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酸
提到酸味，我们就会很自然的想到收敛作用，这是中医界的通识。但也不能因此束缚了思想，应该看到酸和收之间并不是绝对的一对一的关系，即有一些酸味除了收，还能发。
首先就五行的归属来说，酸属木，于季节对应于春，而春季又是生发的季节，和收敛对不上号，因此我们认为酸味内部是应该分类的。初步可以分为“春酸”与“秋酸”。“春酸”是一种没有成熟的酸，“秋酸”是成熟以后的酸。前者比如乌梅，乌梅是未成熟的果实，还处于生长阶段，里面自然含有生发之气，所以说乌梅是有生发作用的。《本草崇原》曾述：“乌梅味酸得东方之木味，放花于冬，成熟于夏，是禀冬令之水精，而得春生之上达也”。李士懋先生认为一些病人的乏力懈怠是因为春升之力不足造成的，用乌梅丸治疗获得了良好的效果。本方以乌梅作为方名，说明乌梅在方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至少也能说明乌梅与全方的作用方向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春天之酸具有生发作用。那么“秋酸”是什么呢？是成熟果实的酸味。大部分果实是从酸到甜，成熟以后就不再酸了。但象五味子成熟以后还有酸味，这种酸名副其实的有酸敛作用，属于“秋酸”。可见同是酸味，因处于的季节不同，其作用方向也是不同的，还有一种酸似乎不能归属于“春酸”与“秋酸”的分类，如山楂的酸，表现出的是酸的腐蚀作用，我们常用它消食或减肥。通过这些分类我们知道酸味是不能用一个收敛概括的，还应该分析每味药的个性。
李阳波先生研究中医注重时间与空间，他在论述每味药物时总是提到药物得某方之味，某令之气（参见《李阳波伤寒论坛讲记》）。可见在先生的心目中，或许认为药物的味与空间方位联系较为密切，酸代表东方，苦代表南方等等；药物的性和时令关系比较密切，温对应于春天，凉对应于秋天等等。时间是一维的，温只能对应于升，凉只能对应于降，这一点没人争论，空间是多维的，所以古人对药物的味争论最多。比如我们刚才讨论的乌梅，尽管我们把它归入“春酸”，也不能说它就没有收敛的作用。有人就认为正是由于它的生发之气较强，才须要有酸敛来制约它，以达到平衡，这种解释当然合理，但要注意这种生发与酸敛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无法分离，在化学药物中，某种酸是由氢离子和酸根组成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图单独使用其中的一种离子：口服稀盐酸帮助消化是用的氢离子，用枸橼酸抗凝是用的酸根，但我们无法把单独的一种离子拿出来，即使想要用氢离子帮助消化，也要同时把氯离子喝进去。想利用乌梅的生发之性时，酸收之性也喝入体内，只是由于配伍的原因，它表现的不明显，似乎可以这样总结：“春酸”以生发为主，收敛为辅；“秋酸”以收敛为主，生发为辅。不光酸味是双向的，别的味也一样，咸能软，用盐泡的青菜都打蔫了，是咸能软的例子。可是做豆腐的用盐卤一点豆浆，液体能变成半固体，可见咸不仅能软，还能坚。《内经》中说酸能敛，咸能软只是举出事物的一面，留下一面让我们自己去发掘，而不是束缚我们的头脑。这样我们再看每一味药物就不是一条直线了，而是双向或多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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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酸与涩我们经常把酸涩连称，好象这两种味的作用差不多，有收敛固涩的作用。但杨时泰曾把酸与涩做过一个对比，他认为“酸者，阴中之阳未能大畅以和其阳也；涩者，阳中之阴未能大畅以达其阳也”。初看起来，好像毫无根据的两句话，如果联系自然现象思考一下，就不能不佩服古人的高明了。我们知道有的果实在夏天成熟，有的在深秋成熟。在夏天成熟的比如苹果，是先酸后甜；在深秋成熟的比如柿子，是先涩后甜。苹果在春天生长，春天为阴中之阳，阳气正在壮大，总体来说阴的力量大于阳，所以“阳未能大畅以达其阴也”，这时苹果会很酸，随着阳气增长，到了夏天，阴阳双方的力量比较平衡了，果实才表现为甘味，甘为土味，是阴阳平衡，比较冲和的表现。柿子刚好相反，生长的大部分时间在夏天，阳气旺于阴气，到了初秋阴气开始生长，但力量较弱，“阳中之阴未能大畅以和其阳也”，所以这是柿子很涩，到了深秋，阴气足以匹配阳气了，柿子才能变甜。既然酸与涩正好对称，那么酸应该有“滑”的性质，由“望梅止渴”这个词我们知道酸能生津，万物有水就能滑，所以阴盛于阳就会“滑”。而生柿子不仅不能生津，咬一口会让人觉得舌头都转不动，就是因为它阳气太多，阴气不足以平衡的缘故，阴气不足自然津液也少，当然会觉得涩。其实万物一理，在微观世界也是阴气盛就“滑”，阳气盛就“涩”。我们知道金属都有电阻，其阻力大小是和温度正相关的，温度越高（阳气盛）其电阻就增大，表现为“涩”；如果温度降低，电阻就变小，表现为“滑”。如果降到绝对零度附近，会变成超导体，表现为绝对的“滑”。我们中医虽然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但是用我们的理论也能得出与科学一致的结论，“科学”对电阻现象的解释是温度越高，原子振动的频率越快，电子就越难通过；中医的解释是，温度越高，阳气越盛，“阴气未能大畅以和其阳”，表现为“干涩”，电子当然不容易通过了。有点异曲同工吧。以前曾讨论过酸，分为“春酸”与“秋酸”，无疑本文说的与涩相对立的酸是指“春酸”，这种酸以生发为主，而“秋酸”以收敛为主，是不是与涩接近了呢？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涩味虽然能固涩，表现出“收”的作用，但这种作用的机理是因为干燥，不润滑了，避免了物质的流失，并没有象酸敛一样具有向内收的气机，因为前面说了，初秋果实还没有成熟，怎么能向里收呢。中医有个术语叫“酸甘化阴”，不知道出处是哪里，这个酸甘化阴的酸应该也是指的“春酸”，如果是“秋酸”，很难想象能够化阴。 |
麻黄的破坚积聚作用
我们应用麻黄时，主要用其发汗，平喘或利水作用，但《本经》中麻黄还有破坚积聚的能力，目前对这一作用应用较少。
