此”，我开始不同意，他说：“春节玩玩、热闹热闹而已，别当真！”出于开玩笑，我就走向善林公。 “善林公，等一会！”他站住了，我说：“借我个火，放个鞭炮！”于是我就把一个鞭炮使劲塞进他的火通，只拿另一个鞭炮点着火就拿出来扔到地上，地上的鞭炮啪的一声响了，他火通里的另一个鞭炮也炸开了！还飞起一阵火灰。气的他哇哇大叫，那个大同学哈哈大笑。直到今天我一想起这事还在心里隐隐作痛，感到太对不起善林公！ 话说回头，一天我去南川的路上，我亲眼目睹惊异的一幕：看到善林公抓着一条蜥蜴，掐断头，剥去皮，竟吞了下去！我问：“善林公，你这个也敢吞？”他回答说：“饿极了！吞不下也得吞下去啊！” 还有一次，我看见在公共食堂排队买饭的窗口，竟然有一个人像狗一样在舔着地上人家打饭时不小心掉下的米糊，我很惊讶，走近一看，又是善林公！这个镜头，始终在我脑海中闪现，儿童的记忆，一生都不会消失！ 后来，就听说善林公饿死了！再后来，听说善林公的老婆也饿死了！再后来，听说听说他们的小男孩也饿死了！ 但是直到今天，我还时时记起善林公的一家！只要一闭上眼睛，就出现他们一家三口！因为儿时的记忆怎么也抹不掉…… 12、优秀学生逃学 自一年级到三年级每个学期，我都是班上的优秀生。我学习一向很自觉，记得二年级的期末考试那天，还是凌晨4点钟，我就起床。妈妈问我干吗起得这么早。我告诉妈妈，今天是期终考试。洗过脸，我就开始一课一课的读课文。我记得很清楚，我之所以这么认真学习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我读了一本《卓雅和舒拉》的连环画，这本书中卓雅认真学习的精神很使我很感动，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我那时学习的楷模。 然而，想不到灾难正在一步步降临，饥饿的魔鬼正在一步步向我逼近。 1959年下半年，一次课外劳动，老师领我们到前山上地里去搬运放在地头开始腐烂变质的山芋（甘薯）滕。老师说运回来是为了给生产队食堂里养猪，给猪当饲料。其实那时的生产队根本就没有猪。你想，连糠都被人吃了，猪吃什么活命？我记得很清楚：当天，我们大家都用绳子系住山芋藤的一头，将它一路拖回生产队食堂的空猪栏里。一条本来牛粪鸡屎的乡村小道，被我们二年级的学生用拖来的山芋藤打扫的干干净净，一路上把牛粪鸡屎都卷了这些霉烂的山芋藤！ 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就是这些腐烂变质的山芋藤，完全完全成了我们度过1959年那可怕冬天的食粮！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们早就不存在了！ 记得很清楚，我当时也是饿得头昏眼花，有个叫金法的同学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村头大庙里有很多黄豆豆萁（黄豆秸秆），豆萁上还有很多剩余的黄豆，我们可以拿一个火通（绩溪人冬天烘火用的可以随身携带的烤火用具，外面是个精致的竹壳，里面是铁皮做的内胆，内胆中可以存放柴烧掉后变成炭火）。我一听喜出望外，每天一早，就跟他去大庙豆萁堆里找黄豆，老师叫几个同学去抓我，我诚恳的对同学说：“不是我不想上学，实在是饿的头脑昏沉，眼冒金星，实在无法听课了！我目前的唯一的选择就是要活下去！你们手下留情，对老师说，没找到就是了！”同学见我骨瘦如柴，三分不象人七分倒象鬼，出于同情心，就按我说的给老师回话。 每当我从豆萁中掏出几个黄豆，就迫不及待把他们放到火筒里去，等到黄豆一熟，就迫不及待夹出来吃，显然就是一个活饿鬼！后来，我发明了新方法，找出的黄豆可以放到一张旧报纸纸上，然后将这些黄豆直接放到火筒盖的上面烘，很快就熟。大庙那么多的黄豆豆萁，真是成了我源源不断的食粮。可惜，好景不长，不到半月，生产队就派社员来捣豆萁，唯一的生命之源也被切断，于是我就跟着大人整天去挑野菜度日。 13、可怜母亲的爱 1959年，我家里就剩我和二姐。大姐出嫁已三年，哥哥于秋季考取临溪农校读中学。学费由姐夫负担。目的是让哥哥毕业后能分配到一个工作，就能负担我读书。 