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电影天道略谈）
2011-04-02 18:39:57 出处：张志龙饮品
略谈《遥》一书中提及的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
在我的回复里，我说我认为“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这两个概念的选取不太好——与现有的解释发生了冲突，带来了混淆；并且主张把丁元英所说的“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分别改称为“顺势文化”和“逆势文化”，以便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理解。
当时的改称，只经过几分钟的略略思索；今天准备对此详述，重新翻了一下书，感觉这个问题并不完全像当日直觉上那么简单。
//丁元英韩楚风在正天饭店的对酌
丁元英说：“我们这个民族总是以有文化自居，却忘了问一句：是有什么文化？是真理真相的文化还是弱势文化？是符合事物规律的文化还是违背事物规律的文化？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丁元英芮小丹在工夫面馆的交谈
丁元英说：“透视社会依次有三个层面：技术、制度和文化。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芮小丹问：“什么是强势文化？什么又是弱势文化？”
丁元英说：“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也是期望救主的文化。强势文化在武学上被称为“秘笈”，而弱势文化由于易学、易懂、易用，成了流行品种。”
//“芮小丹”与王明阳的较量
芮小丹针锋相对地说：“这样讲，似乎你还算一条好汉。但我以为，强盗的本质是破格获取，破格获取与直接获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们没有自信与强者在同一个规则下公平竞争，这只能说明你是弱者，因为弱势文化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就是破格获取。所以，强盗的逻辑从本质上讲是最懦弱的生存哲学。所以，你不算好汉。”
//丁元英芮小丹在火锅店的交谈
丁元英说：“你沿着出国的感受往下参，跟着就参到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落后？你必然从现象参到制度、参到文化，因为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的产物。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足以让你拍着胸脯说：我们有文化。但是，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却不能让你挺着胸脯回答：我们有什么文化？因为有文化和有什么文化不是一个概念。”
芮小丹问：“那你说是什么文化？”
丁元英说：“是皇天在上的文化，是救主、救恩的文化。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从骨子里就是弱势文化属性，怎么可能去承载强势文化的政治、经济？衡量一种文化属性不是看它积淀的时间长短，而是看它与客观规律的距离远近。五千年的文化是光辉、是灿烂，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传统和习俗得过过客观规律的筛子。”
//丁元英芮小丹在家里的对酌
丁元英说：“因此我认为，中国应该多一个由你注册的强势文化传播公司，你应该整合你的社会关系资源，埋头学几年、干几年，吸纳、整合零散能量，从你的第一本书、第一个剧本、第一部电视剧做起，用小说的形象思维和影视艺术的语言去揭示文化属性与命运的因果关系，去传播强势文化的逻辑、道德、价值观。”
芮小丹说：“我就是想做这件事，心里非常冲动。不管我是不是自不量力，我就为这个去留学，争取有一天我能以我的方式告诉别人，神就是道，道就是规律，规律如来，容不得你思议，按规律办事的人就是神。”
//送给小丹的礼物——关于得救之道的讨论
一时间，报纸、电视、网上围绕着得救标准与得救之道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而林雨峰的微妙之死更激化了有识之士针对丁元英个人的痛斥。
《是法律的失败还是文化的失败？》一文摘录：
法律是社会道德的底线，是解决最基本、最表面的问题，不解决文化的根本问题，文化的问题只能由文化的觉悟解决。一个民族的文化属性就是这个民族的主，主宰着这个民族的文明、荣辱、兴衰。一个民族最强调道德的时候，正是这个民族道德最沦丧的时候。
《给强者的道德构建一个文化平台》一文摘录：