破积聚的药物一般选用三棱、莪术、牡蛎等，麻黄有这么强的力度吗，我们认为麻黄并不能以力度取胜，而是要靠其“渗透力”，起到“先锋”的作用，用麻黄引领化痰活血药进入顽痰死血之中发挥作用，或问：这与芳香开窍作用有什么不同呢，用菖蒲、冰片、麝香不也能起到这个作用吗。应该看到两者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一个是“开”，一个是“渗”。“开”是把一个宏观的容器打开，比如打开壶盖，“开”法多用于心窍闭塞等情况；“渗”是指进入微观的缝隙，比如我们用塑料袋包油条时，就会发现油条的油可以透过塑料袋“渗”出来。麻黄也有这种渗透作用，试想麻黄可以发汗，其药力可以进入细微的汗孔，说明它的作用不是开，而是渗。“开”给人的感觉是瞬间的作用，一下子就打开了，“渗”就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在病的急性发作期，“开”是优于“渗”的，比如冠心病心绞痛发作时，用速效救心丸，可以在即时发挥作用，就是因为里面有开窍作用的药物。但这种开窍的药物不大能够预防发作，很多病人就诊是为了让疼痛减少发作，如果一个不稳定心绞痛的病人辩证为实证，可能要用一些活血祛痰的药物，这时可配伍少量麻黄，发挥其渗透作用，带领诸药渗入顽痰死血中，使药物及早发挥作用，避免心绞痛的发作。除了冠心病，其他堵塞不通的疾病，只要辩证为实证，都可以伍用少量麻黄。但我个人认为，好像心脏病最适合，因为我们都知道麻黄用多了会心慌，可能它本身就和心脏有一定的亲和力，方向性更明确。当然，用麻黄需要注意量不能过大，3克就够了，时间不能过长，一周以内为好。不然的话，有病人会反映，疼倒是不疼了，就是有时气短，或心悸。所以说，用麻黄这样的药需要“见好就收”，不可以“贪大喜功”。总之，我们认为麻黄的破坚积聚作用并不是用蛮力的开破，而是因为他有一种“渗透力”。如果真的用比较大的量硬破，一般的病人恐怕是承受不了的。 |
黄芪与表证
有医家认为表实无汗时不能用黄芪，恐怕黄芪能助表邪，使表邪更难祛出，又有医家持相反意见，认为黄芪无汗能发，有汗能止，如《本草汇言》就说：“伤寒之证，行发表而邪汗不出，乃里虚而正气内乏也，黄芪可以济津以助汗。”两种说法不能统一，有必要进行一下分析。
首先，黄芪主补阳气，作用主要在体表，这一点基本没有异议。因为芪有长和老的意思，太阳也为老阳，黄芪应该和太阳有一定的联系，而太阳又主体表，所以黄芪作用部位也主要定位在体表。那么太阳受邪出现太阳病时，用黄芪直接达到太阳所主的部位不是正合适吗？可有医家认为它到体表恰恰是帮助邪气。看来分析黄芪到底是“投敌”还是“抗战”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外邪侵袭人体，正气马上进行抵抗，如果正气本身不能驱邪外出，就要有药物帮助，药物要想起到协助正气的作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作用方向向外；二是与邪气性质相反，既以热治寒，以寒治热。而所谓助邪也无非两种情况，一是引邪入里，太阳病下之过早，可以看作是助邪；二是药物与病邪性质相同，如用辛温法治风温也是助邪。我们来看黄芪作用向外，这一点上肯定不会助邪；性温对于风寒侵袭来说也不会助邪，（对于风温来说，当然助邪，但一般医家所说的黄芪助邪，是指风寒实证，风温证没有人会糊涂地用黄芪）。所以说黄芪助邪的说法似乎是没有根据的。但又有人说了，黄芪的使用都在《金贵要略》里，《伤寒论》中不用黄芪，岂不是外感病不用黄芪的证据吗？张仲景确实于表证不用黄芪。我们认为这是因为黄芪的特长是其建设能力，不是其战斗能力。黄芪被誉为外科圣药，因为它能温分肉，肥腠理，使阳气和利，充满流行，自然生津生血，体表有疮痈时，可以凭借黄芪的“托”力而痊愈；体表过虚汗出多时，可以用玉屏风散建成一堵围墙。因此黄芪与麻桂等解表药虽然都作用在体表，但可以说一文一武，外邪入侵时，要靠武将厮杀，而不是在边关建造围墙。另一方面，战争时期在边关设一文职，作为“监军”，往往对武将有“掣肘”的负面作用。所以说张仲景于表证时不用黄芪，并不是因为黄芪要“叛国投敌”，帮助邪气。在此要为黄芪鸣冤。在表证时用上黄芪，估计病程要拉长一些，并不至于使邪气更加旺盛，或邪气留恋不出。
但不止一位医家认为黄芪能助邪，也不能视作空穴来风，肯定是这些医家实有所见，而不是一拍脑袋凭空想出来的。应怎样理解“助邪”说呢。我们说解表祛邪一定要根据邪气的力量来选择方药。邪气本来不太强，选择了强力的解表剂，就会药过病所，对正气有损伤；邪气很强，选择的解表力量不强，就会把药力和正气郁住而不能透发，产生一些不良的变化。药力能透出去才算真正作用于邪气了，透不出去就会作用于机体自身产生伤害。就象手榴弹能仍出去才炸敌人，仍不出去就炸自己的人。《伤寒论》中说：“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服之，常须识此，勿令误也”。后人总结为表实不可用桂枝，就是因为桂枝汤的解表力量不够强，会被邪气闷住，导致郁而化热，使发热更加剧烈。张仲景惜墨如金，在这里却近乎唠叨的叮咛嘱咐“常须识此”，可见如果药力不足，被外邪郁住的危害是非常大的。那么试想，在表实的情况下，桂枝汤尚且力量不足，黄芪就更不用说了，可能有一些医家看到用黄芪后发热更剧，就认为黄芪能够助邪。表实证真的应该对黄芪畏如蛇蝎吗？请注意，前面说的黄芪能使表实证发热加剧，是在解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配以足量的麻黄汤，黄芪大不了会使解表过程变得缓慢一些，并不至于是病情加重。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对于表实证，黄芪不适合使用，但也不是绝对禁忌的药物，有没有害处，关键看配伍的解表剂力量如何。不过如果因为方中有黄芪再加大解表力量，明显是画蛇添足的行为，所以说表实证没有用黄芪的。那么表虚证呢？应该说没有单纯的表虚证，表虚都是里虚造成的，是实力不足的表现。如果正气很足的话，一般都是表实证，或者邪气被拒于体外根本不发病。正气不足时就会形成脉缓、汗出的表虚证。进一步细化，正气不足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虽然弱，还可以一战，就象桂枝汤证，可以直接解表外出。既然要作战，那就没有必要用黄芪。桂枝汤补虚的力量有生姜、大枣、炙甘草、热粥等，这些都是从中焦而发，从中央往前线增兵；正气不足的第二种情况是，虚弱的以不足以一战，一战就有崩溃的危险，这时候确实是“攘外必先安内”。《本事方》有一则著名的医案：“……发热头痛，烦渴，脉虽浮数而无力，尺以下迟而弱。许曰：虽麻黄证而尺迟弱，仲景云尺中迟者，荣气不足，血气微少未可发汗。用建中汤加黄芪、当归冷饮，翌日脉尚尔，其家煎迫，日夜督发汗药，言几不逊矣，许忍之但只用建中调荣，至五日，尺部方应，遂投麻黄汤啜二服，发狂，须臾稍定，略睡，已得汗矣……”。这里用建中汤的同时用了黄芪，是因为要先培补正气，暂不交战，建中汤在中焦搞建设，黄芪在体表建设，阻止外邪入里。试想，如果黄芪真的助邪的话，就会引领邪气趁机体里虚一起入里了，但这里恰恰因为它有建设能力，阻止了邪气的深入，为正气的积累赢得了时间。
