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草木虫鱼”21世纪网 思郁 2012-06-09 01:54:29
核心提示：《老头儿汪曾祺》收录了子女们对他的印象，算是一本回忆录或者传记性质的书。
少时读书，无法可循，无经典可参照，读的大多数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书，很多都是名作家选集或者名篇选集之类的读物，认识汪曾祺就从这些选集中获取的印象。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名家，为啥偏偏对汪曾祺的文字印象最深？大概就是感觉到他的文字与那些主旋律的名家不一样。 《老头儿汪曾祺》收录了子女们对他的印象，算是一本回忆录或者传记性质的书。其中提到，他的孙女上小学五六年级时，老师让学生从文学名著中摘抄一些华丽的辞藻，以便写作文时应用。她把名作家爷爷的书翻了一遍，也没发现什么好词儿，因此断定：“爷爷写的文章一点儿都不好。”后来还真诚地帮助爷爷分析一下他的文章为啥“不怎样”，总结出了三大罪状：一个中心思想不明确；其次是段落分的不好，最后是乱用标点符号。因此在学校老师眼中，这位著名作家的文章最多得个“二类中”，也就是七十多分吧。 这话现在看确实有几分逗乐，孩子的乐趣透着十分的天真。但是孙女的分析大体是不错的，我们小时候读书，认为最好的散文是杨朔的《荔枝蜜》，尽管从来不知道好在哪儿，总觉得都收到语文课本了，当然是最好的。但阅读的天性是靠直觉，喜欢什么样风格的文字不是语文课本能灌输的，业余翻书的时候读到汪曾祺，总觉得这个老头写的东西跟那些名家不一样。虽然说不出来好在哪里，但已经能感觉到这是另外一个阅读的世界，是课本的那些范文所不能给予的。 《老头儿汪曾祺》中提到一个私下里的段子，大意是汪曾祺跟家里人聊天时说对解放以来散文评价都不高，认为不少作品“不是剑拔弩张，盛气凌人，就是过度抒情，顾影自怜，文字过分雕琢，败坏了中国散文的传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次电台正在播放配乐散文《荔枝蜜》，老头儿从隔壁房间出来说：“散文配乐是最恶劣的做法。这样的文章也不要学。散文的大忌是作态。中国的散文一坏于杨朔，二坏于刘白羽。”这两位“大家”都有文章收录在中学语文课本，作为范文推崇。小时候读书，我们写作文就从这两位散文大家中总结出某种套路和模式，一套一一个准儿。不过，长此以往写作文，味同嚼蜡。 汪曾祺曾提到现当代作家里他最为推崇的是鲁迅和沈从文，解放后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他推崇的是孙犁。推崇前两位不奇怪，少年读书都喜欢鲁迅，而且他的早期作品模仿鲁迅的痕迹很浓，喜欢沈从文更不用赘述，某种程度上说，汪曾祺延续了沈从文的文脉，这是中国作家中唯一的一对师徒获得了同样高的赞誉。至于他推崇孙犁，是觉得他把革命题材写成了真正的小说，超出了一般意识形态的局限，很是难得。 现在也有很多人喜欢孙犁，不是因为他的小说，更多是因为他的书话。孙犁的创作生涯长达六十多年，以“文革”为界，分为风格不同的前后期。前期作品明净柔美，以淡笔勾勒出如画的乡土民风，被称之为诗体小说，代表作是《荷花淀》模仿者很多，这也是汪曾祺提到的那些小说。但解放后尤其是文革后期，孙犁的作品趋于平淡简洁，明显继承了中国古典的精髓，于平淡之中深蕴着文化和人生的思考，存有大量的读书笔记。年轻时，孙犁主要读新书，到了新社会，新书就读得少了，开始买旧书，读旧书，并且认为，读中国古书是利于养生的。他曾自嘲“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这种经历与汪曾祺遭逢极其类似，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精神上的同类。 老头儿汪曾祺，其实性格极其清高，能入他眼睛的当代作家确实没有几个。我年少时喜欢过贾平凹，尤其是《商州三录》为代表的作品，还有邓友梅的京味儿小说，林斤澜的小说。说实话，当时读书是闷葫芦，没人指导，杂书为主，基本都是有书就读。但就在这种极其贫乏的阅读经验中，也能察觉出这几位作家他们的文字质地具有某种同一性。来自晚明小品也好，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好，在一个普通读者的阅读经验来看，那就是比教科书上的文章好看，真诚，有人情味，再拔高点就是，富有人文情趣，不板着脸说教。 不要小看这些琐碎的标准，其实真正做到这种文章的境界很难。汪曾祺去世后被人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这个“最后”很值得玩味之处就在于，没有人像他那样写文章了。这种遗憾是源于文化的断裂，还是源于生活的日益粗鄙和平庸？值得当今的写作者深思。 至今还记得汪曾祺自我评价的一段文字：“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这是他的特点，可以对照我们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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