法律治标，文化治本。法律对于滋生法律的文化土壤无能为力，对于越过法律潜入文化土壤地带从事更大损害、更大掠夺的行为无能为力，法律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最软弱、最无奈的强大。法律的神圣是缘于道德文明的崩溃，关注弱势，激励强者构筑更高的道德平台和获得更大的综合效应，需要相应的社会文化。
《谁在移动道德底线？》一文摘录：
我们观想一个由人民政府制定了一个允许人民富起来的政策，如果这个允许人民致富的政策是这个政府对人民的恩赐，那么所有因为这个政策挣了钱的纳税人无疑应该对这个政府感恩戴德。如果这个允许人民致富的政策是这个政府本该如此作为的天职，那么所有因为这个政策挣了钱的纳税人就无须对这个政府感恩戴德，而是满意。如果用纳税人的钱帮助弱势群体，纳税人的荣誉、价值怎么体现？弱势群体应该对谁表示感谢？这个恩德应该记在谁的账上？纳税人是应该感恩戴德，还是应该享有荣誉？纳税人有没有可能在解决了自身的生存之后再去追求更高的生命价值？
《关于杀富济贫的思考》一文摘录：
构筑强者的道德平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道德平台太低，势必挤压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而过高的道德平台又必然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很少有人能攀援上去，没有可操作性。其次是过多的帮助不利于社会进步，弱势群体得到的输血越多，则自身的造血功能就越差，就越接近死亡。道德平台理想的高度，是优胜劣汰的法则与人人平等的道德两者之间的平衡。主流的文化，是优胜劣汰的文化，是不给落后观念生存空间的文化。然而，如果不关爱弱势，道德还有价值吗？等级是客观存在，如果我们连等级的存在都不敢承认，社会又怎么可能去建立一种更高级的道德文化？如果没有个体的文化价值的量变，又怎么可能会产生民族的文化价值的质变？
《弱势群体的得救之道在哪里？》一文摘录：
计划经济的弊端在于社会为弱势文化提供了生存、繁衍的温床，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依靠政治理想的教育。市场经济的弊端在于产生贫富两极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依靠社会利益调节机制。计划经济制度，政治是人的最高价值，获取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惟一通道是首先得到权力。市场经济制度，经济是人的最高价值，获取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通道多种多样。获取平等的社会值，就必须付出惰性的代价；获取活力的社会值，就必须付出等级的代价。这是由人的自然属性决定的，这就是天道，就是客观规律，而社会利益调节机制的制定则有赖于强势群体的道德价值指标和对社会稳定的天然需要。
《最好的强盗 最坏的英雄》一文摘录：
某某某杀了一个与他无怨无仇的人，葬送了这个行业惟一能与洋货抗衡的民族品牌，这不叫扶贫，这是杀富济贫。他把“扶贫”作为一面旗帜高高扬起，用那么多人的劳动、汗水、眼泪甚至鲜血把这面旗帜染得更红。
《当奶妈走了以后……》一文摘录：
假如没有某某某这样一个幕后人物，王庙村能有今天吗？然而有了这样一个幕后人物，王庙村就真能得救吗？它的本质仍然是在不是人呆的地方干不是人干的活儿，拼的就是“不是人”。这种以农舍和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具有先天发育不全的缺陷，根本谈不上高端技术储备和后续产品开发。如果以牺牲农民的基本生存权来换取竞争优势，将把相当一部分适合这种生产方式的产业拖入绝境，无异于打家劫舍、开仓放粮，陷入小农经济的低水平恶性竞争。
《扶贫的出路在哪里？救世主在哪儿？》一文摘录：
民无“主”，并非真的无主，而是没有对客观规律认识的“主”，只有依赖强者道德的“主”，即为“你要为我做主”，等待父母官的拯救。杀富可以济贫，但本质是济，不是得救。基督教让他们靠上帝，佛教让他们靠佛恩，传统文化给了农民什么？谁来给农民做主？农民的得救之道在哪里？
《假如“格律诗模式”蔓延》……
《弱势群体的得救之道在哪里？》……
《得救的标准是什么？》……
《以扶贫的名义……》……
《痞性？德性？道性？》……
《强者的逻辑与强盗的逻辑》……
…………
在这种特别时间、特别事件的大背景下，丁元英知道各种社会评论会铺天盖地，也知道自己会招惹一片嘘声。至于别人是什么观点？对与不对？他已经不再关心了，因为芮小丹不在了，这一切于他而言就没有意义了。
谁都知道，中国的文化属性是沉积了几千年的问题，决不是一时一地的一次讨论就可以有所觉悟。得救之道是一个久远的话题，这个事件所引发的有关法律、道德和文化属性的讨论仅仅是一种延续，人们今天讨论，将来还会因为别的事件继续讨论下去。
然而，丁元英这个名字却无疑已经臭名昭著。
除上述段落之外，书中记叙丁元英韩楚风二人在五台山与智玄大师论道时，有很长一段篇幅是直接论述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这也正是丁元英上五台山“讨个心安”的由来；这段是核心论述，全部引述如下：