总结全文，表实证不用黄芪，表虚证要根据正气虚弱的程度决定是否作战，可以交战的就不用黄芪，暂不交战的可以用黄芪。
附：人参与表证
论述了黄芪与表证的关系后，就不能不探讨人参于表证的忌宜。人参能不能实表固邪呢。我们知道黄芪与人参比较而言，人参补气于里，黄芪补气与表。在解表时用黄芪容易掣肘，用人参应该没有这种缺憾。但麻黄汤、桂枝汤都不用人参，麻黄汤是正气不太虚时用的，人参不是必须的药物，经方中从来不放可有可无的药物，而且人参补里气，类似辎重部队，与麻黄汤的轻捷不是一种节拍。桂枝汤证较麻黄汤证稍虚，但所用的补虚药同时也有解外作用，如大枣是配合生姜调和营卫的，热粥除了补充营卫之源外，还要借助其热力，都不是单纯的为补虚而补虚，所以桂枝汤也不用人参这种纯补的药物。如果邪气攻破体表的防线，进入半表半里，表现出正气已有所不支，这时候小柴胡汤就用到人参了。（虽然小柴胡汤加减法中有去人参加桂枝，那是因为邪气主要还在表）所以说不会助邪气，只要在合适的战场人参完全能够协助驱邪。喻嘉言是力主人参能够驱邪的：“若元气素弱之人，药虽外行，气从中馁，轻者半出不出，留连为因。重者随元气缩入，发热无休，去生远矣，所以虚弱之体，必用人参三五七分入表药中，少助元气，以为驱邪之主，使邪气得药一涌而去，全非补养虚弱之意。”所以喻嘉言非常喜欢人参败毒散，《医门法律》论此方说：“方中所用皆辛平，更以人参大力者，负荷其正，驱逐其邪，所以活人千百万计”。因此，保守点说，表证时用人参没有太大害处。当然，这种表证应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表证，可能叫做外症比较合适，败毒散症虽然也属于表证，但相对与麻黄汤症来说肯定要偏里一些，因为正气有些不足。小柴胡汤证半表半里也属于外症。
茯苓与猪苓
古人论茯苓多认为它能够先上后下，李时珍就持这种观点。但类似于先上后下或先下后上的说法都不太令人信服，他是这么论述的：“至东垣、王海藏乃言小便多者能止，涩者能通，同朱砂能秘真元。而朱丹溪又言阴虚者不宜用，义似相反，何哉？茯苓气味淡而渗，其性上行，生津液，开胺理，滋水源而下降，利小便，故张洁古谓其属阳，浮而升，言其性也；东垣谓其为阳中之阴，降而下，言其功也。《素问》云，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观此，则知淡渗之药，俱皆上行而后下降，非直下行也。”我们来看，“气味淡而渗”就推出其性上行，是不是有些别扭呢？我们一般找不出淡渗和上行有什么必然联系。又引用《素问》“游溢精气，上输于肺”一段，也只能说明是胃气上行，而不是茯苓本身上行，因为所有的药物都要被胃气运载着上行的。我们认为茯苓能上能下是对的，但不一定有先后之分。
有些植物四季常青而不凋零，这或是因为它禀受的阳气充足，如松树；或禀受的阴气足，如天冬，麦冬。因为松树阳气足，可以抵御冬寒，所以不会凋零；那么天冬，麦冬怎么来解释呢？我们说冬季阴气盛，但天、麦冬禀受的阴气更盛，这么相对的一比较，冬季反而成了阳了，也就是对于天、麦冬来说四季如春，春夏秋冬四季相对于天、麦冬来说都是偏阳的，所以它们四季都不凋零。这也许是它们叫“冬”的含义。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冬季”。松树阳气旺盛，茯苓又生长在砍伐后的松树根上，这能给我们提供什么信息呢？没有砍伐的松树其阳气上行，砍伐以后就断了这个去路，阳气只能留在根部。试想松树的阳气本来就很旺盛，现在又都郁阻在了根部，那么局部的阳气更盛了。这一团阳气在这里肯定是不稳定的，我们说孤阴不生，独阳不长，这团过剩的阳气要吸收周围的阴气来维持平衡。药农寻找茯苓有个经验，即下过雨后，有茯苓的树桩周围干燥的快，或有不长草的地方，这就说明这团阳气在大量的吸收阴津。所以说茯苓长成后就是一个以阳吸阴的复合体。那么茯苓进入体内以后呢，它已经没有松根提供给它的阳气来源了，这种阴阳相吸的状态恐怕就不能维持，就要分裂。象盘古开天地一样，阴阳要分判。我们知道轻清者上浮而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这样清阳上行而补心脾，生津液，开腠理；浊阴下降而利水湿。因此说茯苓的作用是分理阴阳，它的升降是同时的，而不是先升后降。如果用化学反应来比喻的话，茯苓的生成是一个化合反应—阴阳相吸；茯苓在体内是一个分解反应—阴阳分离。当然这两个反应不是截然分开的，它是维持一种平衡，化学中好像是叫可逆反应，随着外部条件的不同，平衡点可以向左或向右移动。在茯苓生长时阴阳也不是不分解，不过是阴阳化合的趋势大于分解的趋势；在体内时正好相反。王好古认为茯苓“小便多能止之，小便涩能利之”为什么有这种双向调节作用呢？因为茯苓在体内虽然以“分阴阳”为主，也并不是不合，而是可逆反应，如果小便本来很多了，说明机体的阴阳已经有分地过度的趋势，分合是相对的，茯苓相对于机体来说是“合”了；相反，小便不利是气郁水中，阴阳不能分离，机体阴阳表现为过度的合，茯苓相对机体来说就是“分”了。可见，茯苓在体内到底是表现为“分”还是“合”，要视机体的状态而定。而不能死板的规定成先升后降，我看了好多文献都提到茯苓先升后降，但一直也不能理解“先后”到底是怎么来的。伤寒发汗后，心气虚，肾水上逆可能会发作奔豚，这时茯苓是一味很重要的药物，不仅是利用它淡渗利水的作用，还要用它上升的阳气以补心。《本经》记载了它能主“惊邪，恐悸”，“久服安魂，养神”。仅仅是淡渗显然是不能养神的，仅仅从升阳补心的角度来解释也不太合适，我们还是要从阴阳分合的角度来理解，“惊邪，恐悸”除了心阳气不足以外，还有心气涣散的因素在里面，是“分”的太过，和小便过多是一个道理，用茯苓阴阳相吸的作用，可以收摄心神。它不仅在心脏合阴阳，治疗男子梦遗，女子白带是在脾肾合阴阳。茯苓还是化痰的要药，痰和饮不一样，饮质地稀薄，可以用淡渗之性把它渗掉，象在一汪水上面洒一些干土；痰质地粘稠，仅用淡渗的方法只能使它更加粘稠，对痰的祛除不利。所以茯苓化痰还是用的它分理阴阳的作用。因为痰的形成也是因为升降之令不行，导致的阴阳相混，用茯苓后清阳上升，浊阴下降，痰才算真正的被“化”掉了。关于治痰我们多说两句，中医与西医治痰的思路不一样，西医眼中的痰只有排出来才行，其治疗就是用些沐舒坦之类的稀释痰液，用药以后病人反映吐痰爽快算是有效；中医虽然也主张往外排出，比如用些鲜竹沥之类的药物，但又不局限于排痰，除了往体外排，还可以在体内化掉。“化”是把有形的东西变成无形的气。用完二陈汤后病人也不一定吐出多少痰，但可能反映痰少了，因为痰化为无形了。就单说排痰，似乎中医西医都一样了，其实也不一样，西医的痰只能往上走，往下坠就麻烦了。而中医眼中的肺是一个钟罩，没有底，不仅是肺没有底，连横膈肌都没有，所以中医的痰往往能从大肠排出，确实不可思议。