可怕的冬天渐渐来了，由于村里饿死了二三十人，引起公社的重视。我妈妈是属于即将要饿死的预备队队员，因为两腿已经浮肿。为了挽救这批死亡预备队员，公社党委决定，在瀛洲公社建立浮肿医疗站，主要药物就是每个队员发两斤黄豆，每天半两，疗程两——三个月。为了见疗效，发给的黄豆不准带回家给儿女家人吃，必须在浮肿医疗站里有医务人员的监督下看着患者吃下肚。 母亲侥幸成为浮肿患者，她要去离家四公里的浮肿医疗站了，临行前，发给我和患癫痫病的二姐每人一饼干筒荞麦粉，语重心长的对我和二姐说：“你们每人只有三斤荞麦面，要熬过一个冬天怎么吃呢？你们每天要到野外去打野菜，例如毛毛菜（指尖叶毛毛菜），猴子舔屁股（指圆叶毛毛菜；那时最熟悉的野菜名），石灰菜，污泥圈还有水针草，这些都是吃不死人的，放心大胆吃，这个冬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活命度命。……” 每天，我就是出外打野菜度日，大概老天见怜，也多亏母亲告诉我们的这些生存方法和生存材料，我们才得以生存下来。 十一月二十日，母亲终于走出了瀛洲浮肿医疗站，岂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父亲在郎溪写信回家，说重病住院，叫母亲快去服侍。母亲得知同村还有一名叫春景的妇女也要去郎溪，于是二人结伴同行。那时绩溪县还没有去郎溪的直达车，必须到宣城转车。可是，他们到达宣城时天色已晚，又没钱住宿，只好在车站露天呆了一个夜晚。车站容许每位乘车的旅客可以买两个小饼作为晚餐。可伶的母亲买了两块小饼后用手帕小心包好，直到回家时把两块饼分给我和二姐，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着买来的饼，虽然不是甜的，是咸的，却感到特别好吃，几十年过去了，只要一想起这件事，嘴里还有这饼的美好回味。 14、9岁时独自去临溪农中 母亲去郎溪了，我的口粮又遇到难题！眼看只有两三天的口粮，之后怎么办？正在我为生存担忧的时候，一位不速之客走进了我家，我抬头一看，正是我哥哥的王姓同学。他带来我哥哥的口信：“要继续活命就得去临溪农校一趟。”临溪我没去过，我当时还只有9岁。还没有出远门的经历。但是，为了活命，也就不考虑这些了。问了本村的老年人，才知道从绩溪大庙汪村到临溪，有两条路：一条是公路——经过县城汽车站，大约要走35里；另一条是小路——经过仁里、胡里走东阳大岭只有28里，要近一些。不过，要经过东阳大岭山顶的小庙是令我十分害怕的。因为在早年，七奶奶就给我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民国年间，胡里村有一家买爆竹的小贩，每到年关都要挑着一担爆竹经过东阳大岭到临溪去卖。因为家里很穷，买不起钟表，每天天不亮就挑起担子往临溪赶路…… 却说有一天起得实在太早，当他把一担爆竹挑到东阳大岭岭顶的小庙时，天还没亮。小贩很害怕，沉思无计，决定唱段京剧来壮胆。于是他清了清嗓子，开始唱起《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开始时声音不大，但他一想起常山赵子龙那么一员猛将时浑身也不由自主受了赵子龙的感染，当他唱到：“为寻小主人，我七进七出杀曹兵”时，他嗓门越唱越大。忽然，他突然听到有人哈哈大笑，他寻声定神一看，只见他面前蹲着一个大头鬼，张着巨大的嘴巴，在看着他笑。一时间，可能是京剧中的赵子龙借给他一个虎胆，他毫不慌张，站起身来，边唱京剧，边随手从爆竹担里取出双响爆竹一个，迅速打起火，说时迟那时快，他以惊人的速度将点燃的双响爆竹塞进了大头鬼正在哈哈大笑的口中…… 只听到“嘣……嚗……！”两声巨响，随着一声怪叫，大头鬼早已不知去向。“不好！”小贩突然想起了什么。这时他也不唱戏了，挑起一担爆竹就飞也似的走下岭去…… 当他在前面挑着担飞跑时，猛回头只见后面不远处有长长的一队队伍，举着灯笼火把在向他追来，他挑着担子，没命向前狂跑，眼看后面队伍越来越近…… 正在他不要命的飞跑时，只见前面不远处站着一位白胡子老头，慈祥的对他说：“年轻人，你莫要慌张，快躲到我的身后，包你平安无事！” 