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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前后，我的两位兄长眼底先后出血，早晨起来，睁开眼睛，看见眼睛里有一轮红太阳。 惊恐是必然的，然后是断断续续没完没了的联络和咨询。 我这两位兄长，一位是学富五车的专家，我叫他老师。一位是宽厚善良的老领导，我称他职务。老师的大儿子在北京从事证券工作，腰缠万贯，经和父亲协商，决定在协和医院为他父亲做手术，并且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当年为毛主席做手术的专家，期望他出马。在我得知这一消息时，就像吞下一颗小型定时炸弹。我想毛主席已经去世多年了，为他做手术的医生起码已经进入垂暮之年，医生本人的眼睛应该已经起雾，手也不能像年轻人一样准确掌握机械，怎么能让他做手术呢？但是为毛主席做手术的医生还是按时为我的老师做了手术，而且做得很成功，并且用了高科技，以细小的激光束，把出血的毛细血管结扎了，只留下已经出血的部分，让它慢慢吸收。 得到这一消息时，我才长出一口气，将心中的定时炸弹吐了出来。一个多月后，我见到老师，戴着双层眼镜，一层是他原来的近视镜，一层是加上去的墨镜，老师揭开墨镜让我看他的眼睛，说治疗百分之百成功，但是从此以后，酒不能喝，烟不能抽，而且这副墨镜，在光线稍微明亮的地方，必须戴上。老师说到这里凄然一笑：“这就是古人说的畏光羞明。” 老师过去给我们的印象是温文尔雅，但是现在多了一副墨镜，每到我们开座谈会的时候，屋里光线暗一些，他就将墨镜张开，于是，两片墨镜片，就举在他的额前，一下子变得很酷。 我的另一位官员老兄，等着我老师的手术结果，如果好，他就去做。还有，他的夫人是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她坚信人能自我修复，不要急于手术。于是，当我的老师戴着双层眼镜从北京回来时，他眼底的出血已经被吸收，他照样和我们喝酒，大声划拳，让我的老师羡慕不已。 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启发，并且直接影响到我母亲的健康。 我母亲身体一直很好，住在五楼，上下楼梯，比我还快。但是去年五月下楼时，不小心多下了两级楼梯，一下子不能动弹，到医院一检查，两截脊椎压缩性骨折。河南省体工大队骨科大夫王世伟是我的好兄弟，他一看片子，说：仰躺在床上，不要动，70天后，自然就好。同时，我又让洛阳正骨医院的专家看了一下片子，他们也建议平躺休息，让身体自己修复。医生还说了另一种方法，如果老人是急性子，躺不住，可以打骨水泥，把压缩的地方补齐，第三天就可以下床了。 我母亲确实是急性子，但我想，母亲已经八十岁了，X光片显示，整个脊椎都已经半透明了，如果用了骨水泥，坚强的水泥确实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是特别坚强的它，和原本的已经半透明的脊椎不可能和谐相处，稍有运动，它就会坚强地和半透明的脊椎脱开，对母亲的脊椎，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于是，我在照顾母亲的同时，发动兄弟姐妹以及下一代来照顾母亲，其中一个主要任务是，看住母亲，不让性急的她下床上厕所。 正像王大夫所说，母亲第70天可以下床，X光片显示，脊椎已经恢复到原位。但是，母亲卧床两个多月，下床时双腿发软，好在我们搀扶着，才使她在屋里缓慢行走。 就这样，我们每天搀扶母亲数次，练习行走，十多天后，母亲已经能够自己行走。 今天我去母亲那儿吃面，吃完饭，母亲拿着小凳子，和我一起下楼，到楼下的太阳底下，和几个老太太说话。我开车离开的时候，看见母亲一脸的阳光。 我不禁想到我的那两位兄长，心中感叹：我们对我们的生命认识太浅，但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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