与茯苓最接近的药物当然就是猪苓了，都是树根下的菌类。所以对猪苓的药性解释也应该和茯苓对照参考，而不用另起一套理论。对于茯苓和猪苓的区别，邹澍是从松树与枫树的不同来考察的。《本经疏证》：“夫松之概，挺拔劲正；枫之概，柔弱易摇。松之理粗疏；枫之理坚细。松之针至冬益苍翠不调；枫之叶至冬遂鲜赤而即落。是其一柔一刚，显然殊致。茯苓属阳，治停蓄之水不从阳化者；猪苓属阴，治鼓荡之水不从阴化者。”邹澍后面还举了实例，仲景以猪苓名方的治证，大多具有热象，都有渴；茯苓组方治的证，不渴的居多（五苓散除外，因五苓散中二苓俱用）。因为松树阳气足，导致茯苓一是蕴含的阳气多，二是生长的体积大；枫树阳气不如松树旺盛，所以猪苓蕴含的阳气也就不如茯苓充足，阳气不足吸引阴气的力量就不强，导致猪苓的块头也不如茯苓。茯苓要在松树砍伐后才生长，猪苓为什么能在不砍伐的枫树下生长呢，因为松树冬天不落叶，枫树会落叶。松树阳气足，不砍伐时阳气一直往上升，砍伐后上无出路才归到树根；枫树就不同了，到了冬天随着枫叶的落下，阳气也归根了，所以不砍伐也能生出苓。因茯苓属阳，猪苓属阴，黄元御认为猪苓“渗利泄水，较之茯苓更捷。”既然渗泄能力强，升阳作用相对茯苓来说就显得不足，《雷公炮炙论》提出：“以升麻叶对蒸一日”或许就是为了弥补它的升清能力不足。杨时泰论述猪苓最有深度：“夫阴阳不得相离，离则病，此味分隔阴阳，能使阳离于阴……《本经》首主痎疟，惟肯堂治疟用猪苓，以分隔阴阳，使阳不下陷于阴，与洁古升而微降之说相合。”
总之，茯苓、猪苓都是以阳吸阴的复合体，它们能使体内的阴阳或合或分。调节着体内阴阳分合的可逆反应。当体内阴阳纠结，升降不行的时候，可以形成痰湿，用它们分理阴阳能将痰湿化掉，当体内阴阳过散而不合时，可以出现神志不守，遗精、带下等疾患，用茯苓可以使阴阳相吸，达到补益心肾的目的。茯苓与猪苓的不同是茯苓偏阳，猪苓偏阴，猪苓的降性强于茯苓。
泽泻
在《医学启源》中认为泽泻：“其用有四：入肾经，一也；去旧水，养新水，二也；利小便，三也；消肿疮，四也。”我们认为重点在于“去旧水，生新水”泽泻能够利水去湿是医家所公认，没有什么值得分析的。但它同时又能够“起阴气”，“止消渴”就反映出它的作用并不单一。许多医家因此把水分为两类，如刘潜江分为真水和凡水；邹澍分为生水和熟水；都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我们对水的认识。我觉得如果提纲挈领的话，还是《医学启源》的“去旧水，生新水”比较简洁。机体内的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比较“听话”的，供生理活动需要，这类可以叫做新水，其实就是人体正常的津液；另一类是桀骜不驯的，在体内或上或下，能引起机体眩、悸、渴、呕、利等症状，这类水可以叫做旧水，其实就是水饮。这两类水并不能协调存在，总是一胜一负。泽泻的作用无非是打击叛逆的，扶持顺从的。旧水一般都是机体用过的水，比较污浊了。泽泻排除旧水相当于把机体中的污垢冲刷干净，《本经》中说它能主风寒湿痹，治疗风寒湿痹的一般都是风药，泽泻为什么也行呢？风药治痹相当于干洗，用泽泻是水洗。邹澍说：“至风寒湿痹之得解，水得之而消，又莫非渣质之流行。”《别录》记载能“逐膀胱”，后世医家认为它能去湿热，恐怕也是冲刷污垢的意思。泽泻，茯苓，猪苓都能利水，但泽泻还有降脂的作用，其他两味没有。血脂过高在我们中医看起来也是污浊不清的东西混在了血液里，沉积在血管上，泽泻能清刷污垢，所以能够降脂。其它两味虽然也利水，但是缺乏去污能力，就象只用清水，不打肥皂一样。泽泻连风寒湿痹的沉积都能冲刷，何况是血脂呢。有些反中医的人士如方舟子认为六味地黄丸中含有泽泻不安全，他说饲喂含泽泻提取物的饲料3个月，使大鼠的肝脏出现混浊肿胀和玻璃样变性，肾脏近曲小管上皮细胞出现肿胀、空泡变性。方先生是什么样人，将来自有定论，我们这里暂不废话讨论。但我们应该对泽泻的毒性有个正确的认识，凡是得出这种结论的试验一般都是做的毒理试验，要分几个剂量组，即使最低的剂量组用量也比我们人类的正常用药量要大很多倍，而且一天不落的给动物灌胃好几个月。用这种措施如果动物的组织器官没有一点损害的话，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灌的是白开水，根本不是药。所以方先生的聪明之处在于擅长欺骗一些不爱思考的人。还有另一个高明的地方在于“只破不立”，先生句句不离科学，可是要问问先生在科学方面到底有什么建树呢，他可能又回答不上来。他擅长的只是破坏有序，制造无序。别人盖座房子要好几个月，他拿个手榴弹炸掉只是瞬间就可以完成，然后可以从这种破坏中得到快意快感，还能得到名利。这种做法倒是符合自然规律，因为就一个孤立的系统来说，它自发的变化总是朝着熵增加的方向进行的，所以事物总是要从有序走向无序的，不过这种作为太简单了，搞破坏谁不会啊，一个顽皮的孩子或有些心理疾患的人都能做得出来，因此靠这种方法出名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不过也要感谢方舟子，他的文章对我们有帮助，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肾小管上皮细胞会肿胀呢，泽泻能够冲洗污垢，对机体起到有利的作用，但把一个东西洗干净以后就应该结束了，如果还不停的冲刷，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如果洗上半天衣服，把手拿出来时会发现皮肤都泡白了，有些肿胀的感觉。肾小管经过大剂量长时间的冲刷会肿胀也就不足为奇了。泽泻的“泻”是一个去旧的过程；“泽”是迎新的过程。所以泽泻的作用就是把一个脏的容器冲刷干净，再装入清水。绮石在《理虚元鉴》中论泽泻：“每称泽泻有神禹治水之功。夫亦未尝究其命名之义矣。盖泽者，泽其不足之水；泻者，泻其有余之火也。”这种解释比较合理。但我们认为其泻不仅是泻有余之火，还要泻有余之水。《本经》说它“消水，养五脏，益气力”。意思也是先去掉旧水以后，机体能生出精微，然后五脏得养，气力得益，面能生光。不过泽泻毕竟是以泻为主的，不能看成补药。《本草蒙筌》说：“泽泻多服虽则昏目，暴服亦能明目”。这说明什么呢？短期内服用泽泻可以把机体内的污水换成清水，所以能明目，但长久服用的话，因它泻性比较强，对真气有损耗，所以又能昏目。正象李时珍说的：“若久服，则降令太过，清气不升，真阴潜耗，安得不目昏耶？”可见泽泻还是以降为主。它的升是降以后的结果。它本身并不能象黄芪升麻那样主动的升。《读医随笔》中称：“泽泻，辛麻苦寒，入三焦、膀胱，迅逐水邪。其辛麻能使三焦、膀胱之细络为之开疏，而水得畅下。”如果泽泻辛麻的话，可以推论出其性上升，可是不知道这个辛麻的说法怎么来的，在文献中找不到，如果说是亲自尝出来的话，我们不妨也尝一下泽泻，确实体会不到有辛麻的味道。所以这条理由也不充足。