//五台山论道
智玄大师放下茶碗，说：“施主上山并非为了佛理修证，有事不妨道来，贫僧虽老学无成，念句'阿弥陀佛’却还使得。”
于是，丁元英把“神话”、“扶贫”的来龙去脉以及已经做的和将要做的向智玄大师简要讲了一遍，并且着重解释了主观上的“杀富济贫”和文化属性思考。这显然已经不是简单的市场竞争，也不是简单的扶贫，而是基于一种社会文化认识的自我作为。
智玄大师听完之后沉思了许久，说：“施主已胜算在手，想必也应该计算到得手之后的情形，势必会招致有识之士的一片声讨、责骂。得救之道，岂能是杀富济贫？”
韩楚风随口一问：“那得救之道是什么？”
这一问使智玄大师突然怔住了，顿然明白了丁元英“杀富济贫”的用心和讨个心安的由来，说道：“投石击水，不起浪花也泛涟漪，妙在以扶贫而命题。当有识之士骂你比强盗还坏的时候，责骂者，责即为诊，诊而不医，无异于断为绝症，非仁人志士所为，也背不起这更大的骂名。故而，责必论道。”
丁元英说：“晚辈以为，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这是一个沉积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非几次新文化运动就能开悟。晚辈无意评说道法，只在已经缘起的事情里顺水推舟，借英雄好汉的嗓子喊上两声，至少不违天道朝纲。”
韩楚风来五台山之前只知道丁元英要拜见高僧大德，少不了谈经论道，却并不知道丁元英拜佛的具体目的，直到这时才完全明白。
智玄大师说：“以施主之参悟，心做心是，何来讨个心安呢？”
丁元英说：“无忏无愧的是佛，晚辈一介凡夫，不过是多识几个字的嘴上功夫，并无证量可言。我知道人会骂我，我以为佛不会骂我，是晚辈以为，并非真不会挨骂。大师缘何为大师？我以为是代佛说话的觉者。”
智玄大师略微思忖了一下，说：“贫僧乃学佛之人，断不可代佛说话，亦非大师。得救之道自古仁人志士各有其说，百家争鸣。贫僧受不起施主一个'讨’字，仅以修证之理如实观照，故送施主四个字：大爱不爱。”
丁元英双手合十给智玄大师恭敬行了一个佛礼，说道：“谢大师！”
智玄大师说：“弱势得救之道，也有也没有。没有竞争的社会就没有活力，而竞争必然会产生贫富、等级，此乃天道，乃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无弱，强焉在？一个'强’字，弱已经在其中了。故而，佛度心苦，修的是一颗平常心。”
韩楚风因为先前不了解情况，所以一直没有参与谈话。此时听了智玄大师一番话心生感慨，说道：“佛教主张利和同均，大师坦言等级乃天道与代价，不拘门户之见，令晚辈十分敬佩。晚辈在想，如果强者在公开、合法的情况下都可以做到杀掠，那么在不公开、不合法的条件下，弱势还剩下多大空间？佛度心苦虽慈悲，但人毕竟还有物质的一面。”
智玄大师对韩楚风笑了笑，说：“施主不必拘礼，请讲。”
韩楚风说：“如果主流文化能在弱势群体期望破格获取与强势群体期望更高生命价值的社会需求之间建立一个链接的纽带，或许更有积极意义。强势群体仅仅适用一般的竞争规则是不够的，主流文化应该对强势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构建强势文化体系，赋予强势群体更高的生命价值。当然，这首先是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
智玄大师说：“利和同均，不平等已在其中。”
韩楚风说：“主流文化，当是推动社会进步、改善社会关系的文化。如果人的行为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需要，那么这种价值无疑也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价值。当社会将道德价值全部锁定在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的时候，个人道德就没有价值空间了，既不利于鼓励强势对弱势的关注，也不利于社会整体道德素质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智玄大师说：“施主的观点与佛教的主张并不矛盾，不同的是施主认为主流文化应该给强者个人一定的道德价值空间。贫僧以为，无论功德记在哪一家的账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都将是众生的福报。”
韩楚风说：“只是，等级一直是我们社会文化的禁区，大家所以小心翼翼绕开禁区，是唯恐平等、尊严之类的东西受到伤害。”
喝过一道茶，智玄大师给大家续上一轮开水，对丁元英宽怀一笑，说：“释、道、儒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体系，施主这一刀下去，一个都没幸免哪，哈哈哈……”