小贩放下爆竹担，站在白胡子老人身后，紧紧地抱住老人…… 只见老人手拿拂尘，看看队伍挨近时，抖动拂尘，队伍就被扔出老远！小贩心想：一定是我祖上有德，仙人掐指一算，知我今朝有难，特地赶来救我！ 小贩正在胡思乱想，见队伍又到，老头又是手抖拂尘，队伍又被扔到老远！如此反复，直到天光大亮时，追赶他的队伍消失了，老人也不见了！小贩定神一看，他紧紧抱着的原来是一根如来石柱！上面用楷书刻着：“泰山石敢当”五个颜体字！ 由于那时听故事是我们小孩唯一的课余爱好。因此，大人每讲一个故事，我都记得特别牢固！ 话说回头，我此刻决定走小路，一来近七八里，二来可以去看看那个小庙和如来石柱。 年龄虽然只有九岁的我，也不妨学学平日看的小人书里的“关、张、赵、马、黄”、还有梁山一百零八将的虎胆，虽然路途生疏，我决定边问边走，老人不是常常告诫我们：路就在嘴上嘛！ 第二天，我在一个搪瓷碗里放了半碗咸菜，拿到临溪农校去给哥哥。于是我上路了！ 我一走到不熟地带，就逢人便问，因为当时我就多留了一个心眼，假如问的人中至少有三人以上的答案相同，就说明他不是在骗我们小孩。我终于走过东阳大岭，靠临溪那边一下岭，我仔细观察果然有好几根如来石柱，至于晚上这石柱是否可以变成白胡子老人，我总觉得大人讲故事一般是用来骗小孩，一半是讲的好玩而已。 我终于见到哥哥！此时，我真怕要饿的趴下了！因为我早上喝的那点野菜汤早不知被咕噜到哪儿去了！此时的我，早已被饿得两眼昏花，浑身无力！看到哥哥送过来的一碗真材实料（全是粮食、没有半根野菜）的麦糊，我恨不得一碗就从我嘴中倒进去！ 哥哥似乎很懂事，对我说：“越是饿，越不能大口吃，更不能快吃！记住：越小口越好，越慢越好！ 我也很听哥哥的话。一口一口慢慢地吃，这时，我觉得我似乎吃到了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自己也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在临溪农中呆了三天，我也享了三天福。哥哥把他口粮的一半分给我吃。使我的肚里终于有了一点粮食的底子！ 大便也正常了，不像在家吃糠时那样大便大不出来，总是要用食指去帮忙挖出来！ 哥哥真好，在我回来时，还在回家的同学那里借了三大碗玉米糊给我带回家。告诉我，带回家时，玉米糊里和点糠、野菜和二姐一起吃一个星期，我忙点头称是。 回家后，我按照哥哥的话，这三碗玉米糊和了糠和野菜，和二姐吃了六天。 天无绝人之路，到第七天时，母亲终于回到家里！ 15、母亲的郎溪之行 回来后的母亲告诉我父亲的情况：住在医院的父亲脸色蜡黄，就象一张黄表纸。见面时没有一句好话，直截了当地对我母亲说：“我的意思不是要你来，你来作甚？我的意思是要元富（我姐夫）来看看我，带几个钱给我用用，你有钱吗？”一顿责怪之后，才说他很想吃饺子，没有肉，也没有面粉，怎么包饺子呢？结果包成的饺子是青菜叶当饺子皮，菜杆切碎当陷。这就是我父母亲在十年见面之后两人同做同吃的团圆饭！ 吃好之后，由于医院没有陪病号的床，母亲只好到我舅舅（母亲的二哥）家去住。真想不到来到舅舅家，真是到了人间的天堂，由于舅舅在农场工作，不但有粥喝，还有大米饭吃，这是母亲万万想不到的！ 难怪当时社会上流行这样的顺口溜：“管山吃山，管水喝水，管厕所的要挑担粪便去好当肥水！” 第二天，舅舅还特地杀了一只鹅给母亲接风。从浮肿医疗站来到她哥哥家的母亲，仿佛从地狱走入天堂，母亲的郎溪之行遇到如此的惊喜，是她万万想不到的！真是不虚此行！ 这当然也是父母亲的最后一次会面，第二年夏，父亲由于没钱医治，病入膏肓，四十岁就离开了这个痛苦的世界！贫病交加的父亲也终于因此得到解脱！而我也失去一生不再可能与父亲谋面的机会！ 多少年后，母亲在我面前提起带回父亲遗骨的话，我问起本村参与我父亲葬礼相关人士，说，当时我父亲死后，就是填了一堆土，后来年年下雨涨水，又没人填土，昔日的土坟堆已经无处寻找。到我母亲去世安葬时，我们姐弟只是准备了一块小杉木，上面写着“汪齐钰魂木”，和我母亲合葬。每年的大年初一和清明节，我们兄弟两家都去祭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