总之，因为文献记载泽泻的功效有双向性，既能消水，利小便，去湿热，又能起阴气，养五脏，聪耳明目。后人解释时只能有两种途径，或者在方向上分个先后，用先上后下，先下后上的方式来解释；或者把水分为两种来解释。我们归纳一下文献，基本上都是这两种思路。把水分为两种是比较符合人体实际的，机体内确实有正常的津液和不正常的水饮。《伤寒论》中常说有水饮的患者口渴，就是说不能解渴起不到津液的作用。而且这种口渴喝水还容易吐，也可以看出水饮和津液势不两立，既然不能两立，泽泻帮助一个，打击一个也就是很自然的了。如果用先上后下来解释，虽然也很巧妙，但很难找到确凿的证据。如陈修园说：“泽泻气寒，水之气也；味甘无毒，土之味也。生于水中而上升，能启水阴之气上滋中土也。”这条理由就不充分，生于水中而上升的植物还有很多，比如水稻，莲藕，并不具有启水上行的作用。后面又说“此物形园，一茎直上，无下行之性，其功效如此。”就更不知所云了，形园和上行有什么联系呢？一茎直上也算不上什么特点。所以先上后下的解释有点站不住脚，还是张元素的“去旧水，养新水”更朴实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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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就要到了，我们一起学习一下石菖蒲
石菖蒲
菖蒲属为水生或湿生常绿草本，是天南星科中最原始的属，起源于晚白垩纪（约1亿年前）的旧热带，最早在水环境中产生。虽然它现在也可以在陆地生长了，但它均来自水生祖先，可能有些类似动物界的两栖类，就像莲藕也是水陆都可以生的，旱地里也可以栽培莲藕。所以说菖蒲和莲藕泽泻等虽然种属上没什么亲近联系，但生长习性上有些类似，都归于挺水植物。这些植物在本能上都有一定的利水湿的作用，完全沉没在水中的沉水植物（象藻类）往往又不利水了，只有这些挺水的，浮叶的（萍类）植物，又喜水，又怕水，才能有利水湿作用，同时又能通阳气。我们来分析一下原因，挺水植物这个名字起的很好，它能突出一个“挺”字，既植物需要努力的往上挺，才能不被淹死，就像人在水中需要游泳，尽量往上浮才能呼吸，所以这类植物都有一种本能的“升”劲，升降又都是相对的，往上升的同时就相等于往下利水，古人说泽泻能先升后降，其实不应该理解为有先后，升降是同时的。先升后降把药物理解的太狡狯了。这类药物之所以具有这种升降特性，就是因为它们求生存的本能特性。
石菖蒲和泽泻既然生长习性相近，其功用也有些近似的地方，比如都能治疗眩晕，治疗湿痹，药理研究二者还都能降脂，那么两者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应该说是侧重点不同，石菖蒲偏重于升，所以常用来开窍醒神；泽泻侧重于降，所以常用来利水。这也是由它们生长习性的不同造成的。二者虽然都扎根在水中，但泽泻不能离开泥土，石菖蒲却可以不借土气，生活在石块上，只抽吸水液，清水相对于泥土来说更偏于阴，这就需要石菖蒲有更充足的阳气升腾，古人说：“非至阴之贞，不发至阳之光……是则如兹物感至阴以达至阳，其阳气之最先奋出者，焉能不于心受之”。所以石菖蒲于泽泻比较而言，石菖蒲更偏于阳，性味辛温，擅长开九窍，明耳目；泽泻偏阴，性味甘寒，擅长逐湿行水。
我们再来看一下石菖蒲与莲藕的区别，莲藕是“出淤泥而不染”，石菖蒲却喜欢在清水中生长，“生于水石之间，略无少土，稍有泥滯，即便凋萎”，这首先向我们提示这样一个信息：莲藕的包容性比较强，可以容受一些污垢，但不是永久的容受，它会把污垢慢慢的运化掉，这种特性正和人体的脾胃性质相近，所以它能健脾。石菖蒲就不同了，它是容不了一点污垢，有一点污浊就马上把它祛除掉，可以说是有些“洁癖”，再看二者的叶片，荷叶是圆浑的，表现出了包容性，石菖蒲叶片尖锐如剑，一看就是很刻薄。这种有“洁癖”的东西，我们偶尔利用一下，打扫一下房间可能效果不错，可是如果家里长期有一个洁癖的人，谁也受不了，所以石菖蒲不能长期服用，它永远只是个急先锋之类的角色，打头几阵还可以，不能象元帅一样有勇有谋，运筹帷幄。
花粉与葛根
花粉与葛根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藤类植物的根，都有止渴作用，又都是治疗痉病的常用药，在此对其作用机理做一下分析，以便于用药是取舍。
葛根因《本经》明确记载有“起阴气”的作用，故后世一般认为它性能上行，宣达水谷之津，而消渴自止。对此几乎没有歧义。花粉就不同了，有认为性上行者，如张志聪：“盖得地水之精气，而上达之药也。”“主治消渴身热者，谓启在下之水精上滋，此根之功能也。”邹澍也支持此说。但刘潜江却认为花粉性下行：“至根则味苦，而先有微甘，苦下泄，是金直致其气化于水矣，金水合以致其用，先哲所谓纯阴而润下者也。”我个人认为下行的说法比较合理。虽然说“草木之根，其性上行，实则性复下降”。但这是在同一植株中进行比较有这个规律，不能普遍的说凡是根都主上行，牛膝也是用根，怎么能引药下行呢。根虽然向上供给植物养料，但它本身还要往下扎，所以不能简单的归纳为凡是根皆主升。我们看在小柴胡汤中，半夏与花粉根据渴与不渴选用其一，说明二者有可以相互替代之处，以前曾经讨论过，半夏主要有开结及引阳入阴的作用，柴胡子月发动，半夏午月枯萎，所以在小柴胡汤中柴胡半夏一发一敛，应用的是半夏的敛降作用，但因为半夏性燥，对口渴的患者不适合，就只有寻找它的替代品，张仲景选择了花粉，而没有选择另一味止渴的药物葛根，可能就是因为葛根性上散与半夏的作用不符，其实半夏花粉不仅在收降方面相似，在开破方面也相似。半夏可以开痰散结，花粉可用于疮疡肿毒，消肿散痈。所以半夏花粉相互替代比较合适，是因为它们都有“金”性，与柴胡的“木”性搭配可达到平衡。如果仅为了止渴而选用葛根，柴胡葛根就成了两“木”，尽管历史上也有这样的配伍，但不过是为了发散解表，远远不如小柴胡汤这种枢机的方子有深度。在十八反中半夏花粉同反乌头，这也说明二者有共同的地方。花粉有别名叫瑞雪，更形象的说明了它的润降之性。所以我们认为半夏与花粉都能降，不同之处在于半夏是“燥降”，花粉是“润降”，常根据机体津液的状态选择其一，二者在经方里绝不同时出现。