丁元英说：“不敢，不敢。释、道、儒均是博大精深的学派，支撑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文明历程，是伟大的文明。但是，社会在发展，传统文化毕竟是以皇恩浩荡为先决条件的文化，讲的都是皆空、无为、中庸的理，以抑制个性而求生求解。当今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市场经济的民主与法制，诸家学说也面临一个如实观照而俱进的课题，是传统？还是传承？统则僵死，承则光大。”
智玄大师说：“施主尚未畅所欲言，不好。海纳百川，施主纵是沧海一滴，我佛也愿汇而融之。今日有缘一叙，自当请施主开诚布公，以利佛理修证。”
丁元英说：“晚辈叹服佛法究竟真理真相的辩证思维，如是不可思议。但是，晚辈以为佛教包括了佛法，而佛法有别于佛教。佛教以佛法证一，进而证究竟，最终是为给心找个不苦的理由，成佛，无量寿，极乐。佛教以假度真的方便法门住福相、住寿相、住果相，是以无执无我为名相的太极我执，致使佛教具有了迷信、宿命、贪执的弱势文化特征，已然障蔽佛法。晚辈以为，如果佛教能依佛法破除自身迷障，不住不拘个人解脱，以佛法的如是不可思议究竟生产力与文明的真理真相，则佛法的佛教即出离宗教的佛教，成为觉悟众生的大乘法度，慧于纲纪泽于民生，是名普度众生。”
智玄大师沉默不语，静静地看着丁元英，过了许久黯然感叹道：“得智的得智，化缘的化缘，烧香的烧香，坐禅的坐禅。”
丁元英和了一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丁元英（豆豆）给出了对“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直接解释：
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也是期望救主的文化。
并且加以通俗的说明：
强势文化在武学上被称为“秘笈”，而弱势文化由于易学、易懂、易用，成了流行品种。
进而指出了两种不同“文化属性”的影响作用：
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接下来的反思是：
我们的文化是怎样的文化？是真理真相的文化还是弱势文化？是符合事物规律的文化还是违背事物规律的文化？
中国为什么落后？你必然从现象参到制度、参到文化，因为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的产物。
作者给出的答案是：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皇天在上的文化，是救主、救恩的文化。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
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从骨子里就是弱势文化属性，怎么可能去承载强势文化的政治、经济？
作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弱势文化，于是随后讨论到了得救之道，这便是书中描述的媒体上关于得救之道的讨论和三个人的五台山论道。
作者在讨论中给出的初步结论是：
社会主体应当在一个公平公开的制度下自由竞争；在此基础上，主流文化应该对强势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构建强势文化体系，赋予强势群体更高的生命价值，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和社会关系的改善。
（这一理想恰恰于当今美国的市场竞争、社会福利和社会慈善相结合的制度文化异曲同工）
为了这一理想，丁元英向芮小丹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组建一个强势文化传播公司——用小说的形象思维和影视艺术的语言去揭示文化属性与命运的因果关系，去传播强势文化的逻辑、道德、价值观。
（这一建议旨在弥补学术研究与大众观念的脱节）
正因为书中所说的“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关系到了强者和弱者，所以我才在文章开头说：“感觉这个问题并不完全像当日直觉上那么简单。”
但是，这两个概念的冲突和混淆依然存在。关于这个问题，依然参看：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411566/
更何况，这两个概念本身并非是完全无懈可击的。
首先，作者对两个概念的解释在逻辑上并不是对称关系，这样的两个解释能否支撑起一对概念？
作者借丁元英之口说：“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也是期望救主的文化。”
期望破格获取，潜意识里期望救主，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这一诊断，在一定程度上号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脉；这是中国近几百年中形成的一种民族性格，也正是《遥》一书中不惜重墨描写的王庙村神话所要表述的核心问题。