由上面的论述知道花粉与葛根是一金一木，一降一升，它们治渴的机理有什么不同呢？《本经》记载葛根“起阴气”；花粉“补虚安中”。一个是“起”，相对于是“搬运”的功能；一个是“补”，能够从外部注入水。庄稼生长的用水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天上降水，一是抽河里井里的水灌溉。花粉叫瑞雪，肯定是天空降的水；葛根“起阴气”，相对于抽水机把水调到上面来，但地下水不是无穷无尽的，越抽水位越低。所以古人说下焦阴虚的忌用葛根，还有“柴胡劫肝阴，葛根竭胃汁”的说法。因为它不能真正生水，不过是扯东墙补西墙，真正生水靠的是天空的降水，花粉正是这种作用，所以花粉能够“补虚”，这个补虚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补气血，而是补水，补津液。但降水过多又容易生涝灾，古人说脾胃虚寒作泻者不宜服，病于木火之真气不升不达者不宜服。
葛根能够主“诸痹”；花粉能够“续绝伤”。主“诸痹”靠的是升散之性，类似于羌防等药；“续绝伤”一般的解释是：藤蔓之药，能资经脉，故续绝伤。这种说法有道理，但不能突出与葛根等其它藤类的区别。叶天士的解释是：血为阴，阴虚则伤，阴枯则绝，瓜蒌根清润，则虚者滋，枯者润也。这比较能突出花粉的个性。
花粉与葛根又是治痉病的要药，如瓜蒌桂枝汤，葛根汤。我们知道痉病形成是因为血虚筋燥，筋燥由轻到重可分别表现为“项背强几几”，“身体强几几”，“卧不着席”。在“项背强几几”时还算不上痉，只是露出了津液不足的端倪，还不用补水，用葛根起阴气，把下面的水搬上来就行了，所以用葛根汤或桂枝加葛根汤；“身体强几几”时则是全身都缺水，靠搬运解决不了问题了，所以要用花粉补水，用瓜蒌桂枝汤；到了“卧不着席”的阶段津液已经严重亏乏，所以用大承气汤急下存阴。但既然柔痉用了瓜蒌桂枝汤，“欲做刚痉时”为什么用葛根汤，不用花粉呢？因为它“无汗而小便反少”，没有什么津液损失。花粉只与桂枝汤相配，也是因为柔痉有汗出，津液丢失较多，所以要有花粉生津。而且葛根汤治疗的只是“欲做刚痉”，表现为“气上冲胸，口噤”，如果真到了“身体强几几”的程度，可能也要考虑加花粉吧。从另一个角度看，后背为阳，前胸为阴。所以后背以升为顺，前胸以降为顺，气上冲胸为阴气不降，这或责之于后背的阳气不升，葛根治项背强几几，可以从后背上升，它升的既有阳气也有阴津，津液可以滋润项背的筋脉，后背阳气的上升有利于胸前气机的下降，可以对治气上冲胸。
玄参
玄参和地黄都是玄参科的植物，形态和作用都有些类似，常在一起使用，如增液汤等。如果需要仔细区分的话，地黄是甘寒，玄参是味甘还微有苦，我们知道苦为火味，有发破的作用，说明玄参比地黄偏于阳，再看二者的植株，玄参也比地黄挺拔鲜艳些。这样玄参的性质就应该比地黄活泼，地黄有静态补肾阴的作用，玄参的滋阴是动态的。张元素把玄参称为枢机之剂，为什么叫枢机呢？纯阴纯阳都不能叫做枢，枢肯定是介于阴阳之间，枢机也就是半阴半阳的意思，卢之颐说：“已向乎阳，未离于阴，俨似少阴之枢象，殆具备少阴之体用也，已向于阳，为其味苦也，未离于阴，为其气寒也，曰补肾气，是补肾气方萌之机兆，非补肾脏欲藏之形质也”。缪仲淳说：“禀北方水气而兼得春阳之和”。所以玄参补阴并不是把阴液储存在肾脏，它能把其阴液输送到有火热的地方，就像救火车的高压水龙头，遇到高层建筑失火时，可以把水喷上去，地黄就不行了，地黄只能在地面上给救火车的水箱里补充水，是壮水而制火。玄参是制“空中氤氲之气，浮游之火”。所以古人治疗咽痛多用玄参而少用地黄，玄参还能消瘰疬结核，这种瘰疬结核是属于火结，火结遇至阴之气就能化，而且玄参的苦味又有发破作用。所以只要在上部有火，无论是聚还是上炎，玄参都能够治疗（聚者可以散之，上炎者可以清之）。在阴虚内热同时又有表证的时候，可以在解表的基础上适当加些玄参，但一般没有加地黄的。地黄和玄参相比更适合填精补髓，所以往往在补肾方子中作为君药。玄参较少作为久服的滋补药品。
何首乌
我们曾经讨论过地黄与玄参的区别，知道玄参与地黄虽然都滋阴，玄参比地黄要活泼一些。还有一味常用的滋补药物，需要在这里比较分析一下。何首乌也具有滋补肝肾的作用，和地黄比较起来仍然是地黄偏静，何首乌偏动。冯兆张认为：地黄专入肾而滋天一之真水，其兼补肝者，因滋肾而旁及也；首乌入通于肝，为阴中之阳药，故专入肝经以为益血祛风之用，其兼补肾者，亦因补肝而兼及也。这里提到了首乌为“阴中之阳药”，前面讨论玄参时也曾提到玄参“已向乎阳，未离于阴，”这样玄参和首乌就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了。但古人认为一味药有一味药的性情，不会重复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何首乌的生长习性，在本草书中，何首乌是有雌雄之分的，雌雄盘绕在一起生长，不过在现代的植物学中，这雌雄何首乌是两种不同的植物。从植物学上来讲，赤首乌，也就是所谓的“雄何首乌”，是蓼科的植物，而白首乌，也就是所谓的“雌株”，是萝摩科的植物，这两种植物不但亲缘关系比较远，而且不管是叶子、花、果实都有很大的不同，包括我们用作饮片的块根也不同。赤首乌的块根和红薯的形状很相似，是一块一块的，外皮是紫红色的，里边的肉色有点偏红；而白首乌的块根则要细长一些，更接近山药的块根，外皮是黄褐色的，里边的肉是白色的。虽然这两种植物亲缘关系相差比较远，但它们有比较相近的生态习性，它们都比较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所以它们经常是相伴生长以至于苗蔓相交，则是和它们缠绕茎的旋转方向有关。白首乌的茎具有左旋，也就是顺时针旋转的特点，而赤首乌的茎旋转方向则是不规律的，既可以左旋，又可以右旋，所以，当这两种植物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容易缠绕在一起了。虽然赤首乌和白首乌这两种植物有那么大区别，可是它们的药效却很相似，很多医书上都是赤、白首乌合用的。既然功效相近，我们完全可以抛开植物学中的分类，按照传统的观点，把它们看做雌雄共生。
何首乌的这种生长特性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可以反映首乌的特性是既开又合，既合又开。你说它是雌雄两株吧，它们却盘绕在一起生长；你说它们是雌雄合体吧，它们又确实是两株植物。就像一扇门既可以开又可以闭一样。所以首乌也是枢机之剂。刘潜江说：“盖他药得阴阳之分，而此独得阴阳之合；他药得其分者而不出于合中，此味得其合者而又出于分中也”。道出了何首乌的特点是重开合。首乌的味是苦甘涩，甘当然是滋补之性，苦味发破，可以开，涩味可以合。因此说此药的枢机体现在开合上。玄参的枢机是“已向乎阳，未离于阴，”体现在升降上，是阳带领阴上升，就象拉杆天线，上面的一节有一半已经露在了外面，还有一半在下面含着。如果用电路做个比喻的话，玄参好像串联电路，何首乌好像并联电路。而且据古书记载，何首乌的叶子也是夜合昼疏的。这也比较直观的表现了何首乌的开合性与节律性。我们再来看古人眼中的脏腑结构图，是心上肾下，左肝右肺。心肾是中轴是串联形式的，肝与肺并列是并联形式的。心肾侧重的是水火既济是直线的升降，肝肺侧重的是开与敛。在六气中少阴为枢，少阳也为枢。这两个枢是不是完全一样呢？在这里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少阴枢对应于心肾的升降枢；少阳枢对应于肝肺的开合枢。这两个枢虽然都是介于阴阳之间的意思，但少阳枢更有时间节律性，典型的例子就是小柴胡汤证的往来寒热，发作有时。我们一般理解认为这是少阳处于半表半里的缘故，半表半里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气外出则寒，入里则热，这样来解释往来寒热比较合理，却仍不能很好的解释发作有时，既为什么有这么准的节律性。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节律的准确说明了里面肯定有循环，象钟表一样，靠一圈一圈的运行来保证时间的准确。因为少阴枢是单线联系的，不会形成折返；少阳枢是肝肺并列形成的（肝气升于左，肺气降于右），更容易组成圆形，象一些折返型的心律失常一样，容易形成循环，这样就表现出了节律性而发作有时。所以通过发作有时这个现象，我们推论出开合枢里面肯定是有东西循环的。和小柴胡汤治疗往来寒热的外感病道理相近，何首乌能够治疗发作有时的疟疾，名方“何人饮”就是例子。都是调整少阳的开合枢。这也证明了何首乌确实是一味枢机药物。
提到发作有时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肝升肺降，肝开肺合是正常的生理过程，本来就是正常的循环，为什么有时会出现发作有时的疾病呢？这肯定是它在循环中和静止的东西发生了“摩擦”。我们说动静都是相对的，肝肺的循环也应有个参照物才能体现出循环，要找一个相对静止的东西，那当然就是脾了，中医认为脾主信，解释是脾主中轴，可以运转，也就可以形成节律，所以往往也把一些有节律的现象归为脾所主。这样我们就无法区分一些周期性症状到底是肝所主还是脾所主。其实是二者共同所主，这个信有守信义的意思，不会轻易改变约定才能叫信，象最守信用的尾生和女友约好在蓝桥下相见，宁愿抱着柱子被水淹死，也不肯失信。所以不变才能叫做信。脾相对于其它四脏位于中间，不能轻易活动，所以让它主信。那么一些节律性的症状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们骑自行车，有时车轱辘不圆了，和车架子会周期性的接触，骑起来会发出有节律的声音，这就是发作有时。相对静止的车架子是脾，转动的轱辘是肝。二者缺一也不能形成发作有时。试想如果车轱辘在转，车架子也以另一种速度在转，那么它们的接触肯定不会保持固定的节律。所以说脾主信与脾主中轴主运转说的不是一回事。因此治疗发作有时的疾病主要还是治肝，把不圆的轱辘拿圆，一般不是去调整静止的车架子。换句话说就是：肝肺如果是很“圆”的循环，这是我们正常的生理状态，如果这个圆的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它会和相对固定的脾发生定时的摩擦，而表现出发作有时的症状。同样的道理，我们还可以推论出：如果机体正常应该有的生理周期不规律了，那么可以考虑是不是脾主信的功能失常了。比如有些人昼精夜寐的规律打破了，变得好几天睡不醒，过几天又连续失眠；还有的月经周期不正常了，但也不是固定的提前或推后，是时前时后，没有规律。这都可能是脾不主信的反映——脾“活动”了。因此说：不适症状规律出现应该责之于肝，正常生理规律的打破应该责之于脾。
最后应该指出，升降与开合是不能完全分开的。升总是和开有联系，降总是与合有联系。玄参和首乌都能治疗瘰疬，是因为它们能疏散郁结，说明了它们作用的相似性。这里强行分开，只是为了表达的方便，以便对首乌与玄参的作用进行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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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味百合科药物的比较
贝母，百合，知母，萱草都是百合科植物。仅仅属于同一个科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百合科植物种类繁多，如葱、蒜都是，在中药中属于百合科的恐怕也不少于十种。这里选出这四种药物在外形或功能上有一定的可比性，试图在比较中分析其药性。
川贝在《诗经》中称“虻”（méng），在《诗经?风?鄘风?载驰》中有：“陟彼阿丘，言采其虻。女子善怀，亦各有行。”我当然是不会翻译，有专业人士是这样翻译的：“登上那边高山岗，采些贝母治忧伤。女子虽然多想家，自有道理和主张。”这说明了川贝能散心胸郁结之气， 可用治心中不快，愁闷不舒的病症。我们知道愁闷及愤怒都属于气机不够舒展的表现，但二者又有明显的不同，忧愁属肺，怒属于肝。阳气从肾脏开始生长壮大，到了肝木时正是青壮年的状态，力量很强盛，如果这时受到了郁阻，它会很强烈的爆发，表现为情志就是怒，循着生长壮老的规律，到达肺金的时候，阳气已经衰老了，这时再受到什么限制，它想反抗却又无能为力，只好忧愁郁闷了，若长此以往，恐怕不仅是忧，还要发展到悲了。我们中医中肝为将军之官，肺为相辅之官。将军一般都是壮年的形象，相爷一般都是老年人担任，正是机体阳气所处状态的写照。当然偶有例外，象《将相和》就是一例，或许其矛盾就在于将相年龄的倒置，如果二人的年龄倒过来，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个故事了。