然而，这一种民族性格，最多只是中国近几百年中的一种特定的社会观念；如果仅仅把弱势文化解释为这一种特定的社会观念，未免弱化了这个概念的内涵。
更何况，这种社会观念的形成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深入发掘中国历史可以找到这种观念的脉络与根源；简言之，法治的缺失和制度的不健全使得社会生活充满了不安定，再加上人治社会中个人权力对民生的干预和影响，使得中国民族心理中既有期望破格获取的投机性，又有期望救主救世的依赖性。
这难道不是社会的规律吗？
那么，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又该如何解释？
其次，强者和弱者，是否仅仅就是相应文化造就的？
作者依然是借丁元英之口说道：“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考虑一下“性格决定命运”这句俗话，我们可以做出类似的推理：民族性格决定民族命运。然而，前者除了一部分归因的意义之外，更偏重于对个人的激励；类似的后者当然也可以作为一种反思社会命运的一个思路，但如果简单地将之作为结论、作为决定社会命运的唯一因素，就太以偏盖全了。
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决定其命运的因素很多，固然这种文化属性（性格）起着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但除非之外，还有机会、机遇、机缘种种偶然因素的影响。
第三，期望破格获取和期望救主是不是一回事？
在第一点中讲到，中国民族心理中既有期望破格获取的投机性，又有期望救主救世的依赖性。事实上，中国的传统观念传统文化远比这两点概括复杂。《遥》一书中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皇天在上的文化，是救主、救恩的文化。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这样的结论，把问题归结于一个“靠”字，确实简明了，却不免极端、片面。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依然主张把书中的“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改称为“顺势文化”和“逆势文化”，解释如下：
顺势文化指顺应事物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文化。
逆势文化，或称非顺势文化，指不能顺应事物社会发展规律的文化。
这是基于文化的演化(Culture Evolution)做出的定义。
由此可见，顺势逆势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规律是发展变化的，在历史某一阶段的顺势文化，也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逐步变成逆势文化。
所以，支持中华文明走过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其本身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顺应着社会发展不断演化。由于近两百年间的社会巨变，人们通常把与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文化相对应的中国原本的文化一概统称为传统文化。这样的理解就好像一个大杂烩，包含的东西太多了，并不利于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反思。只是，社会的巨变已然发生并且继续发生着，过去帝国时代的（一部分）制度解体，当中一度还经历过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近二十年，市场经济的制度初步建立起来，与国际规则的逐步接轨（当然具体怎么接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此不述）也是必然趋势；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过去的观念确实表现出不适应的症状，因此将刚刚提到的传统文化称为逆势文化并不为过。这也是《遥》一书想要表达的意思。
书中的得救之道的讨论和五台山论道，其核心也正是转变观念、改进制度、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正像丁元英所说：“诸家学说也面临一个如实观照而俱进的课题”，主张的是传承、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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