言归正传，不论是治肝怒还是肺忧，总的原则都是疏通郁结，使气机通畅。选药当然要选具有向上透发作用的药物。疏肝的代表药物一般认为是柴胡，柴胡有升散之性，正符合肝的特性，那么也用柴胡解肺郁好吗？这不太合适，因为肺的作用是宣降，它既不是纯升也不是纯降，是升极而降，即气机升降转折的一个关键点，用柴胡这种一往直前的药物是不合适的，所以柴胡解决不了忧愁，贝母为什么行呢？我们看一下贝母的植株，就会发现贝母的形象好像是肝肺气机交接的自然体现。简单地说，贝母长的有点象拐棍形，下面是一根笔直的茎，长到顶端开一朵花象钟形一样垂下，不正是升极而降的写照吗。古人说它“叶随苗出，有直透而无濡留”。“叶随苗出”我们难以理解它说明什么，但从后半句“有直透而无濡留”说明它首先具有升达性，可以开胸肺郁结，开花又能下垂，升极而降（柴胡开花是向上挺）这由升而降就顺接了肺脏的气机，恢复了肺的治节功能，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中曾论：“萼悉上昂，花悉下垂，此开机互阖，阖机互开，少阳之枢药也，根形如贝，以金为用，肝之肺药，肺之肝药也。……不能阖者，能顺其阖；不能开者，能顺其开，不能为开为阖者，能顺其能开能阖”。他这里是以开阖论肝肺的关系的，和以升降论肝肺只是形式的不同。还提出贝母是“少阳之枢药”，这里附带“少阳”二字让人费解，不能理解成我们平时所说的少阳病的少阳，可能是因为少阳主枢，所以把少阳配在这里。我们重点体会他说的“枢药”，枢有转折的功能，刚才提到贝母植株象拐棍形，拐棍上面的那段弧形不正是起转折作用的吗？所以用贝母不能只想到肺而忘了肝，贝母协调了肝肺的关系，调顺升降，不仅情志的不舒得到治疗，还可以化痰止嗽。即使其通利小便的功能也应从肺得升降的角度进行解释。把贝母的药性说清楚以后，下面三味药就好理解了。
百合的植株和贝母很相似，只是花下垂的好像不如贝母那么典型，也是一味归肺经的药物，比如《重订严氏济生方》用它配款冬花组成百花膏可以治喘嗽不已，或痰中带血。《本经》记载它能利大小便，也可以从肺与大肠相表里，肺为水之上源得到解释。所以说百合与贝母有相似的地方，不同之处可能在于百合补益之功较强，可以补肺阴，贝母更善于化痰散结，消除瘰疬。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百合和贝母比较一下升降的话，贝母偏升（散痰结），百合偏降（补肺阴）。贝母因为偏升，所以能解郁；百合也能治情志病，但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这种情志病是忧郁，如百合病有欲卧不能卧，欲食不能食，如寒无寒，如热无热。邹澍认为这些“皆心中辗转不适之状”，并认为：“而治法始终不外百合，则以心本不任受邪，心而竟为邪扰，则不责将之谋虑不审，即责相之治节不行。”这里提出“谋虑不审”，“治节不行”说明百合病的这些症状和肝肺关系失调，导致胸中气机升降不畅有关，应该和忧郁的病机有些共同点，但我们体会百合病的条文，会感觉这里面表达了一种“烦”的感觉，包括邹澍的解释“心中辗转不适”也是一种烦的表现。所以百合治情志病应该说更多的针对烦，而不是郁。郁主要是说明心胸中的气机不舒畅，烦主要说明心胸中有热，说明百合和贝母相比，可以清热。这样贝母和百合治疗情志病就有了区别，简单的归结就是：贝母善于升散以治疗气机结滞的忧郁，百合善于滋阴下行以治疗气郁化热的烦。
萱草即黄花菜，一般作为食物，很少药用，为了比较这几味药与肺脏的关系而把它一起讨论。萱草在《诗经》中也有记载，也是能够解忧。《诗经?国风?卫风?伯兮》中：“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朱熹曾注：“萱草，令人忘忧”。可见在早于中医经典产生的年代，人们已经认为萱草与贝母有相似的功效，在后世的本草书如《本草纲目》认为它有“宽胸膈，安五脏，安寐解郁，清热养心”的作用。萱草和百合也有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查了一下词典，英文中萱草叫“day lily”、“orange daylily”，可能是有“一日百合”的意思吧。可以看出萱草酷似百合花，只是花期较短。可惜外国人只看出了两者外形的相似，他们不能理解其内在气机的联系，中国人看了外形就知道它和贝母百合都能治疗情志疾病。真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也不能说人家不看门道，人家看的是基因。不过基因是晚近的事了，可以说他们看了几千年的热闹，到最近才看出门道。和贝母百合一样，萱草也是顶端开花，但它转折向下的趋势不明显了，特别是开花之前，其花蕾基本是斜向上长的，向上就偏于舒散，所以和贝母百合相比它主要治无形的情志之病。不象那两味药，升降兼具，双向调理气机，可以化有形之痰及通利大小便。
再来看知母，知母和前三味药物相比，长的没什么相似之处，它的叶子好像都是从根部从地面发出来的，不象贝母一样有一根笔直向上的茎；它的花也不是在最顶端，而是散布在茎上。总的感觉就是：贝母升极而降，知母压根就不怎么升，性味苦寒，它基本上就是一味“降”性的药物，所以我们一般简单地把它的功效归结为滋阴降火，能从肺顺流而下，清肺胃肾之火，知母也可以治疗情志的病，但因它只能下行，不能升散，所以不能解郁，只能除烦。《别录》中就记载它可以治烦热。简单地说，知母就是从水之源头顺流而下，从肺到肾，一路上可以止渴除烦，通利水道，是一味金水相生的药物。
总之，这几味药物中萱草升性最强，所以只能治疗情志抑郁，不能下行利水消痰，知母降性最强，不能解郁，只能清热利水除烦，贝母百合升降兼备，所以也就兼具前两者的功效，细分起来贝母偏升而用于解郁，百合偏降而用于除烦。以前讨论过机体的升降分为金木圈与水火圈，这四味药无疑都是金木圈里的药物，组合起来的形状类似英文字母的“n”。萱草是左边的一竖，以木升为主，知母是左边的一竖，以金降为主，百合贝母为上面的弧形，兼具升降。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在治疗情志病及肺系疾病时有目的地选药，也可以加深我们对常用药对如二母汤的认识，如果只从清热化痰的角度来理解二母汤总觉不太贴切，可以清热与可以化痰的药物有很多，为什么古人选的贝母知母配合效果较好呢？从气机运行的角度来理解就比较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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